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老年人幸福感测量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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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对幸福的追求不仅仅是个体生活目标，也是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初衷。近年来，对幸福感的科学测量、量化使得幸福感研究从哲学伦理层面向科学理性实证层面发展转变。老年人幸福感的测量研究有助于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对于我国实现成功老龄化有重要意义。对我国老年人幸福感的测量研究进行分析梳理，对老年人幸福感的概念、测量对象和测量工具进行文献述评，最后提出我国老年人幸福感测量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与应用方面的启示。
　　关键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13-0040-04
　　幸福的生活常被认为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终极目标。老年人作为社会中一类非常特殊的人群，曾经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幸福感事关家庭和谐、社会稳定，如何测量该群体的幸福感已经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本文拟对我国老年人幸福感测量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为国内老年人幸福感测量的研究发展提供参考。
　　一、幸福感的概念界定
　　清晰地界定是有效测量的前提，在幸福感测量中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幸福和幸福感。幸福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比如“快乐主义幸福观”学界就认为起源于阿里斯底波的哲学。布鲁诺·弗雷（2006）认为，幸福是一种主观性的概念，可以划分为主观幸福和客观幸福。主观幸福感是一种态度，由情感和认知组成[1]。苗元江（2002）认为，幸福与幸福感是不同的，前者可理解为整体的生活质量，后者则是这种幸福状态的感受和评价[2]。邢占军等（2004）认为，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是由积极、健康、快乐的心理、有质量的生活和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3]。张映芹（2011）认为，幸福是人们的生理需求、心理需求及发展需求等重要需求得到满足的一种愉悦感，是需求客观性与感受主观性的统一，幸福会受到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与社会政策的直接影响，是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涉及个人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综合概念[4]。
　　笔者认为，幸福感就是人们根据内化的社会标准对自身生活质量、生活状态的整体性评估，是自身对生活的满意度和各个方面的综合评价，是自身和生活情境达到完美协调的程度，可以通过一系列经济指标、心理指标和社会指标进行量化。
　　二、老年人幸福感测量对象越来越多元
　　国内对老年人幸福感的测量对象涉及各种不同类型老年人群体，学者往往结合自己的研究对这些群体进行限定。以中国知网期刊库为文献源、老年人幸福感为主题，检索1999—2018年相关文献，得到438篇研究文献。将这些文献按研究主题进一步梳理，发現关于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研究文献较多，占18%，表明国内学者对于农村老年人群体尤为关注。表1显示了2009—2018年国内关于老年人幸福感各类研究主题的文献数量及比例情况。
　　对于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测量研究，有学者以多省农村老年人为研究对象，如，崔红志（2015）基于2012年和2013年数据，对山东、河南、陕西等8个省（区）的农户进行了研究[5]。但因样本选取受限，更多学者以某省（市）的老年人为样本进行了幸福感方面的测量研究。如，张楚文和徐艳慧（2011）对湖南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指数进行了评价[6]，杨建华和赵小玉（2018）对四川省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水平进行了调查[7]，余娟（2018）对甘肃老年人总体幸福感进行了调查[8]。还有部分学者专门对贫困地区老年人幸福感进行了测量研究，如张静平[9]（2008）、陈丽丽等[10]（2018）等。
　　在城镇化浪潮下，对于城市老年人幸福感的测量研究文献也越来越多，1999—2018年整体上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2015年达到了15篇。研究范式主要是采取适合的方法对所选择群体的幸福感进行测量，并分析影响因素，然后提出对策，如李幼穗[11]（2008）、陈爱国等[12]（2015）、吴芳等[13]（2016）、许学华等[14]（2018）。社区作为城镇下基本的社会群居单位，赵[15]（2001）、关维俊等[16]（2007）、徐曼等[17]（2016）、曲夏夏和张红凤[18]（2017）等进行了社区老年人幸福感的测量研究。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养老模式逐渐向社会化养老方式转变。从2008年开始，有学者开始进行养老机构老年人幸福感测量方面的研究，包括张立力等[19]（2008）、杨贵芳等[20]（2011）、冯雅楠等[21]（2013）。
　　表1中所列举的其他类型的老年人群体的幸福感测量研究文献所占比例相对较小，如对空巢老人幸福感的调查[22]，对丧偶老人幸福感的调查[23]，对农村女性老人幸福感的调查[24]，对迁移流动老年人幸福感的测量研究[25]等。
　　三、老年人幸福感测量工具越来越多样
