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研究综述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王保红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研究显示，虽然工作占据了人们大量的精力、时间，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对工作感到满意的人，总体生活满意度并不高。为了解释这一“违背常理”的现象，各学科学者纷纷投入到寻找减弱工作满意度力量的神秘“第三者”。而到目前为止，时“第三者”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性别、工作重要性、工作复杂性、人的性格等方面。
　　关键词：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2-0195-05
　　
　　对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关系进行研究是必要的，它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工作满意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比如，人们对工作满意度是否可以提高自己的幸福度，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提高生活水平；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工作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当然也会因整体考虑对主观幸福的影响因素而促进理论的发展(Robert w.Rice,1980)。
　　工作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从业人员获取主要生活来源所从事的社会工作类别。具有目的性，即工作活动以获得现金或实物等报酬为目的，2006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69％，而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分别只占总收入的9％，3％和12％；社会性，即工作是从业人员在特定社会生活环境中所从事的一种与其他社会成员相互关联、相互服务的社会活动；稳定性，即工作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形成，并具有较长生命周期；规范性，即工作活动必须符合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规范；群体性，即工作必须具有一定的从业人数。
　　工作不仅仅占据着人们除睡觉以外最多的活动时间和精力(Robinson,1977)，还是人们获得自豪感、成就感的重要途径o 1975年Katzell和Yankelovieh通过大量的调查发现无论是普通的员工还是管理人员均认为工作对于他们来说是重要的，通过工作获得的自豪感是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并且认为从工作中他们获得了更多的生活满意感(Robert w.Rice＆Janet P.Near，1980)。人们在工作中是否感到愉快通常也会影响到生活其他方面的质量，比如，休闲质量、家庭关系和最基本的自我认同感(Blauner，1964)。
　　因此，我们应该关注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考察工作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的效应大小。
　　从某种程度上说，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相关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工作和其他生活方面相关性的强弱，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工作和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很强，但是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实际上两者的相关性之弱让人吃惊。
　　
　　
　　对两者相关性的研究从两方面进行：(1)研究工作满意度和整体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包括考察不同工作层面的变量和整体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2)考察工作满意度和具体生活领域满意度(specific domain ofnonwork life)的相关性，比如，婚姻、家庭、休闲和居住的社区等因素，包括考察不同工作层面变量和不同生活层面变量的相关性。因此，下面按照这两种方式进行综述。
　　
　　(一)工作满意度和整体生活满意度相关性
　　相关的研究方法主要有，简单相关系数分析(zero-Order Relationship)、多元素分析(Multivariate)和考虑调和变量(Moderator)的分析。截至1980年查阅到的16篇研究文章，发现涉及到的整体生活满意度和整体工作满意度及不同工作层面变量43个简单相关系数(zero-OrderRelationship)一致为正相关。其中的40个相关关系原作者或者以后的研究者进行过统计显著性测验，发现有33个(83％)相关关系是统计上显著的(p<0.05)。相关系数从0.04到0.58，所以，虽然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但是相关性并不强。
　　20世纪60年代以前，研究者集中考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及相关性的强弱。通过直接考察整体工作满意度和整体生活满意度相关性(Wesley,1939；Stapel，1950；Weim，1952；Veroff,Feld＆Gurin，1962；Bradburn&Caplovitz，1965；Komhauser，1965；Andrews＆Withey，1974,Near.Rice&Hunt.1978；ROIlsseau 1978)发现相关系数在0.30～0.39。