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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外部金融危机促内部经济转型――后危机时代的新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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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008年的金融危机一方面打击了我国经济,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中国经济多年积累的问题和矛盾。决策者应当借此机会推动经济转型,解决中国经济内部问题,加大经济体的抗压性。借外部危机促内部转型是应对本次危机的最佳对策,应当是“后危机时代”经济政策的主题。
  [关键词]金融危机 经济转型 经济政策
  
  2008年,由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在短时间内席卷了全球,美国、欧洲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都受到重创。虽然中国在本次危机中所受影响相对较小,但是危机给我国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仍然不可忽视。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全球经济开始复苏,我国实体经济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也均已逐渐回升,至此金融危机步入“后危机时代”。在这个时候,如何正确认识本次危机?如何防止危机反复和经济二次触底?如何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是理论界和学术界必须关注的问题。
  事实上,金融危机是通过减少净出口,引发金融、地产泡沫的快速破裂等多个渠道影响我国经济的,而这些领域在危机未发生时已经显现出若干不和谐的信号,只是这些信号在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未能对政策决策者和社会各界起到警示作用。例如,宏观层面上,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对外依存度过大的问题;产业层面上,产能过剩的问题,区域分割的问题;微观层面上,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民营企业生存困难的问题。这些问题都由来已久,大多已被人们发现并证实,但没有被有效的重视。本文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出现困难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外部冲击,而是内部矛盾在外部冲击的催化下被突出了。正是因为中国对外依存度过高,才使得美国购买力的减少能快速的打击我国沿海经济;正是由于中小企业在实体经济内生存困难,才使得虚拟经济膨胀,最后出现泡沫破裂的一天。总之,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还是内部问题,金融危机仅仅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反过来考虑,可以说,金融危机对于我们是一次机会,它让我们更清醒的认识到中国经济存在的不足,让宏观和微观决策者有机会在高速发展的间歇中多角度的调整经济结构,使得中国经济在长期内能更好的发展。
  一、调整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是理论界一直关注的老问题。中国过去十年的高增长,主要是靠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拉动,而出口和投资分别由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粗放式的资源密集型产业支撑,前者主要包括纺织业、家电业等,后者主要包括房地产业和采掘业。这种增长模式由于地方政府的GPD竞争而被强化,进而形成了当前中国极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正在情况愈加恶化的时候,金融危机发生了,其造成的原材料价格上升使得劳动密集型企业朝不保夕;而房地产泡沫破裂和流动性紧缩又让房地产经济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全球环保意识的增强和国际环境保护谈判使得粗放型增长方式显得不合时宜。因此,借势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振兴高新产业和绿色产业是转型时期重要的任务。
  在当前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现实下,依靠发展高投入、低附加值的产业来拉动GDP增长的思路已经不合时宜,能源、建筑、原材料生产等行业不应当继续作为中国经济的主导产业来发展。此时,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促使国民经济由重工业经济向低碳经济过渡是国家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政府已经采取措施,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培育高新产业,鼓励资本由传统产业向高新产业转移。
  高新产业,有别于满足居民日常“吃、穿、住、用、行”需求的传统产业,主要包括满足消费者精神需求的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产业;利用可再生技术向大自然索取能量的新能源产业;运用新科技改造生产方式,提升全社会福利的生物技术产业和光电子信息产业。这些产业都具有低污染、高科技含量、低成本和高利润的特点。发展和振兴此类产业有助于缓解环境恶化的压力,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有利于我国培养大量优秀科技人才和研发一批关系到国家根本利益的技术成果,在国家战略层面上抢得先机。
  二、促进企业模式转型
