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物品需求表达机制的构建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周庆元

　　内容提要：从供需两方面分析了当前农村公共物品需求表达的症结。以林达尔模型和蒂布特模型的均衡条件为依据，论述了公共物品需求表达的一般模式。提出了构建农村公共物品需求表达机制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公共物品；需求；表达机制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H)01-0090-04
　　
　　一、引言
　　
　　农村公共物品的优化配置是新农村建设的逻辑起点，也是衡量新农村建设目标的重要标志。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领域不断扩大，国家财政支农强度不断提高，农村公共物品得到较大改善。为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的效益，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需求导向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实现高水平的供求均衡。
　　鉴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重要意义，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采用不同方法对这一问题开展了研究，真实地揭示了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求状况和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并相应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这些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研究和解决农村公共物品的供求问题提供了基础，拓宽了视野和思路。总体看来，研究供给问题的多，研究需求方面的少。农村社区公共物品的需求问题直接关系到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和供求均衡。我国区域差异大，农民的需求也极其不同，社区农民的需求更有其特殊性，对农村公共物品的研究应当进一步从需求研究着手。就目前农村公共物品需求的研究情况看，于建嵘(2002)提出进一步推进和完善村民自治，增强村民表达自身公共物品需求意愿的能力，形成有效的组织博弈代表。洪源(2004)提出村民缺乏表达公共物品支付意愿的适当渠道，应建立农村公共物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赵万水(2005)认为我国长期以来农村公共物品的“自上而下”的供给管理挫伤了农民积极性，造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浪费和不足并存的局面，应把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外生转化为内生，实行“自下而上”的需求管理模式。李义波(2004)通过个案调查研究了农村居民公共物品需求偏好状况后认为，就总体而言，无论是从满足居民个人需求角度还是从社区发展来说，农村居民对于基础性公共物品的需求偏好程度更高一些，其偏好需求倾向社区交通道路、社区秩序、社区农业基础设施和社区教育、社区水土治理与环境保护等类型的公共物品；同时，农民已经认识到发展性公共物品对于社区发展的重要性。匡远配、汪三贵(2005)基于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总量基本能够满足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和农民需求的假定，考察了贫困地区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结构和倾向，为贫困地区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以及发挥公共财政作用提供了建议。刘义强(2006)基于一项全国农村公共物品需求调查，提出建立需求导向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结构性安排。孔祥智等(2006)以福建省永安市为例，对农户公共物品需求的优先序及供给主体进行了研究。这些成果为我们了解农村公共物品需求的基本情况提供了借鉴，同时不难发现，现有研究对于公共物品需求问题的考察尚不够系统，需要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农村公共物品的需求表达机制作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希望，从现实困境的分析出发，讨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和需求的症结，根据公共物品供需均衡的基本原理，提出构建农村公共物品需求表达机制的构想。
　　
　　
　　二、需求表达机制与公共物品的供给
　　
　　根据公共物品的基本原理，公共物品是指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同时具有受益的非竞争性和消费的非排他性特点的物品，同时这类物品是私人部门无力或者不愿生产与供给的。农村公共物品则是指在农村一定区域范围内用于满足农民公共需要、私人不愿意提供或者无力提供、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和服务。大量理论演绎和国内外实践都充分证明，农村公共物品对农业生产、非农生产、农民人均收入以至农村消费和农村现代化进程均具有显著影响；对于改变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的贫困境况以及农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供给与需求是市场的两个方面，供求机制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机制。然而，公共物品供求不同于一般物品的供求状况。由于个体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难以判定，在集体中供给哪些、供给多少公共物品需要经过集体成员的决策，因此，价格因素并不是影响公共物品供求的主要因素。