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对东南亚大型项目投资风险归因及防控策略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张冰晔
摘 要：中国企业对东南亚大型项目投资额不断增长，投资国别及投资行业日渐多元化，而投资失败的项目、国别及行业相对集中。中国企业投资战略实施存在不足、回应利益攸关者诉求能力不足以及东道国政治风险及民族主义情绪是导致投资失败的重要原因。基于此，在政府层面需要加强政策沟通和协调;企业需要及时回应利益攸关者诉求，推进本土化经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中国国际商会和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要发挥行业机构职能，引导中国企业大型项目投资风险识别并做好专业服务。
关键词：中国企业;大型项目;东南亚;投资;风险
“一带一路”战略在过去6年多时间内取得了丰硕成果，随着该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必然会不断加大。在巨大的市场背后，投资项目运作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防控投资风险是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多是基础设施、资源、能源等大型项目，这些项目建设周期长，风险高，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多。东南亚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区域，也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吸引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的过半直接投资和30%的大型项目投资。因此，梳理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大型项目投资的结构特征及风险事实，进而总结经验教训，为未来的投资风险防范提供支撑。
一、中国企业对东南亚大型项目投资的结构特征
（一）已完成大型项目投资的结构特征
1.投资总额概况。按照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从2006年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超过1亿美元的大型项目跟踪看，从2006-2018年，中国企业对东南亚地区大型项目投资金额、数量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大型项目投资总金额从2006年10.8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198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超过了30%;投资大型项目的数量从2006年的2项到2018年的28项，年平均增长率超过了26%。从年份上看，2015、2017年两年增长最快，这主要得益于2015年中国对东南亚能源投资规模大幅增长以及2017年中国对东南亚物流行业投资规模大幅度增长。
2.投资国别分布。东南亚地区产业基础较差，基础设施建设比较滞后，为中国企业投资大型项目提供了机遇。2006-2018年间，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大型项目累计投资金额达到了975.7亿美元，累计投资项目总数145个，主要分布于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三国。在这三国的大型项目投资额占到对东南亚大型项目投资总额的68.3%。其中在新加坡的投资项目最多，达34项，累计投资额为300.9亿美元，占比为30.8%，投资领域集中在能源、不动产、物流等行业。在马来西亚的投资项目为30项，累计投资额为180.6亿美元，占比为18.9%，投资领域集中于能源、交通、不动产、矿产等行业;在印尼投资项目33项，累计投资额为140.6亿美元，占比为14.7%，投资领域主要集中于资源、能源等行业。除了这三国之外，中国企业对东南亚其他国家大型项目投资规模相对较小，投资项目也比较少，投资领域比较分散。2006-2018年，累计投资金额超过40亿美元的国家有柬埔寨、缅甸、越南、老挝四国，对文莱、菲律宾这两个国家投资额超过1亿美元的大型项目分别只有1项，均是能源产业。
3.投资行业分布。从投资领域分布上看，中国企业对东南亚大型项目投资主要是集中于能源行业，2006-2018年，能源行业的投资项目占40项，累计投资额达到了370.9亿美元，占比为38.7%。能源行业之所以成为中国企业大型项目投资比较青睐的领域，主要是因为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的能源、资源比较丰富，但这些领域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尤其是电力供应缺口大，资源开采能力有限。而我国企业在电力、矿产开采及冶炼等领域具备较强的技术及设备优势，能够满足这些国家的需求。不动产、物流、交通、矿产、金融等分别位于二至六位，其中不动产领域累计投资为140.1亿美元，占比14.6%;物流领域累计投资101.3亿美元，占比为10.5%;交通累计投资100.4亿美元，占比为10.4%;矿产领域累计投资达到了90.8亿美元，占比为9.4%。而农业、文娱、公共服务事业、化学化工产业的大型投资项目较少。总体而言，中国企业对东南亚大型项目投资领域从资源、能源等行业开始向物流、交通、農业、信息技术等行业扩展，投资领域的多元化一方面表明了中国企业大型项目投资风险承担能力在上升，同时也说明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竞争力在不断提升。
（二）大型项目投资失败的风险类型
1.治理风险引发的失败。东南亚国家的法治体系不够完善，市场体系不够成熟，绝大部分国家的营商环境较差。加上复杂的地缘政治因素及变动频繁的政治局势，导致了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大型项目投资面临着较多的不确定性因素，投资风险较大。美国国际国别风险评级指南机构 （ICRG）认为，东南亚各国除了新加坡处于低风险级别之外，其他国家均属于中高风险级别。2006-2018年间，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大型项目投资失败的金额呈现较大波动，但整体趋势是下降的，其中2007年投资失败达到了最大值，为73.6亿美元，主要是因为吉林富华公司在菲律宾一笔高达42.3亿美元的投资失败所导致的。富华公司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菲律宾反对党的反对，菲政府不得不毁约。