70-80年代研究者试图通过考察不同工作层次变量满意度分别和生活满意度相关性的方法，探索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例如，Iris&Barrett(1972)考察了对晋升、同事、监管人员、工资和工作本身的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Barrett并没有考察整体工作满意度和整体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Quinn＆Shepard(1974)分别考察了整体工作、自由(facet-free)、工作特殊性(facet-specific)、舒适干、挑战性、工资回报(financialrewards)、同事、资源是否充足、晋升，这些因素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发现整体生活满意度和整体工作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为0.47，和生活满意度相关性较强的工作层面的因素是自由(facet-free)、工作特殊性(facet-specific)，相关系数分别为0.42和0.40。1977年London，Crandall＆Seals在他们的研究中考察了同事、工作本身(work itself)、工资、工作条件和资源的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发现对工作本身和工资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较强，相关系数分别为0.29和0.25。另外，London，Crandall＆Seals也没有涉及整体工作满意度。
　　考察80年代以前的6篇采用多元素分析工作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解释力度的研究发现，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因此，没有给出任何一致的结论。6个研究中有3个研究结果显示，工作满意度对预测生活满意度水平作用并不大(the firstsurvey by Andrews&Withey，1974，1976；London，Crandall，＆Seals，1977；Rice，Near,＆Hunt，1979)；然而，另外3个研究结果表明，工作满意度对预测生活满意度较有较大解释作用(when included with other specific domains of life satisfaction，the second survey by Andrews＆Withey,1974，1976；Campbell，Converse，＆Rodgers，1976；Hulin，1969)。
　　虽然如此，作者认为1979年Rice et al的研究结果可能更有说服力。Rice et al采用Near et al(1978)研究时采用的数

据建立仅包含工作满意度自变量的回归模型，发现模型对生活满意度的解释力度为33％，而工作满意度仅解释了1％生活满意度因变量的变异。
　　其他研究结果介绍如下：
　　Andrews and Withey在1974年和1976年分别作了两次调查，他们第一次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将工作满意度分成5个工作层次变量包含到12个自变量的模型中时，工作满意度指数仅解释生活满意度变异的2％。第二次调查结果却显示，如果将工作满意度作为工作生活(worklife)单一变量包含到12个自变量的模型中时，工作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的解释力度增大(beta＝0.10，beta值排序第6位)。针对这种差异1977年London et al，重新考察了Andrews and Withe},在1974年和1976年作的第一次调查结果，他建立工作层面5变量满意度和休闲层面6变量满意度模型，发现模型的总体拟和优度为0.23，工作满意度解释了4％生活满意度的变异。
　　值得注意的是，1969年Hulin采用因子分析方法综合工作层面变量和生活层面变量满意度，用于预测总体生活满意度。对男性和女性来说，工作满意度因子有较大的beta值(男性，8个变量模型中，工作满意度因子分别位于第2、3、4位；女性，模型有7个变量，工作满意度因子位于第2、4位)，但是，模型本身的拟和优度并不好(男性，R2=0，19；女性，R乙O，13)，因此，虽然Hulin的研究结果表明工作满意因子对生活满意度因子有较大的解释作用，但是模型本身的有效性令人产生怀疑。
　　Campbell et al.(1976)建立了包含12个变量的模型，发现模型总体解释力度为54％，工作满意度的beta值为0，27，位于第5位。解释力度更大的变量是家庭生活(family life)、婚姻、家庭经济状况和住房。
　　1　调和变量的作用――性别。针xC-r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实证调查分析结果，许多研究者认为，其他变量的影响减弱了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但是直到1980年，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集中在将性别作为第三种调和变量(moderator)，研究方法集中在简单考察男性和女性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相关系数的大小，没有进一步考察相关系数的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也没有考察性别差异对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相关性的影响。
　　因此，虽然男性工作和生活满意度相关系数比女性要高，不能说明性别差异对工作和生活满意度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直到80年代，性别对工作和生活满意度相关性的影响并不一致。例如，Brayiield et al.(1957)发现男性相关系数比女性相关系数大；Miller's(1941)发现性别差异没有对工作和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Andrews and Withey(1974，1976)研究表明工作和生活满意度受性别差异的影响。
　　作者仅对不同性别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相关系数的大小作综述。查阅80年代以前的8篇研究，发现结果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38对相关关系中有25对(66％)表明对于男性来说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比女性强。男性工作和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范围是0.09―0.68，33对可检验的关系中30对有统计显著性。女性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相关系数范围是-0.07，-0.57，33对可检验的关系中12对有统计显著性。男性和女性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相关系数的差异有3对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例如，Andrews and Withey(1976)发现，虽然工作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的解释力度不大(包含12个自变量模型中，工作满意度的beta=0.02)，将样本分女性和男性建立模型时发现，男性样本模型中工作满意度的beta系数增加为0.22，位于第4位。London et al.(1977)男性工作满意度解释11％生活满意度的变异，女性工作满意度解释2％生活满意度的变异。
