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百色农村居民收入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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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我国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必须实现民族地区的全面脱贫。民族地区扶贫攻坚刻不容缓，因此研究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因素对于扶贫攻坚的大局有着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首先介绍调研地区农村居民基本信息与民族特征;其次，运用多项Logit定序回归模型，就多种影响因素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年收入效应进行测度，并得出相应的结论;最后，根据这些结论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提出建议。
　　 关键词：贫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年收入
　　 本文系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广西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研究”（编号：MYYJ19S10）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F126.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0年4月3日
　　 一、引言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关系到我国的长治久安与繁荣发展。民族地区特别是民族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人民的收入对于国家稳定、民族团结有着重要的影响。截至2017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3，046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289万人，减贫脱贫取得了明显效果，但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依然突出。根据《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进展报告（2017）》显示，截止到2016年底，中国民族八省（区）共有农村贫困人口1，411万人，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32.5%。可见，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贫困问题比较严重，这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民族稳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必须实现民族地区的全面脱贫。民族地区扶贫攻坚刻不容缓，因此研究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因素对于扶贫攻坚的大局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目前，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研究中，主要是对民族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收入的差距进行的比较研究。丁赛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的农村村落调查数据，对农村地区汉族村和少数民族村年人均纯收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性经验分析，得出了少数民族村年人均纯收入较汉族村低的结论。刘林、李光浩和雷明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和自助法，研究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可以显著提高少数民族农户的收入水平，其中，人力资本对中高收入者更有利，是拉大少数民族农户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
　　 本文则不仅限于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族际收入差异的研究，而是对民族地区整体农村居民的收入影响因素进行探究。文章首先介绍调研地区农村居民的基本信息与民族特征，其次运用多项Logit定序回归模型就多种影响因素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年收入的效应进行了测度并得出相应的结论，最后根据这些结论对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脱贫攻坚提出建议。
　　 二、调查方案及调查对象基本信息统计
　　 （一）调查方案。课题组主要对广西百色右江区和隆林县两地的农村居民的个体和社会特征等系列问题进行了统计问卷设计、问卷调查和数据采集与整理工作。本次调查共发放了233份问卷，收回207份，剔除信息不真实、奇异值等情况，获得有效问卷205份，问卷有效率为99.03%。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农户家庭基本情况、承包土地情况、交通位置情况、收入情况以及当地集体经济情况等等。
　　 （二）调查对象基本信息统计。对205份有效问卷受访农户的家庭信息等基本特征统计，按农户性别、年龄、民族、家庭人口数、职业、教育程度、年收入等信息进行分类统计，如表1所示。（表1）
　　 1、性别。受访农户男性有167位，占81.46%，主要是因为农村家庭的男性在家庭中处于主导地位，各方面的综合素质相对更高，在家庭发展、财产等事务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并且掌握家庭收入等重要信息，这也有利于确保调查数据的真实性。
　　 2、年龄。本次调查中，25岁及以下的农村居民占4.88%;26～35岁的农村居民占31.71%;36～45岁的农村居民占37.07%;46～65岁的农村居民占26.34%。通常来说，随着年龄的上升，生存技能的增强，年收入会与年龄呈现正相关关系。
　　 3、民族。不同民族的农村居民在经济收入方面是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关系到民族地区的稳定。在本次调查中，汉族农村居民占17.56%;壮族农村居民占64.39%;苗族农村居民占10.73%;瑶族农村居民占4.39%;彝族农村居民占0.49%，仡佬族农村居民占2.44%。
　　 4、家庭人数。在有效问卷的205位调查者中，4人的家庭最多，占到了40.00%。其次分別为为5人的家庭、3人的家庭和6人以上的家庭，分别占到20.49%、19.02%和17.07%，而1～2人的家庭最少，仅占3.42%。通常来说，家庭人数会促进个人的年收入，这是因为，家庭人数越多，必要的经济开支越大，因此年收入也要求更多。
　　 5、职业。在有效问卷中，农民的比重最大，占到农村居民职业的43.41%;其次为村干部，占到了农村居民的24.39%;接下来依次为公务员、其他职业、经商和工人，分别占到所调查农村居民的20.98%、6.83%、1.95%和1.46%;最低的分别是教师和离退休人员，都只占0.49%。职业的因素通常是影响收入最重要的因素，收入差异往往也体现在职业的差异上面。
　　 6、受教育程度。受访农户受教育程度以中学为主，占总体的60.98%，其次分别为本科、大专、小学、小学以下和硕士研究生，其比例分别为21.46%、8.78%、6.83%、1.46%和0.49%。通常来看，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农村居民年收入的主要因素。
