“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区域集团人口及社会经济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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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区域集团组织的人口及社会经济总量大，对世界发展格局有重要影响。人口空间分布总体契合“一路”的发展，而社会经济方面差异明显，欧盟社会经济明显占优。中国向东盟、欧盟投资会有良好的预期收益，而加强同上合、东盟、阿盟等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今后，我国应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积极融入与区域集团组织的发展合作中，在已有集团组织中发挥积极作用，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关注并把握国际规则体系与治理体系等发展新动态。
关键词：区域集团;人口;社会经济;中国;应对
中图分类号：F1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9年10月31日
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倡议后，迅速成为促进沿线地区政策沟通、基建与贸易合作的重要构架，备受国内外学者关注。区域集团组织是全球非均衡发展和贸易利益失衡背景下，国家间通力合作、互助提升的有效平台。“一带一路”沿线也同样分布着诸多对世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区域集团。
一、要素非均衡分布加速区域集团化
人口与城市发展反映区域发展特征，从百万人口城市与城市化率的时空分布及其演变来看，存在明显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其中城市化率一直以欧美国家较高，新加坡及部分西亚国家的亦较为突出，东-中-南亚以及非洲地区部分国家城市化进程相对滞后。城市规模方面，百万人口城市主要分布在亚洲东部和南部、欧洲西部和南部、美国东部等美洲沿海地区，城市化率的地区并未呈现相对劣势，尤其是2000～2015年中国人口规模破百万的城市猛增，2015～2030年非洲中西部人口提升也明显较快。正是由于人口、社会发展的区域差异化格局，加之部分非公平贸易规则的设定，当前全球经济发展中存在利益失衡，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技术、管理及产品等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在此背景下，国家主体寻求利益最大化、提升国际话语权，与周边国家开展多领域合作，以降低限制性壁垒、协调货币与贸易政策等形成区域性合作集团，成效显著。此后多形式、多层次的区域集团数量增加、范围外延、合作与开放更加深化、联系更加紧密多样。可以说，区域集团化同样会提升人、物、信息的流通便利性，是经济全球化的阶段性、区域性体现，与多极化趋势也并行不悖，陈耀庭提出2020后或出现区域集团多极化的世界经济格局。据世界银行统计，全球只有十余个岛国和公国没有参与区域集团组织。平均每个国家参与5个，北方国家平均为13个。欧盟、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贸区等成为当今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区域集团组织。区域集团可按成员国发展水平分为发达国家（如欧盟）、发展中国家（如东盟）和混合型区域集团组织（如APEC）;按合作紧密度可划分为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如北美自贸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原欧共体）、经济同盟（欧盟）及完全经济一体化等。
二、“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区域集团的社会经济特征
（一）所选区域集团概况。基于“一带一路”的空间架构及国家、区域间联系性，选取欧洲联盟（欧盟，EU）、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ASEAN）、亚洲太平洋经合组织（APEC）、上海合作组织（上合，SCO）、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LAS）等5个“一带一路”沿线区域集团组织，具体如表1。（表1）
其中，欧盟以发达国家为主的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集团组织;APEC拥有约占世界40%的人口已经世界56%的GDP，其跨区广、国家类型多，也因此具有松散性的特点;东盟包括东南亚十国，此外邀请中、日、韩、澳、新、印等国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亦称“10+6”）谈判，进一步提升平台影响力;上海合作组织尚未在国际扮演非常活跃的角色，但“一带一路”构想将为其注入新的活力;阿盟维护阿拉伯国家合作、协调彼此关系，在西亚-北非地区具有重要作用。
（二）人口及其空间分布。人口是发展的基本。首先，从各组织的人口总量看，2015年欧盟总人口达5.1亿人，东盟人口达6.3亿人，阿盟人口为3.9亿人，分别占世界人口总量（73.5亿人）的6.94%、8.58%、5.33%。而包含中国等人口大国的APEC人口总量达28.2亿人，上合组织为30.8亿人，分別占世界的38.34%和41.90%。如此可见，本地区的发展对世界发展格局具有重要影响，促成“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区域集团间的良性互动将惠及超过世界2/3的人口。
其次，结合1980年、2000年、2015年以及2030年预测数据，共四个时间截面分析各区域集团人口的空间变化，其中APEC具有跨大洋性质，空间度量难以准确刻画，故暂不考虑。在人口分布变化中，欧盟保持了相对稳定，空间演变并不明显，这也意味着强化中国同欧盟的合作可不必寻找新连接点，而是基于当前结构进行合理优化与配置即可;东盟和上合组织都出现重心偏南移的趋势，其中上合组织的变化更为突出，其移动方向为西南向指向印度，东盟的变化进一步指向了东南亚中部，阿盟人口分布则出现了东移，这些变化也都指向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可以说为该框架下的高效合作提供了良好契机。
