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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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需求也不同于以往。对于人们的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也日渐受到重视，文章对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与归纳，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分类与整理。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的内涵随着其研究的深入不断丰富，研究方法多以传统的社会统计调查方法为主。以整个社会的大的发展背景而言，我国的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为主观幸福感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取得了不少新的发现。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城市化；心理
杨新国等（2014）研究了留守初中生生活事件、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发现它们之间两两关系显著，且心理资本在生活事件与留守学生主观幸福感之间起调节作用。张西超，胡倩等（2014）运用问卷调查法和结构方程模型对小学教师的心理资本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心理资本和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职业压力在二者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黄永明、何凌云等（2013）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數据评估了环境污染对我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受居住环境和工作环境影响显著，空气污染显著降低了我国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刘霞等（2013）构建了歧视知觉对城市流动儿童幸福感影响机制的结构方程模型，将流动儿童的幸福感划分为个体幸福感和群体幸福感，内群体认同和群体地位感在其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周春燕，郭永玉等（2013）研究了家庭社会阶层的不同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公正世界信念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刘兴华、徐慰等（2013）发现正念信念能有效提升参与者的主观幸福感。李晓巍、刘艳等（2013）以农村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为对象，考察了亲子关系、师生依恋与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黄嘉文等（2013）发现对于不同时空下的个体而言，教育程度提高会对个体幸福感产生正面效应。余勇、田金霞（2013）研究了骑乘者休闲摄入、休闲效益与幸福感结构之间的关系，并将幸福感划分为乐趣享受、人际和谐和社会支持三个维度。王永、王振宏等（2013）研究了大学生的心理韧性与积极情绪、幸福感的关系，积极情绪在心理韧性和幸福感中起到了调节。窦凯、聂衍刚等（2013）10研究了青少年的情绪自我调节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情绪调节方式在二者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刘霞（2013）研究了流动儿童的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情感认同和群体地位感起到了调节作用。邓兆杰、黄海等（2015）研究了大学生接受的家庭教育方式或父母教养方式与手机依赖的关系，以主观幸福感作为中介变量。杨继东、章逸然（2014）通过经验数据研究发现空气污染降低了居民幸福感。李爱梅、王笑天等（2015）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构建了工作影响员工幸福体验的“双路径模型”，研究表明工作对于员工幸福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工作资源对于员工幸福体验有正向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工作要求则对员工幸福体验有反向抑制作用。李树、陈刚（2015）经实证研究发现，幸福感不但对劳动力就业起到了正面促进作用，也提高了失业人员的隐性再就业概率。这研究表明当前国家的提升国民幸福感的发展方式是可取的。张晓莉（2014）对珠海区中老年妇女的广场舞锻炼与她们的幸福感进行了调研，她们进行广场舞锻炼的目的是保持健康，调节情绪。杜旌、李难难（2014）研究发现高绩效工作系统能够显著提升员工幸福感，员工自我效能在这当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员工幸福感意味着高水平的工作活力和低水平的情绪耗竭。徐映梅、夏伦（2014）构建了一个主观幸福感的综合分析框架，发现高收入、对家庭信任、对工作满意、人际关系和谐、情感积极的人幸福感比较强烈。邹琼，佐斌（2015）认为工作幸福感是个体工作目标和潜能充分实现的心理感受及愉悦体验。外溢-交叉动态模型解释了幸福感在不同领域的外溢和在家庭成员与家庭配偶之间的传递。李燕平，徐嘉（2014）研究了集体主义在个人和团体两个层面上对工作幸福感的影响，组织认同作用分别起到了部分中介和完全中介的作用。申正付，杨秀木（2013）以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了人格特征、一般自我效能感和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发现人格特征中的精神质、神经质、内外倾向既能对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产生直接影响，也能通过自我效能感对其产生间接影响。蒋奖，王荣（2013）研究了“蚁族”群体的公正世界信念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个人的公正信念，即相信自己已经或即将收到的待遇是公正的程度越高，就越能提升自身幸福感。孙三百、黄薇（2014）研究发现新移民总体来说未能采取合理的行为模式实现个人与集体的幸福感帕内托改进，从而得出结论，需要通过有形之手实现移民的空间上的理性选择，从而形成更加合理的城市体系，并提升居民个人和集体幸福感。张鹏，郝宇彪（2014）发现幸福感和社会融洽会促进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进而提出通过提升外来人口幸福感入手增强外来人口的落户意愿，使他们能够在城市稳定下来，从而解决我国的城市化问题。黄婷婷、刘莉倩（2016）探讨了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计量地位对年轻人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作用的年龄差异，发现年轻人的主观幸福感易受社会经济地位比较影响，而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易受社会计量地位比较影响。张翔、李伦一（2015）对城镇居民自有住房和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住房的居住属性而非资产属性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刘杨、李泽（2013）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来自中国三个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调查，受教育程度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感受到的歧视对比与受教育程度低的新生代农民工低，歧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方黎明（2016）基于2013的数据，证实了社会支持能够改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但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对不同居住类型的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刘宏（2013）基于2013年的微观数据，证实永久性收入和房产财富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胡洪曙，鲁元平（2012）研究了收入不平等，健康状况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将老年人通过不同的维度进行划分，城市老年人与农村老年人，有无医疗保险的老年人。发现收入不平等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负面影响。赵新宇（2013）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实证证明了“幸福”悖论在我国已经出现，表明缩小贫富差距对提升居民幸福感有积极作用。苏志芳，王海成（2013）发现食品价格上涨对农村家庭和低收入家庭成员的主观幸福感影响较大。谢舜、魏万青（2012）研究表明政府的公共支出增进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但公共支出的结构方面，科教文卫和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的促进作用较之于地方基础建设投资更强。闰丙金（2012）发现收入公平、社会阶层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显著，这种影响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有差异。胡洪曙、鲁元平（2012）证实通过增加公共支出，增加了农民的消费，进而增强了农民的主观幸福感。林江、周少君（2012）发现房价上涨过快会降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这对国家的房地产政策的决策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曾红，郭斯萍（2012）指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三家对于中国人的幸福观具有重要影响。中国人在通过传统文化塑造理想人格、审美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重视集体、追求人际关系和谐的集体主义幸福观。王鹏（2011）利用2006年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得出收入差距对于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呈现倒U形，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会导致居民的幸福感降低，另外不合理的收入所得也会降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陈灿锐，高艳红（2012）运用元分析法探讨了主观幸福感与三大人格特质（外倾性、神经质、精神质）之间的关系，发现主观幸福感与外倾性正相关，而与神经质、精神质负相关。鲁元平，王韬（2011）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发现中国的收入差距对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低收入者和非城市居民尤甚，收入差距还通过社会犯罪间接影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边燕杰、肖阳（2014）对中国和英国两个国家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进行了比较研究，从多个理论的视角探讨了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和中英两国在这些方面的不同。 国内的关于主观幸福感的文献，在研究的幸福感主体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按年龄段划分，有儿童、青年人和老年人，对于这些不同的年龄段的人的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则是结合了特定的社会背景。如农村留守儿童和留守中学生，城市流动儿童等群体都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的阶段性产物；对于我国居民的幸福感研究，也是和我国工业化进程度密不可分的。环境污染、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阶层的分化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对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了影响，除此之外，还对不同职业的幸福感进行了研究，如小学教师、企业员工等。在对主观幸福感的概念的界定方面，基本包括三个方面：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满意感。在研究方法上，多是以问卷调查的方式结合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还有通过社会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回归分析，还有比较研究法的应用，可以看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方法呈现多样性，其中将传统社会科学的方法应用到主观幸福感研究上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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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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