　　 7、承包土地面积。土地作为农村发展经济的基本要素，必然与每个人的年收入息息相关。在受访者中，承包1～5亩的最多，占44.39%;其次是没有承包土地的农村居民，占39.51%;然后依次是承包5～10亩、10～50亩和100亩以上的农村居民，分别占8.29%、5.37%和1.46%;最少的是承包50～100亩的农村居民，只占0.98%。 　　 8、村所处位置。对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而言，居住位置和交通便利程度往往会影响当地的发展。在有效问卷中，我们可以看出，居住在距城镇较远山区的农村居民最多，占49.76%，其次是居住在城镇郊区的农村居民，占43.41%;再次是居住在距城镇较远平原地区的农村居民，占5.37%;最少的是居住在城区的农村居民，只占1.46%。
　　 9、从集体经济获得收入。集体经济的发展往往有利于当地居民的增收，因此从集体经济中获得收入越多的农村居民在其年收入上一定是相当可观的。在所调查的对象中，绝大多数农村居民还没有享受到集体经济所带来的福利，这一部分农村居民占到了总体的83.41%;而在从集体经济中获得收入的居民中，大部分获得的收益也是偏小，其中，获得1～500元的农村居民占11.22%;获得501～5，000元的农村居民占4.88%;获得5，001～8，000元的农村居民只占0.49%。
　　 10、是否有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以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通过提供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来实现成员互助目的的组织，从成立开始就具有经济互助性。因此有利于农村特别是农民的收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在受访对象中，该村有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村居民占58.54%，该村没有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村居民占41.46%。
　　 11、年收入。年收入的多少与差异，往往影响着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稳定。有效问卷显示，受访者中，年收入5，001～30，000元的农村居民所占比重最高，占总体的47.32%;其次是年收入30，001～50，000元的农村居民，占总体的24.88%;接下来分别是年收入5，000元以下、50，001～80，000元和80，001～120，000元的农村居民，分别占总体的14.14%、9.76%和2.44%;所占比重最低的是年收入120，000元以上的农村居民，只占总体的1.46%。
　　 三、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年收入影响因素测度
　　 （一）模型的选择。本研究中，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年收入分为5，000元以下、5，001～30，000元、30，001～50，000元、50，001～80，000元、80，001～120，000元和120，000元以上六种，显然是一个多分类定序变量。根据表1初步分析结果可知，该变量与其他多个影响因素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因此，要研究多种影响因素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年收入的效应，需要采用多项Logit定序回归模型。
　　 （二）模型回归分析
　　 1、卡方检验。通过卡方分析，可以看出，家庭人数和职业对于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村所处位置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这些因素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年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年龄、受教育程度和从集体经济中获得的收入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这些因素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年收入之间存在较显著相关关系;性别、民族、承包地面积、是否有专业合作社的伴随概率大于0.1，不显著，说明这些因素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年收入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或者相关关系较弱。（表2）
　　 2、参数估计。（表3）表3中列出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的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根据回归的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年龄”的回归系数为0.36437，伴随概率值为0.0662964，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年龄”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年收入之间存在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于本次调查的对象年龄都在65岁以内，因此在大体上而言，相对于低年龄段的农村居民来说，较大年龄段的人普遍拥有更强的生存经验以及更多的社会资源，同时往往存在后代教育、生活等压力，因此年收入与年龄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当然，这只是大体情况，年龄增大，也可能導致思想不够开放、体力脑力跟不上等问题，影响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年收入。
　　 （2）“家庭人数”的回归系数为0.48038，伴随概率值为0.0006722，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 “家庭人数”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年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家庭人数越多的家庭，家庭生活开支往往越高，因此对于这些农村居民而言就必然想尽办法提高自己的年收入，以供家人之需。
　　 （3）在“职业”这个方面，伴随概率值为7.832e-05，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相对于村干部而言，工人的回归系数为-3.14976，说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中，工人的年收入相对于村干部更低;公务员的回归系数为1.98789，说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中，公务员的年收入相对于村干部更高;教师的回归系数为1.76807，说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中，教师的年收入相对于村干部更高;经商的回归系数为1.01970，说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中，经商者的年收入相对于村干部更高;离退休人员的回归系数为0.69364，说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中，离退休人员的年收入相对于村干部更高;农民的回归系数为-1.16184，说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中，农民的年收入相对于村干部更低;其他职业的回归系数为0.09420，说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中，其他职业的年收入相对于村干部略高，差别不大。