2.市场风险引发的失败。东南亚国家的产业结构比较单一。能源、矿产及其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企业在东南亚投资的主要领域，但这些行业在东南亚很多国家是属于敏感领域，不仅市场准入较高，而且还随时有被国有化的风险。2006-2018年间，能源、金属开采、交通建设是中国企业大型项目投资失败率最高的三大领域，这三大领域累计投资失败金额占到对东南亚大型项目投资失败金额的75%，其中能源行业投资失败项目数最多，为8项，累计金额为75.9亿美元，占比为36%，主要就是因为能源行业属于敏感领域，在东南亚很多国家受到的政治、经济掣肘较多。交通、金属开采等行业的投资失败率也比较高，失败项目数分别是5项和6项，金额均超过了38亿美元;农业、房地产、电信领域投资失败率是最低的，各有1项。 3.政治风险引发的失败。2006-2018年，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大型项目投资失败主要集中在菲律宾、缅甸、印尼和越南这四个国家，失败的投资金额分别为65.2亿美元、47.5亿美元、32.1亿美元和30.8亿美元，占比分别为31%、22.6%、15.2%和14.6%。这四国与中国或多或少存有领海争端、领土争端，越南还曾经与中国发生战争，总体而言对华并不友好，对中國企业投资较为敏感，限制颇多。这与ICRG发布的风险等级评估是相一致的，ICRG将风险值设定为1-9之间，其中菲律宾、缅甸的风险等级值均为7，印尼和越南均为6，属于投资风险较大的国家。在菲律宾投资失败最多，与该国的政治风险较大有直接关系，特别是该国民间反华情绪高涨，恶化了中资企业的投资环境。
二、中国企业对东南亚大型项目投资失败的风险归因
（一）海外大型投资整体战略设计亟待完善
中国企业对东南亚投资失败的24个项目当中，有6个项目主要是因为中国企业对大型项目投资的战略准备不足或投资策略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所导致的，如2017年招商局集团在越南收购集装箱港口，因为对取得特许经营许可证准备不足，到项目签约的时候还未申请下来特许经营许可证，导致投资失败。中国企业特别是在并购投资过程中，事先没有就项目交易方要求的股权分配、收购价格等问题作出充分考量就盲目进入谈判程序，导致投资失败。在很多情况下，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战略上，缺乏明确清晰的定位，缺乏风险预判及防范机制，致使在操作层面上，对投资或并购后的运营情况估计不足，因而加大了投资风险。任何企业在海外投资之前，应该对投资对象市场情况、投资合作方的运营情况做充分的调查，中资企业因为海外投资历程较短，经验不足，投资战略过于原则以及实施流程管控不严，在很多情况下无法充分估计项目投资风险。我国很少有企业在海外投资之前对投资项目市场、运营等情况作充分的尽职调查，部分企业甚至认为尽职调查是一项例行程序，调查过程流于形式，导致在交易实施中漏洞不断，降低了自己的谈判筹码。而在谈判过程中，我国部分企业因为对东道国合作方企业文化和企业价值观不了解，不能有效克服文化上的障碍，造成谈判过程容易陷入僵局，项目合作方对合作前景信心不足。这些问题看似并不能对投资成功与否起决定作用，但在无意之中就会加大企业的投资风险，且对投资之后的风险有放大效应。海外市场风云变幻莫测，任何的风险均有一个动态化的变化过程，企业在投资之前必须要做好充分的战略准备，并做好风险应对之策，“以静制动”来应对风险变化。
（二）有效处理利益攸关者诉求的能力有待提升
大型项目投资，并不只是中国投资方和东道国合作方，还会涉及到众多的第三方利益攸关者。由于中国企业处理利益攸关者诉求的能力不足，导致投资失败的案例较多。如中国南方电网在柬埔寨修建水电站，遭到当地居民抗议而失败;中国铝业公司在越南开采铝矿，因为排污问题遭到当地居民抵制而失败;中铁集团在缅甸修建铁路因环评程序未能公开，遭到当地民众抵制而失败。整体看，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大型项目有9项是因为第三方的诉求无法得到满足而失败。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主要是排污问题、环评问题、征地补偿问题、工人待遇问题等方面。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中资企业在投资过程与东道国政府或合作方谈妥之后也并不能保证投资一定成功，特别是大型能源、资源等项目，涉及到环保、征地补偿等问题。如果忽视了当地民众的诉求，投资是很难成功的。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在东南亚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中，除了要处理好与当地政府及合作方的关系之外，还应该注重与民众的沟通，在投资之前做好细致的调研，取得当地民众的支持。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引入现代经营理念，按照民主公开的原则，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妥善处理利益攸关者的诉求。
（三）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及民族主义情绪重视不够
东道国的政权更迭、政府政策变化以及民族主义情绪所导致的违约风险，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大型项目投资的主要风险。东南亚各国民族众多，民主传统薄弱，威权主义盛行，部分国家局部地区战争及冲突不断，加大了中国企业投资风险。2007年菲律宾政局动荡，导致吉林富华公司在菲律宾投资40多亿美元的玉米种植项目遭到搁浅，最终被迫终止投资;2014年泰国反独裁阵线联盟与泰国政府军发生了严重冲突，导致泰国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使得长城汽车在泰国的投资被无限期推迟，至今依然没有进展。特别是当中国企业与东南亚政府之间的投资合作，由于政府违约成本较低，任何政策变动均可能使得中国企业陷入被动。中兴通讯在菲律宾投资失败就是因为反对党的强烈反对，并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导致菲律宾政府不得不成立一个所谓的“中国企业投资监察委员会”来审查中国企业投资，使得很多项目被无限期延迟，给中国企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民族主义情绪则与政治风险息息相关，东南亚国家近些年来反华势力不断抬头，“资源民族主义”思潮泛滥，不仅政府违约风险高，而且还甚至强迫政府通过国有化的法律法规，使得中国企业大型资源类项目投资难以获得许可证，即便是获得许可证后也有可能被强迫国有化的风险。2012年印尼政府在国内反华势力的推动下修订了《矿产资源法》，规定外国企业在获得政府采矿许可证10年后，持股比例不能超过49%，多余的股份应该无偿转让给印尼政府;2014年印尼政府再次修改该法，要求外国企业开采矿石之后，必须精炼之后才能出口。
