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新十年的经济转变和危机

作者:未知

  [内容提要]本文以巴西2003-2013年左右卢拉政府时期及罗塞夫政府初期的经济表现为背景,分析巴西十年的进出口表现,同时通过巴西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数字,分析两国的合作潜力。十年内巴西的经济配合民生政策,乘上了世界经济发展的顺风车,但是却带来了债务危机等一系列隐患。
  [关键词]巴西 进出口贸易 国情研究
  一、卢拉政府的务实主义经济
  《经济学人》杂志在2009年11月14日期刊中对巴西经济乐观的现况和未来大加赞赏,其将驼背山下的基督像比作起飞的火箭,并取题为“巴西腾飞”。这期的特别报告里他们还将巴西描述为“拉美最骄傲的成功史”。然而,这十年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且一帆风顺的。国内有学者认为:“卢拉政府八年是巴西历史上承前启后、具有关键意义的八年。”
  在2003年,如果说卢拉上台前还有很多不信任,但随后的经济表现却扭转了这些不确定。他将巴西带人金砖四国的行列,巴西经济乘上了大宗商品需求扩张、价格上扬、国际金融环境资源旺盛、新兴市场准入门槛降低等一系列有力因素的顺风车,打消了巴西经济外部环境脆弱性的质疑声音,卢拉政府以此拉动了以国内市场扩张为基础的巴西经济增长,使得巴西在2004-2010年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了4.4%。卢拉总统执政后,充分利用全球经济“大缓和”和大宗商品繁荣周期,走出了一条融合新自由主義、发展主义和平民烙印深刻的务实主义道路。巴西经济一片向好发展,在实现财政目标的同时也有机会实施扩张性政策。在未实行任何增加征税和新税种的背景下,巴西的税收增长速度远高于GDP增长速度。经济增长拉动了就业(正规工作市场新增就业岗位1000多万个),实际个人所得税和企业利润增加,财政收入也大幅增加。非房地产型个人投资增加,出口部门表现良好,家庭消费支出增加(尽管利率水平较高但仍有大量家庭选择贷款),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稳定安全,公共消费投资增加,这些良好表现都形成了良性循环。2008年9月,以雷曼兄弟事件为导火索的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以上优良表现也使得巴西大幅增加公共支出,大力推进社会项目的发展(约2500万人因“家庭补助金计划”实现脱贫),另外财政目标也顺利达成,通货膨胀得到控制,收入分配改善。
  在周期末,巴西经常账户赤字的疲软态势,但大衰退使新兴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希望,巴西凭借良好的增长预期和效益吸引了大量发达国家资本流入。与2000年相比,2010年外部环境的脆弱性降低。2010年,巴西外债总额与出口的比率从2000年的4.7%下降到1.3%,外汇储备高达3750亿美元,巴西外债总额与外汇储备的比率从2000年的6.5%降至2010年的0.9%,短期债务也大幅下降。
  二、卢拉政府民生政策的双面性
  民生政策方面,政府大规模推行社会福利政策,大幅兴建基础设施,保障民生,巴西人民的广泛拥护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困扰巴西许久的贫富差距问题。但是,卢拉政府甚至大部分国家在实施社会政策的同时忽视了一点,提供大量社会保障的前提是大量财务支出和债务累计。卢拉任期内,政府赤字大幅增加,远超过同期其他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水平。罗塞夫执政初期,这一困局仍笼罩着巴西经济滑落,短时期内的经济态势的骤变使得民众心理无法平衡,但他们又清醒的认识到巴西的财政困局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变的,再加上后期国际环境的变化对巴西经济的冲击,很多在卢拉执政时期由贫困人口进入中产阶级的人民又回到了最初的状态,大大削弱了罗塞夫的执政基础。
  三、罗塞夫政府时期的“三高”症状
  2011年罗塞夫执政初期,国内外出现了某些不利因素,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危机。国际范围内全球GDP增长减速,贸易比价开始恶化,国际贸易和除能源外的大宗商品价格均有所下降。但是,国际市场对巴西仍然充满信心,巴西GDP的9%仍为外资成分。
  2011年,巴西国内市场中个人消费增速呈下降趋势,这是因为放贷周期延长,利率增加(名义利率由2010年8.5%升至2011年12.5%),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等一系列因素所造成。在长期背负债务的情况下,各个家庭承担着更多的借贷负担,可支配收入也下降,减少自己的消费成为不得已手段。当巴西中央银行尝试扭转形势时为时已晚。这一消费减速现象也影响到了就业,正规就业需求逐步下降。上述情况都大幅打击了消费者的信心。在国内市场罗塞夫引入了经济政策的新方向:促进个人投资和出口,政府在实现财政盈余目标时居于次要位置,兼顾实施社会政策。鼓励公私合营资本进行基建投资,缩减公共投资和国有企业的占比。