　　 （4）“受教育程度”的回归系数为0.49493，伴随概率值为0.0698382，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受教育程度”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年收入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拥有高学历的人员在就职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优势，特别是在民族农村地区，高学历的人较为缺乏，因此为吸引这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到这些地区，当地往往给予较高的工资水平。另外，拥有高学历的人更可能拥有更高的综合素质，因此导致了年收入的差异。
　　 （5）“该村所处位置”的回归系数为-0.48034，伴随概率为0.0013719，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该村所处位置”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年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较距城镇越近的地区，距城镇较远的地区农村居民年收入更低;较平原地区，山区地区农村居民的年收入更低。这是因为，现今城乡经济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离城镇越近或交通越方便的地区，经济往往发展得好，而离城镇较远或交通不便的地区，经济往往发展得更差。平原地区和山区年收入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平原地区交通较为便利，农作物易耕种，而山区交通多有不便，而且农作物也难以大规模种植，甚至土地确权也存在一定的困难。这些位置因素的差异就导致了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年收入之间的差异。 　　 （6）“从集体经济中获得的收入”的回归系数为0.52613，伴随概率值为0.0591846，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 “从集体经济中获得的收入”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年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从集体经济中获得收入的农村居民，很有可能处于新型农村主体之中。新型农村主体相对于个人单干来说，有着非常大的优势，因此也会促进这些农村居民年收入的增加。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族间收入差距不明显。从对数据分析的结果来看，不同民族之间农村居民的年收入差异并不明显。这一方面说明，国家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政策性倾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更重要的是，民族地区民族间的融合更加深入，民族间的联系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联系更加紧密。随着科技的发展，交通的便利，很多深山里的“瑰宝”被挖掘出来，少数民族的孩子也得到了更好的教育，因此，这种民族间，特别是汉族与其他民族间的收入差距正在渐渐缩小。
　　 （二）民族地区不同职业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明显。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民族地区不同职业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十分明显。工人和农民总体上的收入较低，村干部收入处于中等，而经商、教师和公务员在民族农村地区总体上属于收入最高的阶层。一方面，由于工人和农民在民族农村地区更多地是进行一种体力劳动，因此难以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而公务员、教师等更多的是从事脑力劳动，因此受到的回报较高。另一方面，由于经商、教师等职业在民族农村地区比较稀缺，因此也使得这些职业能够获得更丰厚的收入。因此，扶贫攻坚的重点，应该是生活在民族农村地区的农民和工人。
　　 （三）改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影响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非常重要。民族地区的不同村落地理位置差别极大，显而易见的是，越是靠近城市、交通越是方便的村落，经济收入越高;同时，靠近景区而发展民族旅游业的村落，也会因为其地理位置的优势获得更高的收入。另外，很多村落受制于地理位置的偏远和交通的不变，难以发展经济，因而村民的收入也就难以得到提高。通过以上数据的分析，我们也不难看出，越是靠近城市的农村居民，往往会有更高的年收入。因此，要使民族地区的农村居民摆脱贫困，增加收入，改善其地理位置所带来的影响就显得十分必要。无论是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还是难以发展地区的异地搬迁，政府应该尽可能地降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先天地理位置差異，从而才能使这些农村居民得到更好的发展。
　　 （四）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十分必要。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村居民，其年收入往往也相对其他人越高。这是由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知识在日常生活中显得越发重要。无论是进行农业生产还是进行经营管理，都需要大量的科学技术知识作为支撑。更重要的是，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农产品的销售、民族文化服务业的宣传等已经跨越到新的渠道，成为能跟上时代步伐的新型农民，对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个人的发展而言尤为重要。
　　 （五）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是让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摆脱贫困的新路径。通过以上的数据分析，我们已经能够看到集体经济和居民收入的正向相关关系。这是因为，相比于个人而言，村级集体经济能够更好地整合当地资源，进而推进当地的一二三产融合。特别是对于民族地区而言，“民族特色”这一先天优势的开发，需要一个有力的主体去进行沟通、谈判、协商，并且能组织起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进行发展。除此之外，村级集体经济有能力进行大型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更好地推进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进而增加居民的收入。因此，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可以成为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摆脱贫困的新路径。
　　主要参考文献：
　　[1]丁赛.农村汉族和少数民族收入差异的经验分析[J].中国劳动经济学，2006.3（4）.
　　[2]刘林，李光浩，雷明.连片特困区少数民族农户收入差距的微观基础——以2011～2014年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J].经济科学，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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