  经济危机发生之后,中小企业生存困难是困扰中央和地方经济工作部门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事实上,此种情形并不是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才发生的,而是在2005年前后就已经被学者发现和提出。虽然中国正在逐步深化经济市场化改革,但是能源、交通、电信等垄断行业仍然存在很高的行政进入壁垒。尽管这些行业存在不合理的高额垄断利润,民间资本还是只能远观而不可参与。同时,投资项目的稀少、融资手段的缺乏和产业政策的高度不稳定等原因也使得民营企业的发展道路上布满荆棘。本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只是更进一步的加重了中小企业的负担而已,让这个矛盾变的更加明显和尖锐。由此,金融危机的发生,同时,还要利用金融危机“倒逼”企业转型。
  “倒逼”企业转型主要目的之一是促使中国企业从利用低成本优势打拼市场的模式向运用核心技术控制纵向价值链的模式转型。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企业逐渐占据了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环节,“中国制造”成为中国企业发展模式的象征。当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出口创汇,中国GDP节节攀升的同时,创新“软肋”一直是潜伏在繁荣背后的主要“不稳定因素”之一。由于我国大多数企业的关键技术和专利都是从国外进口,而自己又缺乏模仿和创新的实力,我国大部分产业的生产技术受制于人,我国企业靠低成本优势苦苦积累的利润拱手供奉于人。金融危机的到来,使得全球价值链上的蛋糕整体变小,此时拥有关键技术和关键原材料的强势企业可以利用自身谈判优势保住自己的利润空间,而中游的生产企业的利润常常受到压榨。当此之时,危机中转变国人观念,增强企业创新意愿迫在眉睫。
  核心竞争能力是企业开发独特产品、发展独特技术和发明独特营销手段的能力,具备门槛壁垒、不易模仿和不可交易等特性。从这个标准来看,中国大多数企业都缺乏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生产必需的产品和技术专利基本上依靠从国外进口。此事实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企业在竞争中缺乏独立自主的地位,在产业链纵向谈判中没有话语权,市场会受到上下游企业的价格压榨。金融危机以来,这些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小企业纷纷破产倒闭,这给“东莞模式”、“浙江模式”等依靠低成本打拼市场的企业生产模式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首先,要进行金融创新,通过设立创新项目基金等手段,增加企业的融资渠道,为企业R&D投入做好资金保障;其次,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再次,鼓励企业技术联盟,推进产学研合作,健全创新合作机制;最后,要着眼长远发展教育,培养创新所需的人才,从根本上消除我国企业面临的“人才”瓶颈。
  三、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金融危机致使大量企业利润缩水和经营困难,劳资关系在此时显得尤为紧张。2007年5月,新劳动合同法在危机发生之前颁布,其对资方提出的各项要求和责任,在危机发生之后变的难以执行。许多省市为了保增长、保就业,暂缓执行新劳动合同法的条例,给中小企业以“喘息之机”。事实上,劳资关系不应当仅仅依靠法律手段进行约束,非正式制度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会比正式制度起到更大的作用,而正式制度的出台往往会对原有的非正式制度产生挤出效应。和谐关系关键不是建立在正式制度层面上的,而是非正式制度层面。换句话说,也就是要转变劳资双方的观念、思想和习惯。
  关于劳资关系,奈特有过精辟的论述,“工人让企业家承担风险,同时给予其利润作为补偿;企业家得到了利润,同时给予工人稳定的工资作为补偿”。根据奈特的观点,是个人的风险偏好程度决定了各自收入的性质,企业家承担风险,取得的是高额的变动收入,而工人让渡风险,因而获得低额的稳定收入。因此,在经济繁荣时企业主占有了经济利润而只给工人低廉的报酬,那么在经济危机时企业主也必须给予工人“保险”的稳定工资,履行劳资双方的这种“非正式契约”。金融危机下,企业和员工要“抱团取暖”,企业要尽量减少“不道德的”裁员行为,员工要避免“不道德的”怠工行为。全社会应当重构新型劳动关系,为劳资关系注入平等合作的观念。劳动者和企业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互相依存的利益共同体。企业要通过企业文化建设,使员工树立“主人翁”意识,减少劳动关系的对抗性,使双方共生共荣,共谋发展。企业自身也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在危机中少裁员,或运用灵活工时和降薪等办法代替裁员,为全社会就业率和员工生存福利做出一点贡献。政府也要发挥作用,加大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财税扶植,对冲劳动合同法和金融危机短期内给企业带来的压力。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不是外部冲击,而是内部矛盾,外部冲击仅仅使得积累多年的内部矛盾尖锐化。目睹了危机发生时我国经济的脆弱表现之后,后危机时代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借机促进经济转型,从多个方面增强经济体的抵抗力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具体的说,应当调整产业结构,振兴高新产业;促进企业模式转型,培养企业核心竞争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增强企业的生存能力等。
  
  参考文献:
  [1]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2]弗兰克•H.奈特.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J].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乔生,汪洁.后危机时代产业振兴与环境保护[J].山东社会科学,2010,(6).
  [4]杨志明.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展和谐劳动关系[J].求是,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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