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深农业类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影响因素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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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君民 张源
【摘要】 文章以沪深农业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借鉴修正的琼斯模型，考虑农业类上市公司生物资产的特点，将生产性生物资产加入琼斯模型，构建新的回归模型，用SPSS 17.0多元回归分析，实证分析了沪深农业类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发现沪市与深市农业类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影响因素存在差别：沪市农业类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与国有股比例、流通股比例、董事会规模、公司规模正相关，与董事会的独立性负相关，而深市农业类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与销售费用变动额、资产减值损失变动额、国有股比例、公司规模正相关，与董事会的独立性呈负相关;最后对其盈余管理行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农业类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實证分析;控制措施
【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812（2020）06-0039-07
一、引言
农业企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对乡村振兴起着关键性的促进作用。发展好农业类上市公司对乡村振兴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对解决“三农”问题也有很好的战略价值。
国内外关于盈余管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方面，Bernard Raffoumier（1995）[1]研究表明瑞士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以及盈利能力与盈余管理程度呈显著负相关;Muhammad Awais Gulzar（2012）[2]研究表明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因素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江丽娜（2015）[3]研究发现ST公司的盈余管理与销货收入、应收账款、固定资产的折旧等显著相关;杜慧鸣（2018）[4]定性研究表明，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市场效率低下、会计准则不足及外部监督不利等因素是盈余管理行为产生的主要影响因素。同一行业在不同的证券市场也存在不同的表现，深市沪市在相互关联的同时也存在差异。
特殊行业的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研究方面，高旻、严骏（2015）[5]研究表明食品行业上市公司更偏向于利用营业外收支和资产减值准备来管理企业盈余。张芫、张建平（2015）[6]研究了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影响因素，发现管理层的货币性薪酬、股权激励均与盈余管理呈正相关关系。薛园园（2016）[7]研究表明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审计事务所类型、净资产收益率、销售费用、预收账款的相对变化额、企业的总资产规模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情况与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显著负相关。
农业类公司的盈余管理方面，王婷（2009）[8]研究表明单位农业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利润、其他业务利润、投资收益、补贴收入的变化和营业外收支净额的变化是净利润的5个影响因素;李明（2010）[9]定量研究表明农业上市公司存在盈余管理，利用调整营业外收支净额和主营业务收入的手段调节利润;赵青（2015）[10]定性研究表明农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较低，且盈余管理现象普遍存在。
经过对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研究多针对总体市场、制造业、房地产业等，针对农业类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的研究甚少。针对沪市与深市农业类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的对比研究更少，而沪深两市有着不同的政策、不同的市场、不同的上市公司等，它们相互影响、相互关联。
本文在分析农业类上市公司特点的基础上，根据CSMAR数据库中的数据，比较沪市和深市农业类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促进农业类上市公司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二、研究设计
（一）农业类上市公司的特点分析