一般物品的供给量是由市场的供求状况决定的，而公共物品的供求则完全不同。对于公共物品而言，消费者的需求曲线则是个人需求的垂直加总，即公共物品的边际收益是每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收益之和。消费者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是对同质公共物品的需求，对公共物品需求的分析，实际上是对同质公共物品进行同一层次的分析。需求表达机制主要解决的是，消费者对公共物品的真实需求通过何种渠道反映出来，这也被称之为“偏好表露”(preference―revealing)问题。农民需求表达机制是指在民主的框架下，通过赋予农民合法的话语权，使农民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充分表达农民对农村公共物品的质量和数量等需求信息，通过政府积极有效的回应和反馈，使得一定范围内大多数的需求得以实现的制度规范。
　　
　　三、当前农村公共物品需求表达的症结
　　
　　根据有效需求理论，需求决定供给。衡量公共物品的供给绩效，主要看供给是否满足公共需求，无视或忽略需求的供给，是一种无效和浪费的供给。
　　(一)从供给看，存在“自上而下”的行政偏向
　　在我国农村地区，长期以来，囿于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作为“消费者”的农民缺乏表达公共物品需求偏好的恰当渠道，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内容、数量和结构主要由基层组织或上级部门在没有农民参与的情况下“自上而下”决定。一方面，作为基层政权，乡镇政府是农村公共物品的直接提供者。由于农民权利观念淡薄和传统等级思想的影响，农民对基层官员决策行为的约束极为有限，加之目前干部考核机制的导向，使得官员在供给决策时优先考虑的是如何获取更大的政绩，而无暇顾及农民的需求。另一方面，村民自治组织是我国农村村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社会政治制度。村民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自由沟通并发表自己的看法、主张和要求。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本应该能够真正了解组织内部成员的利益需求，平衡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使个体村民利益表达群体化，村民群体利益表达一致化。然而，在现行体制下，形式上通过选举产生的村委会扮演着双重角色，既办理村务，又执行政务，村民自治组织成了具有行政权力的准政府。农村基层组织凭借其权威性和强制性，成为农村公共物品的决策者，自上而下的方式带有主观性、统一性和强制性等特征。而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取决于各自资源状况、生产经营活动和所处环境。行政命令式的决策从体制上造成了供需的脱节，农民的需求受到忽略，不但总量和结构不能满足需求，而且往往超越农民的承受力。社会成本和收益无法进行判别与比较。

　　(二)从需求看，农民缺乏需求表达的动力机制
　　“受益原则”要求消费者负担的成本份额要与其获得的效用等价。作为“经济人”的农民都不愿表达对公共物品的真实需求，陷入了集体行动的困境，个人理性导致了集体福利的减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农民作为需求者，在接受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由于自身文化素质的限制和信息的不对称，对于公共物品是否是真正符合当前生产生活需要、自身是否具备支付能力、价格是否合理、质量是否达标等产品信息都缺乏全面了解，从而丧失了既定的选择权。二是我国农民由于受几千年小农经济和封建文化的影响，自身缺乏主体参与意识和利益表达意识，而且农民的利益表达在基层往往被忽略或遗漏，很难得到及时的反馈与回应。三是农民虽然人数众多，但非常分散，大多数文化素质较低，处于社会底层，缺乏掌控政治资源的经济基础。在供求双方博弈中，农民是一个分散的弱势群体，缺乏能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参与与供给方的谈判和对话，作为个体的农民逐渐丧失需求意愿表达的动力。
　　一方面，基层组织无法或无暇了解农民需求，“自上而下”强制性供给公共物品；另一方面，农民不愿或无法反映真实需求，处于“失语”状态，农民成为经济和政治双重弱势的拥有者，公共物品的供给与需求处于失衡状态。
　　
　　四、基于林达尔模型和蒂布特模型的需求表达模式分析
　　
　　在对公共物品需求表达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林达尔模型和蒂布特模型通过设计“投票模型”，以“公共选择”的方式将个人需求转化为公共需求，为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提供了需求基础。
　　(一)林达尔模型的需求表达模式
　　在维克塞尔工作的基础上，林达尔将竞争性市场均衡的分析框架拓展至公共物品领域，为如何在公民间合理确定公共物品的负担份额及其产出水平提供了分析思路。林达尔模型假定：一是社区有两个当事人A和B，分别代表各自相同收入和偏好的两组选民；二是为防止决策的先后次序所带来的投机行为，假定公共物品的产出水平与其负担份额作为一个备选方案同时决定；三是每个人都能准确说出自己的偏好。由此，如果个体为政府供给的公共物品所支付的税价和这些个体对它们的评价相关联，进而如果能够根据自己的评价进行讨价还价，从直接讨价还价过程中产生的“税价”并且共享资源供给就是“内在发生”的演化均衡。
　　设图中纵轴自下而上代表个人A承担公共物品供给总成本的份额，h=1时代表全部由A承担。按照条件，当个人A的成本承担份额是h，则个人B的份额是(1－h)。横轴代表公共物品数量，曲线Da和Db分别代表个人A和B在各自的不同份额下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量。再设政府最初设置的公共物品成本承担份额h1，这时，个人A愿意得到Ga水平的公共物品，而B愿意得到Gb，两者就有了分歧。为此政府将提出另一份成本承担方案，由A和B重新决定。可以看出，只要调整之后双方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量仍不一致，这个过程将继续下去，直到公共物品成本承担份额是h0为止。在点h。处，A和B都同意公共物品的产出水平为G0，组合(h0，c0)是帕累托最佳结果，由双方一致通过所决定，意味着任何个人如果改变配置将使结果变坏，从而阻止这种改变发生。这种均衡结果被称为“林达尔均衡”，是该模型的核心。此时，为增量单位公共物品纳的税是“自愿交换”的――单位公共物品和纳的税这两者的边际效用一样，每一个体消费公共物品获得的边际效用恰好等于他对这一增量单位公共物品所花的金额即纳税额的边际评价。
