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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语》看孔子的教育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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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尊奉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一代圣人――孔子,万人敬仰。众所周知,孔子创立的儒学及其思想学说几乎影响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二千多年的历史。然而,对于在教育部门的工作者们,又有谁不知这个圣人在教育哲学思想领域的伟大建树呢?而又有谁不曾恩泽于他,受益于他的丰富的教学经验呢?
  下面,就孔子的教育哲学思想,谈谈本人的粗浅看法。
  一、 教育目的
  孔子生活的时代,还是奴隶制案法业已全面崩垮,阶级关系变动剧烈之际。当时,不但失势的贵族分子可以随时下降为“士”,丢掉破家当,靠贩卖知识吃饭;从斗争中逐渐抬头,得势的小生产者成员(包括个体农民、小工商业者等),也有可能参加学习,积累文化知识,上跻于“士”的行列。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牌贵州统治底层的“士”,就不得不随着自身数量上压力的增大而不断引起质的变化,逐渐形成一个迅速上升的、新型的文化知识者集团。为孔子当时开办私学、积极从事教育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为了适应现实需要和培养合用的人才,给自己理想的政治前途开辟道路,孔子提出了“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的。
  孔子论“士”的品质,在培养规格要求上,就离不开官学传统的影响。《论语》记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答:第一要“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使命”;其次,“宗族称孝”“乡党称弟”;再次“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不分上中下,着力只在一个“行”字。这个“行”,不是别的,正是政事(包括外事)、言语和伦常日用的实践,用《学记》原话来说,就是从“敬业乐群”到“化民成俗”之道。孔子一手把官学经验有选择地继承下来,从教学实践中给以充实和发挥,注意它的训练效果;又从心坎里鄙夷当今的“从政者”,嘲讽这些“斗筲之人”,要他们腾让出职位来,给自己培养的合乎规格的“士”去承担,实现“学而优则仕”的育人目的。
  《论语》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在基本精神上,与分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吻合一致。两相参对,同是“行”重于“文”,“行”先于“文”。在这里,“行”是立德,要求精于修养;“忠”是立功,要求精于政事;信是“立言”,要求精于应对;样样离不开“行”的范围。所以孔子又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由于在实际训练中,“行”又较难于“文”,所以孔子也自道甘苦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论语•述而》)由此出发,人们就不难看出:孔子所抱负的教育目的,依然有“小成”到“大成”的要求。
  二、 教育对象
  孔子讲学的目的,在于养成“人”,养成为国家服务之人,并不在于养成某一家的学者。在官学一统天下的时代,孔子抱定“有教无类”之宗旨,并把大半辈子的心血和精力,集中灌注到这一社会事业上,把自己辛勤培养的对象一直扩大到统治阶级成员以外,从而带来教育自身的社会性。事实表明,在孔子私学的门下,“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海焉。”(《论语•述而》)不拘什么身份的人,只要交了起码的学费,就给以开门接纳。在门徒们当中,真正出身贵族家庭的,如孟懿子弟兄、司马牛等人,并不很多;来自所谓“贱人”行列(包括商人、武士、徒卒、鄙家、仆役等)的,反而较占优势,形成了一定的特色。这样毅然决然地打破历来“非我族类”的界限,扩大了教育文化活动领域,孔子确实开了风气之先。
  三、 教学内容
  在规定教学内容上,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官学的经验,重视“学文”,突出学诗、学礼的重要性。孔子告诫门人:“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认为学了以后,既可以陶冶情性(“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怒”),增益博物知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又可以促进办理政事的能力,提高语言艺术水平。在门徒当中,以“文学”见长的子夏对这方面造诣较深,引喻得当,孔子连连夸赞:“起予者商(子夏名)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这表明孔子把“学诗”当作一门主课。