农业类上市公司的产品受农业弱质性的影响，生产经营受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的双重影响，一些企业具有一定的公益性，也因事关国家的粮食安全而享受着来自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信贷优惠或其他各种形式的补贴。据调查，我国农业类上市公司享受政府补助的公司数量及政府补助占利润的百分比仅次于信息技术类上市公司。企业接受政府补助，不仅直接增加了企业的利润，而且政府补助还是企业非经常性损益的主要来源，这种损益的随机性和波动性，以及会计人员在确定政府补助是与资产相关还是收益相关方面的职业判断，都给企业留下了盈余管理的操作空间。目前我国农业类上市公司在股权结构上，流通股比重低，非流通股相对过于集中，国有股占比很大，流通股相对比较分散，机构投资者占的比例非常小。此外，农业类上市公司外部独立董事较少，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作用非常小，独立性受到影响，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能较好地实行股票期权激励政策的上市公司很少，在对管理层的行为约束上存在较大风险。由于盈余管理本身具有两面性，因此，加强对盈余管理的研究，对证券市场安全及质量至关重要。基于此，根据农业类上市公司的特点，本文选取资产减值、政府补助、股权结构、管理层激励、董事会特征、销售费用等6个因素，提出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的9个假设，专门研究其对农业类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
（二）研究假设
1.减值损失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对资金密集、亏损风险较大的农业类上市公司来说，常用的盈余管理方式之一就是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郭艳萍等（2013）[11]对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亏损的公司一般少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而当期盈利较好的公司往往会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以防将来年度的亏损。薛松（2008）[12]的实证研究发现，与一般企业不同的农业类上市公司会在企业产生巨额亏损的年度多计提减值准备，加重当期亏损;在被ST处理的年度转回巨额减值准备，增大当期利润，以达到扭亏为盈的目标;盈亏平衡的年度多转回减值准备，增加当期利润以避免亏损;计提和转回的对象主要是存货和应收账款，可见新准则“遏制利润操纵”的功能对农业上市公司影响甚微。当农业类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损失相对变化额较大时，说明可能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农业类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损失的相对变化额与盈余管理呈正相关。
2.政府补助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政府补助，是指除了政府作为投资者投入的资本以外的，政府向企业无偿转让的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政府补助的方式主要包括：财政资金拨款，财政贴息，退税，无偿转让非货币性资产。直接和无偿是政府补助的两大特点。农业行业是获得政府补助的最多的行业之一，这也是农业类上市公司健康稳定发展的保障。政府补助分为两种：与收益相关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递延收益，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具有资产的性质，计入递延收益，也就是它会随着资产的使用计入成本影响到损益。因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不能在收到的同时全部确认为当期收益，而是平均分配到该资产的各个使用期间内，计入后期的损益。资产类政府补助不会在一开始影响到损益，看上去对损益的影响也很小，但是当资产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时，企业就可以估计资产的净残值，选择折旧方法、折旧年限来调节盈余，影响利润的分布。
政府补助是营业外收入的一部分。上市公司无法弥补亏损时，会向政府寻求帮助，政府补助就成了营业外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利润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农业类上市公司的政府补助与盈余管理呈正相关。
3.股权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国家作为部分农业类上市公司国有股的控股股东，有较大的控股权，委托代理人——政府机关人员作为外部监督者监督企业的运营，然而代理人只有剩余控制权，没有剩余索取权，这使其缺少足够的动力去有效监督制约管理层。而管理层为了达到自身的利益目的，实现薪酬契约的盈利水平，就会对会计报表进行粉饰，产生盈余管理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农业类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呈正相关。
流通股股东有权利参加股东大会，是公司股东的一部分，选举或更换董事会的成员，监督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根据同股同权的原则，持股越多，比例越大，投票的权重越大，就越有代表性。一般的，上市公司的流通股比例越高，股东对经理层的制约越大，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就会减少。
若企业股权太过分散，股东不能近距离地接触企业，信息不对称性就会更加严重。因为股东监督经理层需要成本，为了节约成本，又能享受利益，分散的股东会产生“搭便车”的心理，经理层就有动机对利润进行盈余管理。如果企业的股权高度集中，大股东持股占比大，他们会积极地监控管理，参与公司治理。当大股东的比例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他们拥有实际的控制，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利益，就会影响会计信息质量，对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造成损害。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农业类上市公司的流通股比例与盈余管理呈负相关。