　　很少有学者认为，不同性别社会行为的差异是由生理状况的不同造成的(e.g，Deaux，1976；Grady，1979；Kanter,1977)，反而认为是由有关性别的社会和组织因素影响造成的。例如，在现在80年代的美国，性别差异可能会引起工资、工作类别和职位、教育水平、工作角色的适应能力、对成功的期望水平和化在家务上时间等方面的差异。因此，这些因素而不是生理因素可能更加能够解释男性和女性工作满意度相关性的差异。例如，Kavanagh and Halpem(1977)发现如果男性和女性在公司里处于同一级别，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相关性没有性别上的差异。1977年Kavanagh and Halpem研究结论认为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关系对女性来说过去比现在要低很多，这主要是因为女性对工作态度的转变，女性生活的转变和工作特征的转变使得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在两性之间趋于相同(Marianne Tait，1989)。
　　2，调和变量――其他变量。除了主要考察性别调和变量以外，性别和职位的联合作用(joint effects)(Kavanagh&Halpem，1977)，性别和工作威望的联合作用fBradbum，1969)，性别和婚姻状况的联合作用(Haavio-Mannila.1971)也分别有学者进行了考察。1977年London et al.分别考察年龄、婚姻状况、工作类别、种族对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相关性的调和作用。他的研究结果表明，白领职员、高SES(highSEs)、大学毕业、白种人和年龄较大的人的工作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有较大的解释力度。
　　Arthur P.Brief and John R.Holhnbeck(1985)研究了工作复杂性对工作，生活相关性的影响。样本来自于1982年Davis研究采用的分别在1978年和1980年进行的结构性访谈全国性随机样本。这次研究仅用其中有全日制工作人员的数据，样本容量分别是1978年1017和1980年1038。1978年的数据用于建立模型，1980年的数据用于检验假设条件。
　　研究结果表明，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为0.24，很好的代表了1980年Rice et al的研究结果。用调和变量的回归方程(Saundem 1956；Zedeck，1971)检验这个假设条件，得到工作满意度、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与生活满意度的高度相关，概率P值小于0.05，然而根据逐步增加变量方法得到的调和作用很小，方程的拟合度仅为0.003，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相关系数为0.33。
　　林丽玲和李诚研究工作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解释力度的大小。工作层面变量中与整体生活满意度相关性比较高的变量依次是：人际关系、工作本身、主管领导风格；生活领域层面变量与整体工作满意度相关性比较高的变量依次为：主

观知觉与健康状况。(具体结果见表1)
　　由于婚姻、年龄、教育程度、工作满意都会影响生活满意度，所以本次研究以婚姻、年龄、教育程度、工作满意度为自变量，以整体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并作了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上作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的解释力度为0.458，是方程中对生活满意度解释力度最大的变量。
　　Robert W.Rice，DeanB.McFarlin，Raymond G.Hunt＆Janet P.Near(1985)假设工作重要性会调和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相关性。他们认为工作给人们提供经济来源，占有人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涉及到自己要完成的工作。然而，他们的研究结果却表明从事重要工作的人的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相关系数没有比从事不重要工作的人的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相关系数大。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零相关系数对于两类人群都很大(r=0.48和r=-0.49)。因此，工作重要性没有影响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相关系数。
　　Locke’s(1969，1976，1984)认为作用的大小(affectintensity)有两个因素决定，实际结果和期望结果之间的差距：个人在产生每一种结果中的重要程度。Robert w.Rice等根据Locke’s的观点认为，重要性变量应该包含在情感反应变量中。而实际上Daniel HeHer(2002)研究发现自我评价因素(包含个性和个人情感轨迹)确实影响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相关性。
　　
　　(二)工作满意度和生活层次变量相关性
　　20世纪80年代到目前为止，主要采用这种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考察整体工作满意度或者其层次变量和生活层次变量满意度的相关性。生活层次变量包括婚姻、家庭、休闲、住房成本(housing cost)、健康和时间的利用。例如，1969年Hulin通过多元素分析(Multivariate Analyses)分析生活层面(facets of community)变量满意度和工作层面变量满意度对整体工作满意度的解释力度，发现生活层面变量的解释力度很小(男性beta值排第4、8位，模型有8个变量；女性beta值排序3-7位，模型含有7个变量)，同时工资和住房成本的相关性最大(相关系数为0.55)。
　　1　婚姻／整体生活满意度。整体工作满意度和婚姻满意度虽然存在正相关关系，但相关性并不大。例如，Bradbum＆Caplovitz(1965)考察婚姻紧张(婚姻紧张指数：婚姻存在的问题数目，调查问卷共有13个婚姻问题)和工作满意度交叉列联表数据。