　　从现有文献来看，对于老年人幸福感研究测量工具有十余种。这些测量工具大多是引进国外的量表，或直接使用，或经过修订后使用。我国学者在研究老年人幸福感时的主要测量工具情况（见表2），其中修订后的纽芬兰纪念大学编制的主观幸福度测量表（MUNSH）使用最为广泛。
　　从表2可以看出两个特点：一是老年人幸福感测量的各种测量工具以结构化问卷为主，说明老年人幸福感调查的主流方式仍然是问卷调查;二是测量工具对幸福感的全面了解和把握越来越准确，已经从人格、社会以及其他情景之间的交互关系来测量和评估幸福感。研究者已经意识到结构化问卷存在自身不足，主要表现在量表基本上都是让被试人员通过回忆来对自己的幸福感水平进行评价，而这种事后回忆方式又往往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26]，需要结合其他多样化的评估技术以改善结果。因此，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学界不断丰富和发展幸福感测评系统，目前学界比较知名并且认可度较高的是经验取样法[27]，但成本高，测量误差较大[28]。Kahneman等人提出的昔日再现法[29]（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DRM）将日记重现改为生活事件回顾表，提高了调查表的信度和效度，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被试人员的负担[30]，因此在方法上显得更加科学有效。刘国珍和陈惠雄（2017）在总结梳理幸福含义的基础上，区分形成幸福的四种测量范式，包括生活质量幸福测量、情绪状态幸福测量、自我完善幸福测量和日常体验幸福测量，并说明了各种测量范式下主要的测量工具和方法[31]。 　　四、老年人幸福感测量内容越来越丰富
　　老年人幸福感的测量内容越来越丰富，主要体现在幸福感研究所涉及的学科领域越来越多，从早先的哲学、伦理学领域，到现在涉及经济学、心理学、人口学、社会学、教育学、生态环境学等多个领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研究者对不同群体的幸福感主要是采用单项目自陈量表的方法进行简单的测量，以描述性为主，大多数测试都没有进行必要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研究人员对一些外部因素进行测试，如年龄、性别、婚姻等（即人口统计学变量），结果表明，人口统计学变量对主观幸福感变化的解释很有限，甚至不足20%[32]。80 年代以后，这种思路受到了广泛质疑，不少研究者尝试构建多项目体满意感量表。1985年，Diener 等提出的整体生活满意感量表（SWLS）就是一种广为运用的多项总体满意感量表。
　　心理学的快速发展使得老人幸福感测量方面的研究跟其越来越紧密。心理健康意义上的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曾经有过一种重要假定：一个幸福的人首先在于其拥有心理上的健康。于是，费城老年中心PGC信心量表、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量表先后被Lawton等、Wotson等提出，他们认为人们的幸福感状况取决于一定时期内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权衡，但也有研究者对短期情感反应能否用来说明一个人整体的幸福感状况表示怀疑。鉴于此，纽芬兰纪念大学编制的主观幸福感量表（MUNSH）包含24个项目，试图从短期情感反应和长期情感体验两个方面全面把握被测者的幸福感状况。心理学方面的指标已经成为老人幸福感测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21世纪，关于老人幸福感测量的研究越来越深入。Layard（2005）发现，大部分的研究都表明幸福包括家庭关系、收入、工作、社区和朋友、健康、自由以及生活哲学等7 个主要因素，这些因素在各类幸福感测量工具所设计的测量内容得到体现[33]。OECD（2013）指出，主观幸福感测量指标包含六个模块：核心测量、总体生活评估测量、情绪状态测量、完善幸福测量、具体生活领域评估测量及体验幸福测量[34]。王红（2015）梳理了国内30年来关于老年人幸福感研究的成果，发现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包括人口学因素、健康状况因素、子女因素及老人在家庭中的地位、经济因素、居住安排与代际支持、社会支持与社会网络、社会参与、心理与人格因素等八个方面的主要因素[35]。可以看出，影响幸福感的因素是多样且有交叉的，这给测量指标的确定和量化带来了很大难度，构建合适的老年人幸福感影响和测量模型，并逐步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幸福感理论，是未来我国从事老年人幸福感研究的学者研究的重点。
　　五、总结和启示
　　幸福感的量化测评使得幸福感研究由主观情感层面向科学理性层面逐渐发展，突破了传统研究幸福感的哲学伦理方法在评价幸福程度和幸福感各个影响因素时的局限性。在不断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的基础上，我国老年人幸福感的测量研究成果逐渐丰富，幸福感测量对象进一步细化到老年群体中的某些具体类别。但是，对于部分重要人群的关注仍不够，例如针对人口数量相对较多、经济社会地位相对较弱的女性老年人的幸福感测量研究的还很少，这与女性老年人群体的地位已不相符。此外，我国老年人的幸福感研究大多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和工具，缺乏结合本土文化的创新，已有理论框架亟待突破。
　　从现有文献可以看出，幸福感测量的最终目的往往是为了找出影响幸福感的最确切因素，以便指导公共政策的制定。幸福感测量研究结果应用的重点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纠正人们自身的价值观，比如不可忽视追求高收入以外的自我實现、身心健康、亲情支持、社会关系融洽带给人们的幸福感。二是指引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比如不可忽视国民财富以外的环境治理、社会公正、社保体系的完善带给人们的幸福感。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仅仅是经济要发展，更要注重分配公平、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最终让幸福感测量研究成果落到实处、普惠民众。
　　参考文献：
　　[1]  布伦诺·S.弗雷.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199.