4.管理层激励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根据委托代理理论，随着经营权和管理权的分离，二者之间就会存在利益冲突，为了激励代理人努力工作，与代理人签订激励契约。然而，代理人的薪酬取决于公司的盈利水平，代理人会通過对会计政策的选择，来使自己利益最大化。为了让管理层以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管理层持股将管理者和股东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有助于减少其盈余管理的行为。管理者的薪酬由当期经营绩效决定，如果把部分薪酬以股份的形式支付给管理者，管理者将不能获得现时报酬，使得其重视公司的长远期利益。所以，管理层的持股比重越大，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小。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农业类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呈负相关。
5.董事会特征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董事会在公司内部掌管着公司事务，代表股东监督管理层，对盈余管理和财务报表的质量有重要影响。董事会人越多，各董事之间的沟通就越复杂，规模越大，决策的效率就会受到影响，对管理者的监督也就越难，董事会的监督作用就不能得到有效发挥，为管理层实施盈余管理提供了“可能”。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6：农业类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规模与盈余管理呈正相关。
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存在，是为了更好地监督管理层，独立董事的比例越高，越能监督管理者的行为，越能减少盈余管理的可能。董事会的独立性影响其对公司管理层的制约和监督能力。一般的，独立董事为了提升自己在监督、决策上的声誉，他们比内部董事能更好地行使监督的职能。当股权分散时，外部独立董事的监督更加重要。独立性较强的董事会能减少管理者的盈余管理行为。调查显示，公司独立董事比例越高，盈余管理现象就越少。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7：农业类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的独立性与盈余管理呈负相关。
监事会是由股东大会选举和公司职工民主选举组成的常设监督机构，独立于公司董事会和经理等管理人员，对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监督和检查，监督并纠正其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防止董事会、经理滥用职权，损害公司和股东及第三人的利益，代表股东行使监督职能，保证公司合法有序地正常经营。监事会规模和监事会开会次数能有效抑制盈余管理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8：农业类上市公司的监事会规模与盈余管理呈负相关。
6.销售费用对盈余管理的影响。销售费用作为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组成之一，对利润产生影响。农业类上市公司投入销售费用，进行营销活动，提升产品的知名度，吸引客户购买。因为销售费用对当期利润具有调节功能，而管理层有对销售费用进行控制的权力，因此，管理层就有可能利用投入销售费用来进行盈余管理。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9：农业类上市公司的销售费用的相对变化额与盈余管理呈正相关。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以2013—2017年我国沪深两市农、林、牧、渔业上市公司的最新年报数据为样本，研究2013—2017年期间符合下述两个条件的样本：（1）2017年前上市且未退市的上市公司;（2）财务数据完整。共得到38个样本，数据主要来源是CSMAR数据库。利用EXCLE函数countif和vlookup剔除2016年后新上市的公司，因为计算盈余管理需要前一年的财务数据，剔除当年新上市公司，且剔除数据不全的公司，所需数据包括财务数据、大股东持股数据等。 （四）变量定义
因变量的确定：考虑到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负向的，所以本文利用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计量研究的盈余管理水平，主要借鉴Dechow、Sloan、Sweeney（1996） [13]等人提出修正的琼斯模型。
考虑农业类上市公司生物资产这一特殊资产，将生产性生物资产加入模型，构建新的计量模型如下：
公式中?i，β1i、β2i系数是由
回归取得。
其中，NDAit是i公司第t年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额，Ait-1是i公司第t-1年的总资产。?REVit为i公司t年销售收入的变动额，?RECit为i公司t年的应收款项变动额，?REVit -?RECit是i公司第t年的营业现金流入变动额，PPEit是i公司第t年的固定资产，BAit是i公司第t年的生产性生物资产。操控性应计利润DA=总应计利润TA-非操控性应计利润NDA。总应计利润TA=净利润-经营活动的现金净流量，计算出∣DA∣。
（五）模型建立
本文通过下面的模型，对农业类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DA∣it=β0i+β1iX1it+β2iX2it+β3iX3it+β4iX4it+β5iX5it+β6iX6it+β7iX7it+β8iX8it+β9iX9it+β10iX010it+ εit
其中∣DA∣it代表i公司在t年的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其余自变量及控制变量的定义见上页表1。
三、沪深农业类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影响因素对比分析
（一）模型分析及检验
