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中心城市服务业结构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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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利用服务业结构变动幅度指数、服务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和服务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测度广州服务业发展特征。研究发现：2009～2017年广州服务业结构变动幅度呈W型波动状态且变动幅度逐年增强;服务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呈相对稳定态势，服务业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耦合度日益提升;服务业结构高级化趋势明显，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主要侧重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关键词：中心城市;服务业;结构合理化;结构高级化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0年1月14日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开始迈入服务经济时代。根据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加快服务业发展，推进服务业结构优化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合理的服务业结构对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十九大报告也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而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较高的技术进步水平以及對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较强的集聚能力，已经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新动能。
与此同时，世界城市化水平的高度发展使得国家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间的竞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广州已经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确立了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2018年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了70%，达到71.75%。然而与发达国家大都市相比，广州服务业发展过程中仍存在发展层次低、内部结构不合理等滞后现象。因此，本文利用服务业结构变动幅度指数、服务业结构合理化指数、服务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测度和分析广州2009～2017年服务业结构变化特征。
二、文献综述
自产业结构被纳入经济学研究范畴以来，产业结构演化被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产业升级过程是社会分工不断深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和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价值创造由产业链中间的制造环节向两端的服务环节不断攀升的过程。通过产业结构优化获取经济增长动力、改善生态环境状况，对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尤为重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提高我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键举措”。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标志是国民经济的发展使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先升后降，第三产业比重日趋增大;第三产业比重增大的趋势是在高服务需求收入弹性、高收入水平、闲暇时间多、生产信息化、社会化和专业化的条件下形成的服务需求上升律，与在第一、第二产业的高生产率等条件下形成的服务供给上升律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不仅表现在第三产业比重的增大中，而且表现在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演变中。郭克莎（2001），李江帆、曾国军（2003），李江帆（2005），邓于君（2010，2014）等对发展中国家和我国的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变趋势进行了分析，结论与国外学者基本一致，即认为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表现为流通部门比重下降，生活生产服务部门比重提高，传统服务业比重下降，现代服务业比重上升。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问题是产业发展的低质量和粗放发展，因此必须重视服务业结构演化的质量问题，通过服务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提升综合竞争力。现有研究对服务业结构演进规律、服务业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等关注较多，但对服务业结构调整的幅度和质量涉及较少，且主要从国家或省层面进行测度，较少从城市单元层面进行探讨。
三、服务业结构变动幅度指数分析
（一）计算公式。服务业结构变动幅度指数构建参考黄亮雄等（2013）、宋凌云等（2013）、马风华等（2016）的做法，公式设定如下：
Iitn=0.5indsharejit-indsharejit-1 （1）
其中，i、j和t分别表示省（市、区）、时间和行业;J为服务行业总数;n表示时间跨度。（1）式度量的是服务行业t年相对于t-1年的份额的总变化量。（1）式中indsharejit为t年服务行业j占广州服务业总额的百分比。上述指数度量期末各服务行业相对于期初份额的累计变化量，即度量当年相对于基期的产业结构变动幅度，值越大，表示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动幅度越大。该指数仅反映产业结构变动幅度，不能反映产业结构的具体变化方向。
（二）指数分析。以增加值1年期占广州服务业份额的产业结构变动幅度指数为例，分析广州服务业结构变动幅度指数的时间变化趋势。图1显示了2010～2017年广州和全国服务业结构变动幅度的变化趋势。从中可以看出，近10年广州和全国服务业结构变动幅度均呈W型波动状态。但是从数值来看，全国的变动幅度指数更高，而广州则基本稳定在0.02～0.03。其中，2010～2012年广州服务业结构变动幅度变小，2012～2014年变动幅度逐渐增大，2014年变动幅度达到最大值，随后2015年结构变动幅度较小，趋于稳定，2016～2017年变动幅度增大。（图1）