三、中国企业对东南亚大型项目投资的风险防控策略
（一）加强政府层面的沟通，夯实政策基础
具体而言：第一，在中国与东盟FTA升级版的基础上，中国政府要积极推进与东南亚各国签订双边贸易投资协定，构建政府贸易投资常规对话机制，消除各国的投资壁垒，提升投资的便利化水平。第二，在中国与东盟自贸协定框架下，着力构建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当前中国-东盟FTA升级版并没有就投资争端解决做出规定，这是导致中国企业投资频频受阻而投诉无门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国要加强与东盟各国的谈判，建立投资争端纠纷解决机制，允许中国企业在国内法、国际仲裁机制下自由选择解决路径，确保我国企业大型投资项目面对东南亚各国政府违约时能够及时获得法律救济。第三，商务部等部委要发挥主管部门的优势，强化与东道国政府部门之间的政策沟通，构建中国企业投资信息协同机制，实现对外投资的空间和时间错位搭配，避免中国企业之间开展恶性竞争。第四，针对东南亚地区变化莫测的投资环境及风险，商务部应该牵头其他部门构建一个政府性的海外投资风险预警机制及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为企业投资提供完备的信息服务。第五，借鉴日本等国家的经验，构建中国企业大型项目投资海外保障制度，构建“信用+融资+保险”综合支持机制，完善企业投资的资金来源。 （二）高度关注利益攸关者诉求，推进本土化经营
大型项目投资一般周期长、风险高，在地缘政治格局中比较敏感，对自然及生态环境有一定的破坏。加上中国企业在大型项目投资方面缺乏相关经验及风险规避机制，容易引发投资目的地民众的抗议或抵制，无形中增加了很多不确定的风险。因此，第一，中国企业在大型项目投资之前要做好充分的调查论证以及实地考察，制定详尽的投资方案及风险防范机制，预先判定并识别可能存在的风险并做好应对。第二，在谈判过程中，要从战略、战术层面做好充分准备，根据谈判形势变化随时更正策略，特别要随时更新利益补偿及利益分享的具体方案。第三，借鉴跨国公司的投资经验，大力推进本土化经营，深入了解东道国的经济法律及市场规则，尊重本地员工的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第四，注重“思路精神”的传播，强化在投资过程中与投资目的地民众之间的沟通，建立定期沟通机制，认真听取他们的诉求及关切，构建利益分享机制及落实好利益补偿制度。第五，加强文化交流，推广中国企业价值文化，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树立中国企业形象，化解东道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三）发挥行业协会的服务优势，助推企业化解风险
任何单个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受制于人才、信息、技术、资金等问题，无法全面了解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及投资信息。由此，作为行业机构需要发挥服务优势，为企业海外大型项目投资提供应有的支持。具体而言：第一，中國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应该充分利用其对国际贸易投资信息了解的优势，积极关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市场行情，为中国企业大型项目投资提供信息预警帮助;同时还需要深入了解各类企业在投资大型项目过程中的现实困难和诉求，提供技术、法律及产业指引，帮助企业提升化解风险的能力。第二，中国国际商会应该充分发挥其对外交流优势，与东南亚各国政府部门、商业机构建立合作机制，向东道国政府反映中国企业投资诉求，为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投资提供多种形式的法律、市场信息咨询。第三，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要利用其投资合作促进机制，做好新的投资市场开拓，充分研究东南亚各国引资需求及偏好，协助中国企业做好先期市场调研及论证，为不同企业大型项目投资提供“一对一”的定制服务，帮助企业拓宽投资渠道及创新投资模式，提升抵抗风险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对外投资与风险蓝皮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家风险报告（2017）[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98-108.
[2] 张晓涛，刘亿，王鑫. 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大型项目投资风险[J]. 国际贸易，2019（8）：60-71.
[3] 弓联兵，王晓青. “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国家的政党轮替风险及中国应对[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5）：150-157.
[4] 廖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中国企业投资印尼研究[J]. 亚太经济，2018（1）：126-132.
[5] 孙焱林，覃飞. “一带一路”倡议降低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吗[J]. 国际贸易问题，2018（8）：66-79.
[6] 张述存.“一带一路”战略下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布局的思路与对策[J].管理世界，2017（4）：1-9.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2/view-1518388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