1.模型整体拟合度检验。用EXCEL计算1/Ait-1、（ΔREVit-ΔRECit）/Ait-1、（PPEit+BAit）/Ait-1，依据公式：总应计利润=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計算因变量TAit/Ait-1，利用SPSS进行回归分析。
在表2的检验结果中，R为0.279，R2为0.078，在计量经济学中，R2越接近1，拟合优度越高，但是允许样本量大于30的拟合优度偏低。虽然R2数值较小，但也满足了计量经济学的要求。对于农业类上市公司而言，这样的拟合优度无疑算好的。
2.模型整体有效性检验。表3中，模型整体的F值是5.243，p值为0.002，远远小于0.05，说明模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本文选择扩展的琼斯模型来研究我国农业类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是有效的，该模型的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
3.模型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由表4可知，（PPEit+BAit）/Ait-1、（ΔREVit-ΔRECit）/Ait-1的p值分别为0.025、0.001，小于显著性水平0.05，说明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1/Ait-1的p值为0.515，大于显著性水平0.05，没有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回归方程不显著，原因是总应计利润中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比重较大，也就是说总体应计利润受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影响最大。这一分析结果表明2013—2017年我国农业类上市公司存在盈余管理行为。
（二）农业类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1.沪市农业类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影响因素分析。对建立的多元回归方程∣DA∣it=β0i+β1iX1it+β2iX2it+β3iX3it+β4iX4it+β5iX5it+β6iX6it+β7iX7it+β8iX8it+β9iX9it+β10iX10it+ εit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参数β0i、β1i、β2i、β3i、β4i、β5i、β6i、β7i、β8i、β9i、β10i的值。多元线性回归表见表5、6、7。表5中，R2为0.517，表6中可以看出p值是0，如果假设显著性水平?是0.05，0显著性水平小于0.05，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显著，回归模型存在线性关系。
各系数反映各自变量对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程度，从表7可以知道，国有股比例X3的p值为0.014，董事会规模X6的p值为0.053，独立董事规模X7的p值为0.093，小于显著性水平0.1或0.05，根据系数所示，国有股比例与盈余管理水平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董事会规模与盈余管理水平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独立董事规模与盈余管理水平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假设3、6、7成立。
资产减值损失变动额X1的p值为0.784，上市公司获取的政府补助X2的p值为0.875，流通股比例X4的p值为0.012，流通股比例与盈余管理水平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假设为负，管理层持股X5的p值为0.154，监事总规模X8的p值为0.809，销售费用变动额X9的p值为0.618，大于0.05，也大于0.1，所以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资产减值损失变动额、政府补助、管理层持股比例、监事总规模、销售费用变动额与盈余管理水平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相关性较低，因此假设1、2、4、5、8、9不成立。
公司规模X10的p值为0，远远小于0.05，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个控制变量有意义，说明公司规模越大，盈余管理水平越小。
本文提出的9个对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的假设中，对于沪市农业类上市公司而言，假设3、假设6、假设7得到验证，假设4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反向相关，假设1、假设2、假设5、假设8、假设9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2.深市农业类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影响因素回归分析。与沪市农业类上市公司的分析类似，同样对深市农业类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对建立的多元回归方程∣DA∣it =β0i+β1iX1it+β2iX2it+β3iX3it+β4iX4it+β5iX5it+β6iX6it+β7iX7it+β8iX8it+β9iX9it+β10iX10it+εit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参数β0i、β1i、β2i、β3i、β4i、β5i、β6i、β7i、β8i、β9i、β10i的值。多元线性回归表见表8、9、10。 从表8中可以看出，R2为0.587，判定系数R2接近1，说明拟合度较高，方程有意义。从表9中可以知，F检验值为14.780，大于临界值，p值是0，如果假设显著性水平?是0.05，0显著性水平小于0.05，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显著，回归模型存在线性关系。