此外，2015年各区域集团的人口密度方面，东盟14.58万人/Km2的密度为最高，其中新加坡等国人口密度达到8，000万人/Km2，为世界最高值;欧盟12.02万人/Km2居于次席，其成员国人口密度相对均衡，整体也均较高;上合组织为9.34万人/Km2，亚太经合组织为4.69万人/Km2，与中俄等国面积广阔等因素相关;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2.996万人/Km2为最低。由此可见，在东盟、欧盟等集团组织开展贸易服务类投资的收益或最理想。（图1、图2）
（三）社会经济发展差异
1、国内生产总值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区域集团总量都有较大比例的提升，且2000～2015年提升幅度均高于1980～2000年，此外2015年及前十年平均GDP增速均在4%左右，但各主要区域集团总量差异明显、增率也不尽相同。其中，包含中美俄的APEC总量突出，增幅明显但增速方面同其余相比较为一般;欧盟总量方面为第二位，而其增速稍显滞后，不过2015年较前10年;相比之下，上合组织包含中俄印三个金砖国家，当前GDP表现为总量较大、提升亦较快，情况较为理想;阿盟与东盟总体上GDP体量不大，但东盟的发展状态较好。 2、城市化率方面：各集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且几乎以10%为档梯次分开，其中欧盟最高（74.8%），APEC与阿盟分别为62.7%和57.9%，而成员国主要位于亚洲东-中-南部的东盟与上合组织均未达到50%。按诺瑟姆城市化阶段划分来看，除欧盟达到城市化进程后期的成熟阶段外，其余均为快速发展的城市化中期阶段，这说明当前“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区域集团的城市化水平整体不高，也说明当前正处于本地区加速发展的关键期，且现有的相对优势完全可能在10～20年内被改变。
3、社会发展及基础建设方面：欧盟国家各类指标均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以铁路密度看，欧盟达到121.88m/Km，远高于其余四个区域集团（阿盟58.48m/Km、东盟29.67m/Km、APEC7.37m/Km、上合仅为1.04m/Km），通电率亦达到100%，而东盟与阿盟通电率尚不足90%;从能源结构上看，欧盟国家的化石能源消耗占比最低，也是唯一一个低于70%（69.8%）的，表明新能源发展相对较好，与之相比阿拉伯国家联盟的92.91%表现出了较强的非可持续性，但欧盟各成员国2014年的单位GDP能耗却整体较高，是值得本地区注意的;从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看，欧盟国家该值同样为最高，局势相对动荡的阿盟则不足90%。总的来看，中国最应通过“一带一路”加强同东盟、阿盟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而在能源方面可多与欧盟国家加强新能源及技术合作。
三、应对策略
区域集团组织是区域内部开展合作的有效便利平台。总的来看，“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区域集团组织发展水平差异明显，但是随着区域发展加快及开放性的提升，框架下本区域的集团间合作具有良好基础，中国应据此增强与相关集团组织的交流。
多元化、多极化的区域集团组织在世界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中国积极参与其中并充分发挥作用，也有助于中国经贸发展以及粮食能源安全等。中国参与的上海合作组织、APEC以及东盟十国延伸的RCEP，均是与“一带一路”具有强衔接性的区域集团组织，而“一带一路”也会其现有机制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应积极融入并建立多元区域合作渠道。当前世界发展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而中国是其中较为稳定性的因素，这也是吸引投资贸易的重要优势。另外，要将区域集团组织与国内发展规划相结合，顺应区域集团化趋势建设一批具有国际沟通与金融功能、适应交通需求的城市，依据实际需要建设相应的门户港口体系，建设并完善具有面向区域集团组织能力的港口体系，此举也有助于为新疆等地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将边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及对外开放格局纳入国家战略大局中，提升国内发展的空间相对均衡性。
基于相关区域集团的人口与城镇化水平，2015～2030年印度等地的人口总量及城镇化水平将有所提升，带来较大的社会经济，也带来中国同其合作、加强基建与投资机遇期;同上合组织中亚部分国家的合作中，要在加强基建的同时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阿盟人口重心呈现东移特征，为与其加紧合作提供有利条件，同时需要注意的是2015～2030年中非地区城市人口猛增，故可考虑加强阿盟国家交通的南向建设，以更好地服务于区域发展需求。
从社会经济特征看，要结合中国“一带一路”架构的空间特征，也要发挥中国新兴经济体的产业综合性优势。可将通讯类基础设施及社会公共服务类的合作目标重点置于东盟与阿盟，要并加强同二者的资源贸易及运输合作，将交通类基础设施合作重点置于上合组织内部及东盟地区，与欧盟要重点开展服务业及高质量商品贸易、加强能源技术合作，与亚太经合组织及东盟地区要加强能源结构调整的合作。此外，行业选择方面，要针对不同区域进行差异化的产业合作、产业转移与外包等等，同时“一带一路”融历史于现实发展之中，也应深入结合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合作，可优先考虑同上合组织、东盟等地支点国家加强合作。
区域集团组织本身是制度规则竞争下国家间提升竞争力与话语权的产物，故基于“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要充分考虑各国实际需求，这也有赖于针对性较强的研究的积极开展。我国是世界主要的新兴国家市场经济体，对国际新秩序以及话语权结构的重组产生愈发重要的影响。发展以及切实深化我国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研究可以更好地理顺我国面临的复杂的经济形势，以提出更具前瞻性和实效性的参考。
此外，新一輪区域协议内容有所扩展，部分区域集团组织准入标准提高，如TPP协议中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及劳工标准等。对于中国而言也需要提升自己的水平，顺应区域集团组织的发展趋势，在注重国内市场稳定性的同时，完善产权与劳务制度，提升本土制造水平，凭借质量打开国际市场，应对欧美等国再工业化的冲击，也有助于中国深化体制改革以及发展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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