考察期内，国家层面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26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85号）、《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指导意见》（农经发[2017]6号）等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意见，将服务业发展作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广州市政府也积极响应，出台了包括《关于推进广州市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穗府办[2011]18号）等在内的措施和意见，并注重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制定了《广州服务经济发展规划（2016-2025年）》及细分服务业专项规划等产业规划助力服务业产业结构优化。
四、服务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分析
（一）计算公式 TL=
ln
/
（2）
（2）式中，S表示服务业产值;i表示部门;n表示服务业部门数;L表示就业人数。若TL=0，表示服务业结构处于均衡状态;若TL不为0，则表示服务业结构不合理，偏离均衡状态。
（二）指数分析。图2反映了全国、上海和广州服务业结构合理化指数的变化趋势。考察期内广州服务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平均值为0.258，低于上海同期的0.292，远低于全国的1.572，表明三者中广州的服务业结构整体最为均衡。与全国水平相比，上海和广州的服务业结构合理化指数更接近于0，说明穗沪服务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均较高，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图2）
整体来看，2009～2017年间广州服务业合理化指数变化不大，保持相对平稳的态势，并在近几年呈现下滑的趋势，其中2014年合理化指数最低，仅为0.227，是十年中广州服务业各部门间的協调发展程度以及生产要素合理有效配置程度最合理的一年。广州服务业结构已经呈现均衡化的特点，服务业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耦合度日益提升，服务业结构在近几年趋于合理化，表明广州市政府持续和稳定的政策引导下带来的服务业结构优化初见成效。与广州不同，全国层面服务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虽然在较高的数值，但下降趋势明显;而上海则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发展历程。
五、服务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分析
（一）构建方法。服务业结构的高级化表现为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比重的提高和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升级。本文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IBS（金融保险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来测度服务业结构高级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具有知识、技术密集和高附加值的特点，是创新的主要来源。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比重持续增加，表明服务业结构正在向高级化方向转变。
（二）指数分析。从表1来看，2009～2017年，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上海和广州两大国家中心城市，服务业结构高级化趋势明显，表明各地服务业发展重点均开始转向知识、技术密集度较高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三者中，上海服务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增幅最高，从2009年的0.382增长到2017年的0.477，增幅达到了24.87%;全国从2009年的0.264增长到0.305，增幅为15.53%，排名第二;广州则从2009年的0.323上升到2017年的0.350，增幅8.36%。（表1）
从数值来看，广州和上海的服务业结构高级化指数的十年均值远高于全国水平，充分显示了两大国家中心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从服务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均值来看，上海的指数均值达到了0.423，广州则为0.332，全国数值为0.284。广州对服务业的发展起步相对较早，2005年市政府就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发展的意见》（穗府[2015]51号），全国层面直到2007年才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7号）。近年来，广州市政府出台了包括《关于促进广州市服务业新业态若干措施》（穗府办20147号）、《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高端专业服务业的意见》（穗府办规[2018]22号）等一系列政策意见，并制定了《广州市加快发展科技服务业近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等细分产业规划，重点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培育提升其“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功能”。综合来看，现阶段广州服务业中传统服务比重较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相比而言，上海服务业结构高级化指数的高数值主要得益于其高度发达的金融服务业。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上海拥有内地仅有的两个证券交易所之一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时还建设了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及大量金融机构和相关服务产业。2017年上海金融业占其服务业的产值比重达到了25.2%，远高于同期广州的12.9%。
主要参考文献：
[1]陈洁，王耀中，姚辉斌.地区工资差异、FDI与服务业结构高级化——基于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的分析[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
[2]郭克莎.第三产业的结构优化与高效发展[J].财贸经济，2000（10）.
[3]黄亮雄，安苑，刘淑琳.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基于三个维度的测算[J].中国工业经济，2013（10）.
[4]李江帆，曾国军.中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升级趋势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3（3）.
[5]李平，付一夫，张艳芳.生产性服务业能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新动能吗[J].中国工业经济，2017（12）.
[6]马风华，李江帆.我国服务业结构调整四个维度的测度[J].经济管理，2016（2）.
[7]余泳泽，潘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并存之谜——基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视角的解释[J].经济研究，2019（3）.
[8]张少华.中心城市区域服务功能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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