各系数反映各自变量对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程度，从表10可以知道，资产减值损失变动额X1的p值为0.014，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所以资产减值损失的变动与盈余管理水平是显著的线性关系，且系数为正，说明资产减值损失与盈余管理水平正相关，所以假设1成立。资产减值损失会导致发生盈余管理行为。
上市公司获取的政府补助X2的p值为0.626，大于0.1，所以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政府补贴与盈余管理水平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两者是不相关的，因此假设2不成立。从国有股比例X3的p值可以看出，国有股比例X3的p值为0.037，小于0.05，所以国有股比例与盈余管理水平有显著的线性关系，且系数为正，说明国有股比例与盈余管理水平正相关，所以假设3成立。国有股比例越高，农业类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高。
流通股比例X4的p值为0.644，假设显著性水平?为0.1，0.664大于0.1，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所以流通股比例X4与可操控性利润，也就是盈余管理水平不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所以流通股比例X4与盈余管理水平不相关，假设4不成立。
管理层持股X5的p值为0.107，大于显著性水平，未能通过检验，表明管理层的持股X5和盈余管理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假设5是不成立的。这说明，股权激励虽然能降低盈余管理的水平，但是因为我国公司管理层普遍的持股比例较低，未能发挥其控制的作用。
从董事会规模X6的特征来看，董事会规模X6的p值为0.137，大于0.1，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所以董事会规模X6与可操控性利润不相关。所以，假设6不成立。独立董事规模X7的p值为0.068，小于显著性水平，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独立董事规模X7与盈余管理水平有显著的线性相关，独立董事规模X7系数为负，所以假设7成立。农业类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的独立性与盈余管理呈负相关，这说明独立董事人数多，比例大，能减少盈余管理的行为。董事会监督作用的有效性一定程度上由其与内部人的相互独立程度决定，独立董事的出现则被认为是提高监督效率、抑制盈余管理的工具。监事总规模X8的p值为0.514，大于显著性水平，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所以，假设8不成立。销售费用变动额X9的p值为0.061，小于显著性水平0.1，所以深市农业类上市公司销售费用的变动与可操控性利润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即假设9成立，且系数为正，说明销售费用与盈余管理正相关。
公司规模X10的p值为0，远远小于0.05，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个控制变量有意义，说明公司规模越大，盈余管理水平越小。
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9个对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的假设中，对于深市农业类上市公司，假设1、假设3、假设7、假设9得到验证，假设2、假设4、假设5、假设6、假设8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我国深市农业类上市公司整体的特点与沪市部分公司还存在差异，不能一概而论，对于不同市场的农业类上市公司应该因地制宜完善政策。
3.滬深两市农业类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的比较。根据以上数据分析可以知道，我国沪市农业类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与国有股比例正相关，与流通股比例正相关，与董事会规模正相关，与董事会的独立性负相关，与公司规模正相关。然而，深市农业类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与资产减值损失变动额正相关，与国有股比例正相关，与董事会的独立性呈负相关，与销售费用变动额正相关，与公司规模正相关。通过沪深两市农业类上市公司数据对比实证检验结果分析如下：
（1）盈余管理行为普遍存在于我国农业类的上市公司。农业类上市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要是与农业生产经营相关的项目。由于农业类上市公司生产对象、产出情况极其依赖自然环境，所以自然环境的好坏决定着农业类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农业类上市公司是周期长、高风险、低收益的行业，农产品加工企业不同于一般企业，其销售模式多属经销商代销，上游多是小农户而不是公司，交易无迹可寻，这给核查其真实性带来困难;存货盘点困难，例如养殖业、林业等盘点和存货价值难以准确计量;农业类上市公司投入大回报小，国家为保证粮食安全、推动农业发展，对农业类上市公司给予了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也为盈余管理“提供了空间”。
（2）通过实证检验证明：作为控制变量的资产总额和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说明我国农业类上市公司的规模越大，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越高，这也是整个证券市场的共性。大企业的政治成本和承担的税收支出均大于小企业，且面临着更严格的政策管制，为了降低政治成本，企业对盈余进行调整，将利润递延至未来。此外，资产规模大的公司盈余管理空间较大：第一，规模大的企业生产能力强，销售网络健全，可以通过大量生产产品，以降低产品单位成本，在已经打开的市场平台提供促销活动能刺激消费，通过提高销售量和降低单位成本来提高当期利润。第二，规模较大的企业拥有更多的关联方，与这些关联方或者经销商的关键人员在生产销售方面相互配合，更容易进行盈余管理。