　　发现婚姻紧张程度越大，工作满意度越低。Bailyn(1970)研究表明，婚姻，工作满意度相关性由夫妻双方工作定位有关，Veroff,Feld&Gurin(1962)研究发现，婚姻，工作满意度相关系数为0.11。Haavio-Mannila(1971)分别考察了工作和工作地位满意度与配偶满意度的相关性，发现工作，配偶满意度相关系数男性小于女性(r1=0.11；r2=0.22)。而工作地位，配偶满意度相关系数没有性别上的差异，均为0.18。
　　2　工作／家庭(family)满意度相关性。这部分的研究采用整体工作满意度或者工作层面变量和家庭相关性考察方法。整体工作／家庭满意度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在0.07～0.34之间(Kornhauser，1965；HaavioMannila，1971)。Iris＆Barren(1972)分别考察了工作、工资、晋升、监管人员和同事满意度和家庭满意度的相关系数，发现，晋升和同事满意度和家庭满意度相关系数较大(r1=0.28-0.20；r2=0.24-0.18)，而工作、工资和家庭的相关性并不确定。
　　3　工作／休闲满意度。KomhausrI(l965)发现，工作，休闲相关系数为0.26；1971年Haavio-Mannila分别考察工作和工作地位满意地和休闲满意度的关系发现对于女性相关系数大于男性(相关系数女性为0.05～0.40,男性为0.03～0.28)。1972年Iris&Barrett的研究表明除了工资，休闲满意度相关性呈正方向外，其他工作层次变量和休闲的相关性没有定论。
　　值得注意的是，London，Crandall&Seals(1977)分别考察了5个工作层次变量(同事、工作本身、利益(benefits)、安全和资源)和生活层次6个变量(和朋友的活动、和家庭活动、社交人员(people seen socially)、隶属组织感、运动和娱乐)相关性，发现工作和朋友的活动／社交人物，运动满意度的相关性比较大。
　　总结80年代以前的研究成果发现，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零阶相关系数表明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存在正相关关系，然而多元素分析却没有得出一定的结论。但是从总体来看，由于用于分析的样本、对工作和生活满意度测量存在的差异还有包含在模型中的变量都有相当程度的差异，因此，需要以后进一步采用多因素分析方法对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相关性进行研究。
　　通过以上的文献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探索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相关性大小，或者工作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解释力度大小。此阶段普遍得出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存在较弱的正向相关关系。例如。Tait，Padgett and Baldwin(1989)运用Meta分析方法分了34篇研究结果，发现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的平均相关系数为0.44。和工作在日常生活中占据的常识性重要地位假设相矛盾。
　　第二阶段：在验证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较弱正相关关系的同时，初步探索造成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较弱相关性的原因。直接的表现就是将样本分成不同形式子样本，分别考察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相关系数。考察男性和女性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考察不同婚姻状况的人群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此阶段并没有给出一致性的研究结果，也没有给出根据不用标准分样本的原因。是对“第三种变量”的探索阶段。
　　1977年London et al.分别考察年龄、婚姻状况、工作类别、种族对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相关性的调和作用。他的研究结果表明，白领职员、高SES(high SES)、大学毕业、白种人和年龄较大的人的工作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有较大的解释力度。
　　第三阶段：大致从80年代开始，集中探索“第三种变量”。往往人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各种理论，提出假设，验证结论阶段。此阶段探索的变量有工作复杂性(Arthur P.Brief and John R.HoHenbeck，1985)、工作重要程度(Robert w.Rice,DeanB.MCFarlin,Raymond GIHunt&Janet P.Near,1985)、性格和情感体验(Daniel Heller,2002)等。然而工作复杂性和工作重要程度并不影响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相关性。
　　然而，作者认为，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的研究仍然处于第三阶段。对于影响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的调和变量的分析至今仍然停留在对性别、工作重要性、工作复杂性等方面，涉及的方面较少，例如，个人收入一方面影响生活满意度，另一方面影响工作满意度，因此，对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影响力度，然而在这一方面并没有进一步的研究。后续的验证性研究更是缺少，导致至今对影响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的“第三种力量”仍然没有定论。当然研究方法和运用的数据收集工具的差异也是应该引起人们重视的。
　　当然，由于工作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解释两者较弱相关性的研究仍然有必要进一步深入。虽然“投石问路”阶段的迷茫和由此引发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是难免的，但是也仍然需要各界的支持与鼓励。
　　
　　责任编辑：冯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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