　　尽管林达尔模型没能给出公共物品供给的最优条件，但其根据“利益赋税原则”，通过局部均衡分析将供给的政治决策过程与公共物品成本的负担份额巧妙地结合起来，在个人偏好既定的情况下，通过对备选方案的“投票”，确定出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以及个人的成本分摊份额，同时，持续表露个人偏好，最终达成“一致同意”，个人偏好汇总为“集体偏好”。林达尔均衡模型既是一种需求偏好表露机制，又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决策程序。在实际政治运作过程中，备选方案的“一致同意”极难实现，但其理论价值在于确立了参照标准。为了激励消费者对所购买的商品作出真实的评价，维克里提出了“第二价格法”偏好显示机制。即通过拍卖出售某一单件且不可分割的商品，要求每位潜在购买者把他的出价放在一个密封的信封中，并被告知该商品将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而售价却是仅次于最高出价的人所报的价格。对于所有潜在的购买者而言，可以通过一套分析机制找出其对该商品的真实偏好报价，从而形成一个占有策略均衡。
　　(二)蒂布特模型的需求表达模式
　　蒂布特模型把地方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与居民的偏好表露联系起来，通过“以脚投票”的选择，迁移至公共物品供给较好的社区，间接地显示居民的偏好以及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水平，居民们在社区间的分布建立在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基础上，每个居民获得他自己最想要的公共服务和税收组合。该模型假定：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存在足够多的潜在或者现存社区，这些社区提供不同的公共产品束，居民能够通过无成本的迁移选择提供最好的公共物品和税收组合的社区，并且通过这一过程显示出他们对公共物品的真实偏好。
　　假定在一个人数为N的社区内，公共物品供给的数量为x，对于这个社区来说，供给x数量的公共物品的成本负担为c，并且满足函数c=c(x，N)，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社区成员对社区所要供给的公共物品来说，所要增加的边际成本为Cn=aC／aN。当某成员从原社区迁移到新社区时，新社区会要求加入的新成员为此支付迁移成本，这种迁移带来的成本变化可以用函数cn=cnndN来表示。对该函数的左右两端除以dx，就可得到居民迁移时所会面临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比率：Cn／dX=CNN dN／dX。居民关于迁移的偏好可用其关于公共物品x的偏好与关于货币收入Y的偏好来表示。如果迁移，需支付给新社区迁移成本，这部分从货币收入Y中扣减；同时，迁移者获得与原社区不同数量的公共物品x。可见，这是一种是否增加公共物品x消费和是否减少货币收入Y之间的替代和选择。因此，个人的迁移偏好可表示为，当MRSx.Y=x=CNNdN／dX时迁移是最优选择。如果许多人都在这一条件下寻找相同的社区，则公共物品偏好相同的人最终会形成一个新的公共区域。这种不断的迁移选择过程最终会在N・MRSx.y=NCnn+NCnndN／dX中实现均衡状态。
　　蒂布特模型的偏好表达类似一种“优选机制”，通过居民的迁移表达对所居住区域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和效率的偏好，并最终寻找到与自己的收入水平、税负能力、期望的公共服务标准等

相适应的社区，即选择预期净收益(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差额)最大的社区，最后达到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蒂布特模型也是一种“压力机制”，对供给者而言，在税收和选票最大化的双重约束下，基层组织会千方百计使公共物品的供给最大限度符合辖区居民的需求意愿。蒂布特模型的双向互动约束，既是居民“自下而上”的公共选择过程，又是基层组织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自然结果。
　　以上两个经济模型基于严格的假设条件从理论上探讨了促使人们真实显示其偏好的可行性，对偏好显示机制的设计提供了理论借鉴，但是囿于苛刻的假设，往往难以有效地付诸实施。现实选择应综合考虑农村公共物品的性质、范围和需求主体――农民的需求特征，并提供需求表达及其相关配套条件。
　　
　　五、当前构建农村公共物品需求表达机制的路径选择
　　
　　公共物品的供给不仅是一个市场决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决策过程。如何使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充分反映农民的需求，应建立一种把农民个体需求和偏好转换为公共决策依据的民主机制及相应配套条件。农民群体的合意度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最终评判标准。完善需求表达机制不仅是解决供求关系失衡，防止公共资源浪费的重要举措，也充分体现了农民当家做主、维护合法权益的基本要求。
　　(一)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创造农民需求表达的基础条件
　　根据农民的偏好供给公共物品，要求充分发挥村民当家做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加快民主制度建设。农民对自身利益诉求十分明确，参与决策的农民或农民代表会在与各个层级的政府组织和社会合作组织的讨论协商中实现自身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克服公共需求中消费者的偏好难以界定的困难。同时，在操作层面引入农民的需求表达是完全可行的。首先，在现行财政分权的框架下，公共物品的供给决策可以在一个人数相对较少的组织内部进行，在农村社区内部，范围的有限性可以有效避免集体行动的悖论。其次，社区内的村民之间相互了解，可以有效防止“免费乘车”的行为，文化素质较高的农民已经有意识并有能力表达自身需求意愿。第三，村民自治及其“一事一议”的实现形式，使需求表达过程具有“公共选择”的意味，通过对备选方案的连续投票，使得集体决策的结果偏离个人意愿的可能性最小化，最终获得通过的方案必然是汇总了不同偏好的“公共偏好”，接近“林达尔均衡”。