  政府试图通过刺激个人投资的一系列举措来扭转消费增长减速趋势,从供给侧努力缩减生产和融资成本。巴西还对工业密集型产业实行免税政策,这一政策迅速扩展到其他非工业部门,受到企业界的广泛支持。巴西还给予购买汽车和持久耐用品的减税待遇。2012年,巴西满足了企业诉求许久的降低电价问题,免除资本货物进口关税,并推行多种补贴政策。以上措施都是为了解决巴西大部分加工业中利润率过低问题,并以此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尽管如此,巴西工业进口渗透率仍逐年增加,这一信号通常被视为去工业化的前奏,严重威胁国家经济。国家对企业的扶持也反映在信心指数上,伴随着消费者信心快速缺失,企业信心持续高涨,这一趋势持续到了2013年初。
  私人投资也在不断下滑,这也带来了家庭消费支出的减少,人民的获得感降低,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对政府的信任指数都在下降。投资的缩减不仅仅涉及类似于巴西石油公司这些公共企业,也影响到了建筑等行业。这些负面因素集中爆发在2012年和2013年,而这正是巴西各大城市筹备足球世界杯期间,巴西的运输、基础设施和医疗、教育等都亟待改善。2003-2010年的繁荣转瞬即逝,尽管罗塞夫延续了罗拉时期大规模的社会支出政策,但经济的衰退仍然给政府带来了解决社会公平、改善福利等方面的难题。巴西面临的是一场全面的社会危机。这些表面的高福利背后是政府的高额债务。   2015年9月Standard&Poor's将巴西的信用评级由“投资级”降为“垃圾级”,这无异又为罗塞夫政府当头一棒。巴西货币雷亚尔对美元的汇率不断下跌,资本外流。此前,巴西财长曾亲口承认巴西正在实行肮脏浮动汇率制(dirty float),这允许了雷亚尔对美元汇率在—个狭窄的区间浮动;但是,仿佛这一政策也未能控制其经济下滑势头,罗塞夫政府的财政紧缩计划也因此受阻。巴西的经济寒冬仿佛在这个时期已经到来,这个曾经的“金砖国家”已经成为货币贬值投资削减的“反面教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巴西的经济危机可能把整个南美洲拖下水。
  四、中国与巴西十年的贸易关系与挑战
  在罗塞夫执政期间,笔者认为至少面临着四项最大的挑战,可以用两内两外来概括。一方面如上文提到的巴西正加速國家投资,力图在中高端技术密集型产业占领竞争高地,另一方面其仍面临着适应中国的崛起,寻找新的外交发展模式的阶段,另外如何继续在拉美市场占领份额也成为巴西彼时的难题。从合作伙伴多样化的角度来看,巴西一直都是重要的矿产、农产品、非技术密集型工业产品的出口国。在传统与美国或者欧洲的贸易往来中,以上产品都占到了大部分比重。中国在这一时期一直与巴西保持良好的经贸往来,但巴西向中国的出口仍然集中在原材料和半制成品领域。巴西十年之内在中国建成了众多合资公司,如Embraco(压缩机)、Embraer(飞机)、Weg(电动机)、Sabo(汽车配件)、yMarcopolo(汽车)等。巴西与中国自2002年起除2007和2008年外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地位,因为这两年巴西因为经济发展大幅增加了来自中国的进口。2009年,巴西同中国保持了5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同年巴西的经济增长率几乎为零,但中国却仍然保持高速发展,这拉动了巴西向中国的出口。2010年,尽管巴西经济回暖,但是因为巴西出口产品的多样化增加,与中国仍然保持贸易顺差,特别是因为原油价格上涨,也推动了巴西的外部表现。但是在制造业方面,巴西同中国的贸易却完全展现出不一样的形势:2008年巴西对中国加工业的赤字已经高达150亿美元,在2009年因为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这一数字降至100亿美元。2010年,内需拉动,雷阿尔增值,巴西的工业贸易赤字增至300亿美元,中国占其中的2/3左右,达到了195亿美元。
  根据Aliceweb/Mdic发布的数据,2010年巴西共向中国进口了约16%的工业制成品,但是工业制成品在巴西当年出口中仅占4.5%左右,这一数字仍被高估,因为数据中还包括了半工业制成品和低附加值产品,如大豆油和灰铁。由此可见,中国在巴西的进口结构中占到了越来越大的比重,几乎涉及到了工业生产链的所有阶段,尽管大部分集中在初级和中级生产阶段,尤其是电器和纺织业。中国和巴西的传统贸易格局在卢拉和罗塞夫执政期间并未出现明显改变。
  五、结语
  巴西在卢拉政府时期出口表现良好,实现了与宏观经济政策的联动,这使得巴西恢复了公共政治秩序和长期战略导向。罗塞夫政府也延续了卢拉政府的部分政策,尤其在公共投资政策、工业政策、技术政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政策等方面。但是,后期因为国际汇率的变化,企业及个人对政府信任程度大幅削减,社会出现全面危机,针对罗塞夫总统也出现了一系列不信任案,动摇了巴西稳固的经济基础,该时期巴西经济呈现三高症状:高福利、高通胀、高利率。这也成为阻碍巴西在下一个十年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
  责任编辑:张永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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