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中长期发展面临的三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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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了“2005中国改革发展论坛”。论坛上，围绕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会遇到哪些问题和挑战，如何寻找出路这一论题，众多经济学家展开了大讨论，其中三个主流观点引起了关注。
　　
　　吴敬琏：理解科学发展观是宏观调控的主要成果
　　
　　吴敬琏在发言中说到，2004年的经济发展是“有小惊，无大险”，但是，2004年为什么不能用经济扛杆，而是用与我国市场相适合的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他认为，这个原因就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与这个问题相关联的两个长期问题：一是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二是因为市场体制不完善，资源的配置权利，土地、资本这样一些基本资源的配置权利，在很大程度上还掌握在政府手中，各级政府手中。于是，各级政府就要用配置资源的能力来服从于实现自己政绩的目标。在“十五”计划以来，即21世纪头4年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在我们这里叫作“形象工程”，叫作“政绩工程”。希望很快实现GDP的增长和税收的增长，接下来就出现了几乎全国性的问题，一个就是经营土地大搞城市的建设，另外一个就是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重型化。相当多的省份提出了要实现中国进入重化工业的阶段，这个问题是有比较大争论的问题，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旧型的工业化道路，也就是说19世纪的工业化道路。
　　库兹涅茨讲的工业化增长以前的工业化道路，所引用的观点基本上是第一代经济学家的言论，或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学说，以及列宁的《论所谓市场问题》第一部分――优先增长，一直到斯大林优先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来印证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资源约束的问题，宏观经济过热的问题很难解决。所以从解放以来或者是改革开放以来，每当我们GDP增长达到年增长9%以上，就出现了经济过热增长，就需要停下来调整，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并深刻认识。因为政府近一段时间提出来一系列纲领性的口号，比如要走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建设节约资源、环境友善的社会，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节约型道路。这些问题是需要认真研究并在“十一五”年规划里加以解决的，否则这种大的波动――过热、调控、降温、速度下降，下一个阶段再重新出现可能就避免不了。
　　对于2005年经济的预测，吴敬琏谈了3点：
　　第一，去年12月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论点，就是这一次宏观经济调控、经济过热、降温，应该说取得了很好的结果，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但是这个宏观调控的成果主要是认识方面的成果。认识方面有3个最重要的成果，第一就是加深了我们的官员，我们的学者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认识。第二是加深了对防止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波动和加强宏观调控的认识。第三个成果就是加深对我国国情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认识。
　　第二，今年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节约型的发展道路。第一件事就要纠正“要素价格”的扭曲，生产要素、自然资源、贷款这样一些要素，它的配置权利在很大程度上还掌握在各级政府手里，所以它的价格仍然保持着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扭曲，就是向下的扭曲。比如土地的低价，甚至是无偿使用，自然资源的无偿使用，贷款利率零利率、低利率甚至负利率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就使得人们愿意用大量的资源投入去发展收入多，特别是财政收入多的一些产业。第二件事就是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型服务业。
　　第三就是要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各个产业。今后5~10年，我们要大力提倡信息产业的发展，但是跟整个对于产业发展的认识误区几乎是相似的，在其他国家的IT产业里面，硬件部分和软件、服务的部分比例大致上是3∶7。我们这里面反过来，一讲起信息产业就是电脑、外围设备、硬件，而不是着重用现在信息技术渗透到各个产业去改造各个产业，来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益。但是，所有这一切，归根到底，不管是改善宏观调控还是提高经济的效率，都取决于机制和体制，也就是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问题是具有根本意义的。
　　
　　樊纲：扩充产业结构，农民工需要低端产业
　　
　　樊纲在发言中对“中国需要约束发展资源性行业，不要搞过多的重化工业、能源消耗过大的工业”的主流论点提出了不同意见。
　　樊纲首先提出，在中国长期发展中什么问题最大，几亿农民的就业问题最大。中国现在5亿农民转移出来1.5～2亿人，也许最后还可以剩下8000～9000万耕种中国很小的可耕地，占世界7%的可耕地，最终还有2.5～3亿农民要转移出来，也就是说我们要创造这样一个大的就业才能解决中国最终的发展问题。这样一个大的挑战，这样一个大的就业到哪里去找？樊纲说，我想有一条，能做什么做什么。农民工进城主要就业领域集中在低端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
　　同时，我认为，传统产业里面的重化工业也得做，如果重化工业不做，这一块的就业就会到别的地方去了。一个国家如果仅仅以它自己的资源为局限，他就不可能在世界格局中增长，这是我们的世界眼光。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的把资源运到中国来，中国加工制造，然后出口到其他国家去，这是从中国的私利来讲。世界上一些国家现在反对中国制造，但是中国需要有这样的战略去创造、吸收这样的就业机会，才能解决几亿农民进城就业的问题。