  至于说到“学礼”,在孔子的指导思想中,更是开宗明义的一件大事。在他看来,“学诗”虽很重要,还是为了“立功”,“立言”,用于“行”的表现;只有抓紧“学礼”、“执礼”,才是自立、立人的根本,即“立德”的根本、“行”的根本。如“约之以礼”、“博文之礼”、“复礼为仁”、“克己复礼”等“礼”的内容皆是孔子要求“学”的范围。逾“礼”而另有所学,则为孔子所不许。其所受到的阶级局限性于此可见一斑。
  四、 教学方法
  孔子从三十岁起,开始聚徒讲学,显名于洙泗。其教学实践经验如一颗耀眼的明珠,为后世的教育工作指引方向。
  首先,孔子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始终坚持着“教学相长”(《礼记•学记》)的原则,念念不忘为教而学,为学而问,在“问”字上狠下功夫。如《论语•公冶长》中,子贡问及孔子“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孔子回答时,评议能“文”的规格,认为光是“敏而好学”还不够,还得放下身份和架子,真正做到“不耻下问”。这里讲的“下问”,在门人曾子谈体会时,还涉及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的问题(《论语•泰伯》),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因为这样的“下问”既要求学得踏实,又必须有“虚”的涵养,没有“文”、“行”兼备的过人之才是办不到的。在曾子看来,就是在孔门弟子中,也只有象颜渊这样的人,才能够勉强做得到,拿得出几分功夫来。
  《论语》记“子入太庙,每事问”,有人认为是不知“礼”。孔子听了后说:“这才叫做‘礼’啊!(《论语•八佾》)孔子一贯认为:人们的知识来自学习,来自“多闻”、“多见”。(《论语•述而》)一旦离开了学习,就要产生“六蔽”,什么“好仁”、“好知”等等都说不上(《论语•阳货》);而在具体学习过程中,又必须抱着“多闻阙疑”、“多见阙殆”的态度(《论语•述而》),把“博学”、“笃志”和“切问”、“近思”结合起来。(《论语•子张》)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温故而知新”,随时提出有益的见解,丰富自己的教学实践,真正说得上为人师表。
  如何对待学习,孔子主张“学而不厌”,学与思结合。孔子曾自我表白:“吾尝终日不食,终衣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短短几句话,生动地表述了他“学如不及”的勤奋精神。但是,他在具体过程中又把“学”“思”结合当作获取知识的手段,坚决反对“学而不思”的偏向。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认为没有思维活动的启发,学习就不可能前进一步。由此出发,他在自己的教学活动中也十分注意受教者的思维状态,依据对不同情况的适应,进行启发式的引导工作。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在基本要求上,照顾到教学双方思维状况的主动性。所以实践的结果,也必然带来“举一反三”的积极效验,成为我国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创获。
  孔子在教学中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经验,叫做因材施教。它的要点在于尊重人物的个别特性,针对不同的对象进行不同的教育,以加强其可接受性。如:仲由,冉求皆问过孔子“闻斯行诸”一问,针对仲由的资质刚强、好勇胜人的性格,孔子回答说:“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其旨在有意抑制仲由的这一性格;而针对冉求天生迟缓、遇事畏缩的性格,孔子回答说“闻斯行之”(《论语•先进》),旨在鼓励冉求前进。从孔子的“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这些议论中,亦可见其因材施教的教学思想。孔子在平时,对于弟子们的问难,不论“问仁”、“问知”、“问礼”、“问孝”,所答各不相同;有时还故意点一些人的名,分析其不同的性格,说谁“过”了点头,谁还“不及”,谁又该“进”该“退”,听到的人,也都心悦诚服。这种方法从发展的观点看,也和启发式教育息息相连,具有朴素的唯物倾向。这些教学方法都为后代的教育者提供了丰富的教学经验。
  除此之外,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处处皆学问,叫人用心求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譬如为山,反成一蒉,止,吾止也。”(《论语•子罕》)的学习态度,以及“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的循序渐进的进学浅深次序等,无不为后人提供了借鉴。就是当今所提倡的素质教育,创新教育,其在教学方法论上,很多方面仍没脱离孔子的教学哲学基本思想。
  由此观之,现当代教育史上无不闪光着孔子教育哲学思想的火花。
  
  参考书目:
  《四书白话句解》(王天恨编著)
  《古代汉语》(王力主编)
  《先秦诸子初探》(刘毓璜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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