　　(二)规范基层干部绩效评价机制，引导基层组织的行政责任方向
　　政府履行职能的根本目的是为所有社会群体和阶层提供普遍的、公平的、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而不是从事生产性和竞争性的经济活动。党的十六大对政府职能作了四项界定，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突出“公共的、公用的、公众的”。与此相适应，须建立以提供符合农民需求偏好的公共物品为中心的政绩评价考核机制，将政绩考核从单纯的经济数量指标转移到公共物品有效供给水平上来。以职能指标为主体评价工具，重点是“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而各类经济数量指标如GDP等则列为影响指标，从而对“政绩工程”起到防范作用，增强基层组织推进公共服务职能，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物品。与此同时，村民可以通过“以足投票”的方式，进一步促使地方组织开展竞争、强化服务和提高效率。
　　(三)建立基层组织对接农民需求的回应反馈机制
　　公共物品的内在属性决定了其供给上的政府主导地位。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对社会领域的权威输出，是“政治系统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权威性分配”。对于农民的需求表达，基层组织必须建立相应的对接回应反馈机制。首先，改革基层干部的产生办法。需求意愿表达之后，决策还是由相应组织做出。这就需要改革基层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村、乡级基层干部应真正由本地区村民民主选举产主，而不是由上级部门任用委派。通过选举制度的约束和限制，使之对村民负责、为村民办事、受村民监督。其次，建立有力的监督机制。村民大会对本地区事务享有最终决定权，进一步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议事制度，让村民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再次，基于全国各地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和公共物品供给现状的差别，基层组织应阶段性地向农民征集需求建议，并做出积极正面的回应和反馈。
　　(四)建立有效的需求显真机制，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
　　由公共物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内在属性，导致理性的消费者不愿表露其真实的需求意愿，公共选择无法确定最优数量。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民更愿购买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公共物品，而对具有长期或隐性效益的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则需求不足。作为经济理性人的农民同样存在“搭便车”的心理，导致需求信息的“失真”。应建立有效的需求显真机制，可根据维克里的“第二价格法”设计，或根据公共物品最优供给模型，按照农民的需求意愿进行供给，使区域范围内多数需求偏好得以实现。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进行评估，并选择相互依赖成本(外在成本与决策成本之和)最小的投票规则作为最佳制度，使公共选择所期望的合作成为可能，进而增加农民对公共物品偏好显露的真实性。
　　(五)培育农民合作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在社会博弈中，农民尽管人数众多，但始终是弱势群体。农民在进行集体行动时，由于组织程度低，相互沟通与协调比较困难，很难一致对外。搭便车的倾向致使农民的谈判能力低下，无法有效地维护正当权利，缺乏利益表达的渠道和强度，在“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定――政策实施”的整个过程中，都不能形成有效的参与和积极的影响，无法通过组织化的对抗获取自身的利益。其结果是政策不能保证他们作为“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反而是不断损害和剥夺他们的利益，呈现出路径依赖上的积重难返和持续强化之势。农村各种社会合作组织及机构的产生和发展，可以提高农民的组织力量、合作意识和谈判能力。进一步催生和强化基层民主力量的发展，为基层组织的职能转变预备社会化的载体，并且以较低的社会成本有效集中农民的需求偏好。进而把农民从局外拉人到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中，把分散和缺乏有机联系的农民组织起来，改变现存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并以此改变基层组织决策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联立项课题(09-C-14)；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08sJD84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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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周庆元(1979―　)。男，江苏东台人，江苏技术师范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0―08―12
　　责编：启方：校对：一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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