　　在国内专家讨论反对重化工业的增长，仔细分析，其实并不是反对重化工业本身的增长，而是反对资源浪费型的重化工业的发展。发展重化工业绝对不是在无效率的情况下，补贴的情况下，亏损的情况下还要发展，中国现在各种能源的消耗在世界上可能是最差的，这是中国的大问题，我们现在真正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搞重化工业，我们要搞就业，但是我们效率太低，效率太低从产业发展来讲你就做不成。因此，在这确实要认真的讨论如何提高中国资源利用率问题。资源价格问题，价格定价不合理，这是一个重要的资源效率过低的一个问题。
　　樊纲还提到了资源效率体制问题。他指出，我们的增长方式之所以差，我们增长方式之所以耗费能源，其中重要的是制度问题，也就是产权制度，是资源的产权制度。在中国，迄今为止，企业对开采权不付费，不支付严格意义上的特许权税，国有企业把开采权就给了他，然后所有的收益都变成了他的利润收入。为什么煤矿这么多的事故，为什么开采率这么低，就是免费获得了开采权，没有一个长期作为所有权经营的机制，没有人为它付费，所以都是短期行为。资源的产权制度现在已经到了改革的当务之急，这是我们国家资源开采利用率低的根源，这一点正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
　　樊纲说，我鼓吹中国要发展重化工业，但是前提是重化工业必须是要有效率的，包括价格制度保证都是有效率的，再就是技术。假定我们是有效率的，那么，我认为就应该积极发展重化工业，中国人也要搞重化工业，不能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资源就不去发展重化工业，而且要看到我们确实在这方面有改进。近几年，由于民营经济的发展，由于中国技术的进步，由于中国这些年的体制改革，由于我们有一些产业，包括机械制造业的一些发展，我们一些重化工业到了21世纪初这几年开始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樊纲表示，企业技术发展到这个程度，效率也发展到这个程度，确实开始具有竞争力，因此确实使得我们一些企业开始向重化工业方面发展，开始为中国创造就业机会。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的问题。例如，最严重的污染问题，我们需要加强对它的整治。
　　樊纲表示，不太同意现在流行的一句话――“提升产业结构”。他认为，在发展高新科技的同时，我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在今后20年、30年，甚至是30年、40年里面，为了中国几亿农民的就业，我们还不能放弃传统产业，不能放弃劳动密集型，甚至不能放弃资源密集型，不能放弃这些能够为中国人创造就业的行业。因此，适当的观点应该是“扩充中国的产业结构”，把现在还不能够做的向高端扩充，但是旧的、原来的那些产业仍然保持在中国，尽可能地不让它流失出去，留在中国，为中国农村的就业提供机会。中国农民2007年才享受免费基础教育，他们能去做高端产业吗，他们进城第一步不就是做低端产业吗，我们很多企业向高端转移了，新进城的农民还要在低端产业继续做几十年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要想一想中国的几亿农民。

　　
　　哈继铭：CPI指标有偏颇通货膨胀压力大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在“美元利率、汇率走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的演讲中分析到，美国的加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美国货币政策通常遵循的加息规则一般就是泰勒法则，但现在的泰勒法则是不是在起作用呢？泰勒法则两个变量是产出缺口，另外，就是预期通货膨胀与目标通货膨胀差距。现在，美国产出缺口是负的，按理说应该减息，通货膨胀虽然近期有一些往上走，但是依然是很低的，30年来基本上处于最低点。另外，美国最近一段时间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资产价格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偏离是这一次美国通货膨胀加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虽然美国利率在不断地上升，但是房地产的价格以及个人的债务负担在不断上升。美国长期利率不上升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亚洲货币盯住美元，所以对美国偿债的愿望非常旺盛。这一切，就促使美国非常愿意看到亚洲货币增加灵活性，货币升值，美国长期债利率就会逐渐往上走。现在情况是美国的双赤字导致了美元的贬值预期不断加大，现在基本上达到GDP的6%，在这种情况下面美元已经对欧元和日元都有很大的贬值，并且现在贬值预期依然是挥之不去的。于是大量的资本就流入亚洲特别是中国，中国的非经常账户赢余，非FDI的流入，占的比例占到新增外汇储备的一半。在过去，人民币有贬值预期，1998年流出的量是非常大的，为654亿美元，流出的量占当年整个外汇储备总量45%。今年中国经济将加速全球化，经济规模更加大，外汇有效管制比过去更加松，一旦钱想流走的话可能是势不可挡的。外汇的流入使中国房地产价格飙升，特别是上海、杭州等有一些城市价格不断上涨。
　　哈继铭还谈到对2005年宏观经济态势的判断：GDP增长8.5%~9%左右，CPI可以控制到3%~4%，但不是自然增长3~4%，而是可以控制到3%~4%。他解释说，我们国家CPI指标对真实通货膨胀的反映比较弱，如果所有的宏观经济政策都以CPI的指标来作为依据的话，可能是有失偏颇的。第一，在很多国家，消费活动在国民经济当中所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比如说美国，其他一些国家消费可能占GDP的70%、80%；但是中国是占50%，甚至稍微多一点，有很大一部分消费活动不是以投资活动体现的，从这个意义上CPI是比较狭义的经济衡量指标。另外，就是我们对一些关键产品的价格管制，比如说油电煤运等等这些也没有反映到CPI里面。第二是贫困问题，农村的贫困使得农村对教育和医疗需求不能在CPI指数里面反映出来。第三就是房地产价格，央行2004年四季度中国政府报告当中说到租金上涨1.4%，但房地产价格上涨9.7%。但是，西方一些国家CPI指数也没有包括房地产价格，但是西方国家租房和买房人之间的比例是比较稳定的，中国房地产还是比较新鲜的事情，所以租房和买房人之间的比例权重不断变化，买房人越来越多，所以这个就应该反映在里面。如果将房地产放在里面，CPI的增长指数比我们官方的数字还要高2~3个百分点。
　　哈继铭通过分析今年1~2月份的经济情况后判断，今年经济反弹压力非常大。根据统计局的数字，2005年前1月、2月CPI同比增长2.9%，如果剔除翘尾因素累计增长是2.4%，2.4%是近5年来累计增长最大的；工业增加值1月、2月份同比增长16.9%，这相当于自去年5月份涨幅最大的一个单月的同比增长；固定资产投资24.5%，已经高于去年12月份，而且是在去年很高的基础上产生的。关于CPI上涨的压力，哈继铭认为，一是前期行政上限制转嫁的价格现在不断开始上涨，第二就是工资上涨的压力，另外就是人民币随美元而贬值造成的对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在不断地显现。所以就这些方面来看，可能今年通货膨胀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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