（3）深市农业类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水平与资产减值损失变动额呈显著正相关，而沪市没有体现相关性。计提与转回资产减值是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常用手段，第一，资产价值的会计计量方法有多种，包括市价、可收回金额、净价、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可变现净值、估计售价、使用价值、转让价值等，会计人员可以通过主观判断。农业类上市公司生物资产的特性使得价值计量标准的选择多样，造成计算方法的选用会有偏差，最终影响着当期损益。第二，资产减值的转回。如果企业预测未来的经营状况不好，可能会有较大亏损，就会在经营状况较好的某一年度计提大量的资产减值，在以后经营亏损时慢慢转回，以缓解企业的亏损状况，达到粉饰利润的目的。为此，2017年颁布的新资产减值准则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不得在以后年度转回，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部分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从表11和图1也可以看出新准则的实施对沪市农业类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然而深市依然存在利用资产减值调节盈余的行为，这说明新准则在执行过程仍需不断加以完善。 （4）我国深市农业类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和国有股股东的持股比例正相关，这一点在沪市有相同的体现。由此可见，我国农业类上市公司国有股股东的缺位严重，影响了所有者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有效监督和控制。
（5）我国沪市和深市农业类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和董事会的独立性都呈负相关。独立董事即非执行董事，独立于公司股东和管理者，不受公司股东及其管理层的约束，是独立的外部监督者，能做出独立的判断，所以，独立董事越多越有利于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6）深市农业类上市公司流通股比例与盈余管理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检验，没有体现相关性，然而沪市农业类上市公司的流通股比例与盈余管理正相关。随着我国证券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的不断深化，证券市场的不断完善，深市农业类上市公司利用股权性质进行盈余管理行为得到有效的管控，然而，沪市农业类上市公司流通股比例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依然较大。这说明股权分置改革还存在缺陷，需要更深入的完善。
四、对策建议
经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盈余管理在我国农业类上市公司还普遍存在着，资产减值损失变化额、流通股比例、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独立性以及国有股比例是盈余管理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规范农业类上市公司经营管理行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细化资产减值标准及披露
新资产减值准则中，判断资产减值的7个标准虽然已有较为明确的判断方法，但仍存在较大的主观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随意性较大，容易为管理者提供盈余管理的操作空间。利益相关者和监管部门仍需密切关注农业类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的处理变化，以准确判定其真实盈利水平。在会计准则的制定上，细化计提减值准备比例或范围，对未来现金流量净值和可回收金额建立一个具体的衡量机制，从而降低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随意性;对附注中披露与资产减值有关的信息，是“必须”而不是“应当”，提高准则执行的强制性。通过不断完善财务报告披露机制，增加信息透明度，保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二）进一步改善农业经营和投资环境
从经济政策上，政府应支持农业经济发展。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改变农业类上市公司经营不善、连年亏损的问题，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应积极完善土地制度，支持农业发展，增加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农业投资环境，积极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以改善农业类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政府也可以出资，引进农业类的技术人才，减轻农业的税收负担，把直接的补贴转化成间接的优惠，使农业类上市公司专注于农业经济发展上。
（三）不断完善管理层激励和独立董事政策
加强董事会、监事会建设，以牵制经理层。上市公司应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在激励管理层的同时，监督并约束其行为。治理结构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股东、董事会、监事会和高层管理者相互牵制，相互制衡，应建立合理的制衡机制。建议聘用一些学历较高、资历较深以及有丰富农业经验的人担任独立董事，提高独立董事薪酬，增加层级之间透明度，方便管理层与独立董事的沟通，让独立董事参与公司的决策经营，以便更好地监督企业运营，预防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保护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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