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工业可否双翼齐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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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工业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目标。受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和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针对我国工业化道路的走向问题，产生了新、旧工业之争。很多经济界人事在如何实现我国工业化的问题上，碰撞出不少新的火花。新、旧工业舍谁、弃谁？众说纷纭。
　　
　　新工业 新概念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近年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较快增长，企业效益继续改善，有力地拉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字显示，今年１至２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9034亿元，同比增长16.9%。《经济日报》曾发表文章指出，现在中国的这种情形不是因为经济过热，而是因为中国进入了重化工业的阶段，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新的经济阶段。吴敬琏认为这个观点是需要商榷的，这其实是典型的旧型工业化道路。他曾透露，2005年要制定的“十一五”规划将会把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落实下来。经过2003年和2004年的曲折和波动，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促使中国有关人士去思考我国的工业化道路到底该怎么走？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我国的工业化。
　　最近，吴敬琏教授在题为《经济增长模式》的主题发言中，从理论的发展、历史经验等方面对“什么叫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做了详细地阐述。关于新、旧型的工业化道路的界定，吴敬琏说，近代经济发展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起飞”前经济发展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后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的阶段。三个阶段的增长模式是不一样的，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的增长是靠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发展大机器工业。为了要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就要有生产机器的机器，就要发展重工业。所以，经济增长是靠资本积累，靠大量的投入资本来支撑。历史的发展表明，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增长主要不再靠投资，而是靠效率的提高及人力资本的积累。所以，吴敬琏认为，新型的工业化道路首先应该定义为“有别于早期工业化的道路”。现代新型的经济增长就是依赖于效率提高的。20世纪50年代后，信息化成为效率提高的一个新的来源。所以，吴敬琏认为，所谓“新”具有两重意义，第一重意义是相对于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时间段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后的就叫做新。第二重含义则是十六大所讲的“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旧工业 新发展
　　
　　现在，中国很多的大城市面临工业化阶段的再次考验，北京应该成为高新技术的创新基地和高新技术产品的产业基地，但由于地方财政收入上不去，政府还要大力发展制造业。深圳市政府也认为其产业结构的问题在于太轻，但事实上，深圳又面临着很大的资源短缺，所以，要向重型发展。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多次强调，重型化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他说：“大国的发展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工业基础，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重化工阶段不可逾越。”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所要采取的路径，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认为，中国要坚持走重化工业道路。“从长期来说，中国社会要保持稳定持续的发展，最大的挑战是几亿农民的转移和就业问题。”樊纲说，中国有5亿农民，已经转移出了1.5至2亿，最终还剩下8000万到9000万人继续种地。至于其他2.5亿至3亿农民，要转移就业，就要扩大就业机会。“现在很多人反对重化工业的增长，其实并不是反对重化工业本身的增长，而是反对资源浪费、没有行业竞争力、没有效率的重化工业的增长。”他承认，中国现在各种能源的消耗在世界上可能是最高的，中国要发展，尤其是重化工业要发展，资源利用率问题必须解决。“中国发展重化工业的前提是重化工业，包括价格制度保证都是有效率的”，正是基于这一点，樊纲反对“提升产业结构”的说法。他说，虽然中国企业做的多数是低端的、传统的产业，需要向高新产业发展。但是同时，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为了中国几亿农民的就业，这些产业不能放弃，这其中也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只有这些产业能创造就业。因此，他认为更适当的提法是扩充产业结构，向高端扩充，但旧的原来的仍然要保持，尽可能地将就业机会留在中国。
　　国资委研究中心赵晓研究员对工业化道路的看法是，首先，从2004年全国的GDP看，增长主要依靠的是第二产业的，占GDP的48.5%。需要肯定的是，工业在经济增长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其次，关于中国的工业增长是否已经完结？从判断工业化程度的几个指标来看，例如农业的比重、农业就业人口、城镇人口等，中国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还需要很长时间。再者，目前，中国最大的优势仍然是做制造业，中国在加入WTO之后最明显的前景就是做“世界工厂”。另外，赵晓认为重化工业不仅是成为地方政府的选择，也在成为民营企业的选择。这里固然有要素价格扭曲的原因，但即使扣除掉这个因素，单考虑资本回报率，中国还是会必然地走向重化工业。
　　
　　新型工业路在何方？
　　
　　建国以后，中国走了一条旧式的工业化道路。漫长的工业化道路曾给我们带来很多辉煌，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一直在力图走出一条工业化的新路。尤其，进入21世纪后，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依靠大量资源和资本投入支撑经济的外延增长，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容易造成资源紧张，破坏生态环境，也增加了解决就业的难度，隐含着银行坏账的增加和金融风险等矛盾日益凸显。2000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制定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第十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调整经济结构、优化经济结构”。调整的途径包括：大力发展服务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十六大进一步提出要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走的是绿色、节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依靠人力资本支持经济的内涵增长，通过广泛运用科技成果，使效率提高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通过发展服务业，促使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降低；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使经济的整体效益得到提高。
　　面对新型的工业化道路，现在国内还有许多制度性的安排没有改变。其一，政府官员仍然掌握很大一部分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比如，土地、贷款等。其二，干部考核制度不善，指标体系的成本很高昂。其三，以增值税为主要税种的财税体制不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吴敬琏针对目前我国发展新型的工业化道路提出几个建议：第一，关于就业问题。我国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转到非农产业就业，城市里还有一些新的需要就业的人口。没有GDP的高速度是不可能解决就业问题的，但重化工业创造新的工作岗位的能力很差，需要大力发展小企业，发展服务业。第二，对于服务业是否要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发展，有人列出了时间的序列：轻型工业化、重型工业化、信息化。吴敬琏认为这是在曲解历史。第三，就工业化内部而言，各国工业化过程中必然有一个重化工业阶段。需要讨论的主题并非是工业内部结构的问题，也不是中国要不要有基础工业的问题，而是现代经济发展有没有一个“重化工业阶段”。再者，中国下一步发展的目标是什么？吴敬琏认为我们所说的“新”，首先是新到20世纪初期，不要再走19世纪的老路，新型工业化道路在发展的同时也要注意环境和资源的保护。正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必须坚决扭转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状况，全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逐步构建节约型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节约型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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