　　[2]  苗元江.幸福感，社会心理的“晴雨表”[J].社会，2002，（8）：40-43.
　　[3]  邢占军，黄立清.西方哲学史上的两种主要幸福观与当代主观幸福感研究[J].理论探索，2004，（1）：32-35.
　　[4]  张映芹.制度理性与福利公正：基于国民幸福视角的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5]  崔红志.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8省（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5，（4）：72-80.
　　[6]  张楚文，徐艳慧.农村老年人幸福指数的测评[J].统计与决策，2011，（24）：64-67.
　　[7]  杨建华，赵小玉.四川省农村不同养老方式下老年人主观幸福感[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8，（8）：2003-2004.
　　[8]  余娟.甘肃农村不同留守状态中老年人自测健康状况与总体幸福感[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8，（3）：746-748.
　　[9]  张静平，叶曼，朱诗林.贫困地区老年人幸福感指数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8，（2）：126-128.
　　[10]  陈丽丽，叶博，高俊岭，傅华.山西省某贫困地区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调查[J].中国公共卫生，2019，（7）：1-5.
　　[11]  李幼穗，赵莹，张艳.退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8，（6）：591-593. 　　[12]  陈爱国，滕晓菲，刘超.江苏省城市老年人体育锻炼与幸福感的剂量关系研究[J].当代体育科技，2015，（22）：1-2.
　　[13]  吴芳，张磊，冯冬燕.城市低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6，（19）：4889-4890.
　　[14]  许学华，麻丽丽，李菲.城市老年人幸福感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8，（6）：29-32.
　　[15]  赵繲，张军，李宜军.社区老年人幸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附182名报告[J].新医学，2001，（12）：751-757.
　　[16]  关维俊，庞淑兰，王国立，薛玲，苏建强.唐山市部分社区老年人幸福度及相关因素分析[J].中国老年学杂志，2007，（20）：2015-2016.
　　[17]  徐曼，刘冰，柴云，程桢，卢丽.社区老年人幸福感指数的影响因素[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7，（4）：988-990.
　　[18]  曲夏夏，张红凤.持不同养老态度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17，（7）：108-115.
　　[19]  张立力，梁艳东，陈佩云.广州市养老机构老年人幸福度调查与分析[J].中国老年学杂志，2008，（15）：1513-1515.
　　[20]  杨贵芳，宋继红，林榕，彭云珍，李媛，罗丽琴.福州市养老机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1，（11）：2062-2064.
　　[21]  冯雅楠，王玉环，侯蔚蔚.养老机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调查分析[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3，（2）：371-374.
　　[22]  陈宏吉，刘姝，袁月，孙胜男，李春玉.延边地区空巢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相关分析[J].现代预防医学，2016，（3）：503-505.
　　[23]  狄文婧，陈青萍.丧偶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9，（5）：372-376.
　　[24]  汪全海，姚应水，金岳龙，艾东，王金权，余结根，王俊，贺连平.农村女性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5，（1）：203-205.
　　[25]  王磊.在家乡与在异乡养老的老年人幸福感比较分析[J].老龄科学研究，2018，（11）：61-72.
　　[26]  俞国良，王诗如.幸福感：测量、影响因素及其进展[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5，（3）：81-86.
　　[27]  Csikszentmihalyi M.，Larson R..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J].The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1987，（175）：526-536.
　　[28]  邱林.情感幸福感的測量[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137-142.
　　[29]  Kahneman et al..A Survey Method for Characterizing Daily Life Experience：The 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J].Science.2004.（5702）：1776-1780.
　　[30]  Diener E.，Tay L..Review of the 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DRM）[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14，（1）：255-267.
　　[31]  刘国珍，陈惠雄.幸福的测度：一个测量范式的综述[J].财经论丛，2017，（8）：11-18.
　　[32]  王燕.国内外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进展[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7，（2）：9-12.
　　[33]  Layard R..Happiness：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London：Penguin Books，2005.
　　[34]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Guidelines on Measuring Subjective Well-being[M].Paris：OECD，2013.
　　[35]  王红.中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研究：缘起、现状与方向[J].西北人口，2015，（1）：6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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