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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新机遇 形成竞合新优势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卢小平

  4月15日,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应邀从北京专程前来广州就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进行了专题演讲。在阐述了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招商引资、人民币升值、相关产业、就业、贸易、经济等的影响后,张燕生所长提出了相关应对策略。
  
  把握全球化新机遇
  
  张燕生首先提出,要把握全球化新机遇,不断提升我国的全球分工地位。他说,全球化是实现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重大机遇,一方面,全球化造就了相互依存的开放经济,扩大了国际交流和交换,促进了体制机制和发展环境的不断转变。另一方面,全球化赋予动态比较优势以新内涵,使之可以是时序的、时点的、混合的、内生的。全球化分工的决定因素,可以是要素禀赋,也可以是要素创造,即通过要素有形流动或无形流动,创造新优势。
  
  全球化造就新的国际制造体系,但我国在制造中的分工地位不高。中国对美国高技术产品贸易顺差超过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对美国高技术产品贸易顺差的总和。按照美国海关统计,2006年中国对美高技术贸易顺差达490亿美元。OECD数据显示,到2005年底,我国信息与通讯技术产品(ICT)出口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ICT出口国。美国普查局数据也显示,2005年,美ICT产品进口的40%、光电产品进口的22%来自中国。1995年至2006年,中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95%是以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90%是由外商投资企业完成的。即使同一企业生产同一产品,在美国生产与在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单位价值可以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中国只是承接了低增值生产环节,如高技术产品中的包装、五金配件、塑胶零部件等加工组装工序。
  全球化造就新的服务分工体系。从服务贸易看,美国、英国是服务贸易最大的顺差国,德国、日本是服务贸易最大的逆差国。这说明美、英是全球跨境服务的净提供者,德、日是全球跨境服务的净购买者。同时,美国、英国是高技术产品的净消费者,德国、日本是高技术产品的净生产者。中国是全球制造业劳动力的提供者,印度是全球服务业劳动力的提供者,巴西是全球资源的提供者,俄罗斯是全球能源的提供者。即使是我国服务贸易由目前的逆差转为顺差,如跨境运输、保险、技术贸易都转为顺差,顺差的创造者主要是外资企业,并不能真正改变目前的国际分工地位。
  全球化造就国际新融投资体系。2005年,中国为资本净输出国,海外总资产占GDP的比重接近50%,达到了美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占比水平。而美国1989年之后就成为资本的净输入国,2005年,美国国际资产的净头寸为负的25462亿美元。中国持有的对外头寸收益低,如10年期美国国债的市场收益率仅为4.12%,剔除通胀因素之后的实际收益率仅为1.86%;与此相比,2006年,在华三资企业的年净资产收益高达21%;中国从资本净输出中得到资产净亏损,美国从资本净输入中得到资产净收益。
  
  把握新型工业化的新机遇
  
  张燕生接着提出,要把握新型工业化的新机遇,加快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他说,新型工业化,即我国仍处于工业化中期,即重化工业化阶段,而世界主要国家则进入知识型服务和高技术制造为主的知识经济时期。这为我国实施全球化条件下的新赶超战略,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从挑战来看,企业在开放条件下开展自主创新的环境急需要改善。我们的一项研究说明,外资有研发、有技术,但配置在中国的加工组装工序主要是劳动力密集型的。改变我国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低端分工地位,是未来需要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为什么“用市场换技术”战略不成功?为什么绝大多数中国企业缺少技术能力?华为、中兴通讯为什么能够成为技术性公司?首先应汲取汽车业的“合资锁定效应”的经验教训。协议使我国企业基本丧失自主研发、自主品牌、自主营销能力。另一方面陷入“自主研发困境”,全球竞争压力使之举步维艰。其次应汲取家电企业长期打价格战而忽视技术研发和新产品储备的经验教训。当国外家电企业一方面通过技术研发取得新技术优势,另一方面,通过产业转移在中国取得低成本优势,致使只有低价优势,没有技术优势的我国家电企业全面陷入困境。再次应汲取纺织企业在开放中陷入贸易摩擦泥潭的经验教训。逐步建立以自律为基础的出口协调机制,对促进投资和贸易互动发展是重要的条件。
  
  形成参与国际竞合的新优势
  
  张燕生最后指出,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一是开放竞争,搭建一个公平非歧视性的政策平台。吸引技术含量高的资本,涉及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核心竞争优势。为此,外资会把可能产生的模仿、外溢、扩散控制到最低限度。为反制外资的这种策略。首先应在新产品、新技术、新管理领域里充分开放竞争,通过强化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用市场的手段实现关键技术、关键零部件、关键创意和窍门的本地化。其次为内外资企业搭建一个公平非歧视性的竞争平台。再次对优惠政策和激励机制进行一次全面系统深入的清理和调整,最大限度地减少不断用新的扭曲替代旧的扭曲的不正常现象。
  二是要从资本输出的战略高度考虑国家外汇资产投资问题,单纯外包开展组合投资,是将资本输出庸俗化为委托理财。应强化对外投资的战略性,围绕制约国内发展的瓶颈自主投资。在资本市场宽幅震荡情况下,机会确实稍纵即逝,但盲动也可能招致巨大损失。为平衡国际收支,我国大量外汇储备资金正在寻求海外投资渠道。次贷危机导致全球包括资源在内的资产价格普遍下滑,为我国海外投资提供了较好时机。我国应积极利用这一机会,加快海外投资并购的力度。
  三是合作互动,要鼓励内资经济与外资经济合作互动。到目前阶段,要大力推动经济国际化战略,包括产业国际化、资本国际化、引智国际化。目前营商环境,包括新出台的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高新区等,都更有利于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的发展,不利于内资企业的参与、配套和合作。要长期招商引资选资,靠的是投资环境和过硬的服务。
  四是创造一个更加开放和宽松的体制软环境。目前存在一种倾向,一说让市场起作用,就是自由放任,政府要无为;一说中国特色,就是政府参与建设,什么都管。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美国制造业竞争力呈现衰势时,里根时期所采取的供给管理政策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体制软环境。10年后,这套政策为美国带来了IT革命和创新激励。所以,我国政府应提供一个低税费、少管制、多鼓励、能者上的制度软环境,促进高技术含量的国际产业转移,鼓励国内企业在加强国际合作的同时,积极开展自主创新。
  五是创新引资方式,优化引资结构。创新引资方式:首先是新形势下东部引资方式应从政策优惠转向开放竞争;其次是中西部地区不能继续延续东部传统的引资方式,应转向市场需求拉动下的内外资合作互动;再次是政府主导型引资方式应转向市场推动型;最后是建立公平、公正、非歧视型引资平台。
  六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真正实现从招商引资到内需拉动;从引进来到自主创新;从GDP发展是硬道理到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硬道理;从物本到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从量到质实现消费为中心、现代服务业为中心、技术进步和创新为中心的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编辑:远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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