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假设与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比较分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孙婧芳　李振宇

　　一、“经济人”假设的提出
　　
　　最初把“经济人”假设引入经济学，并使之成为经济学出发点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指出：“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需要同胞的协助。想要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如果他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不论是谁，如果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要这样提议。请给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得到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约翰・穆勒第一次提出了“经济人”的术语，并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这一概念的合理性和内涵做了详细的论述。他于1944年出版了《经济学上若干未解决的问题》的经济学论文集。在该书中，他把“经济人”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联系起来。他指出，政治经济学并不是论述社会中人类的一切行为，它所关注的人仅仅是作为一个人，他占有财富的愿望，而且他赋有达到这种目的的能力，它将其他每一种人类情欲或动机完全抽象掉。因此，穆勒“经济人”概念的内涵是从人类行为的各种动机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动机，其中最主要的是财富最大化的动机，这种动机要受有限的收入和对闲暇的喜爱的制约。穆勒所说的“经济人”，就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财富最大化的人。
　　
　　二、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与修正
　　
　　(一)经济学修正“经济人”假设的开端
　　对“利己”本性的质疑是“经济人”假设遭到的最早质疑和批判。以李斯特(F・List)为首的德国历史学派主要针对斯密的“利己”观展开批判。德国历史学派指责说，“经济人”的“利己”性被视为其经济行为的唯一动机，那么人们在受到道德和情感等诸多方面动机激励下去追求的社会利益将被排除在外，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和有悖常理的，并且强调了历史与文化在形成人动机方面的作用，抽象的“经济人”并没有反映人的全貌。实际上，“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是文明的婴儿和历史的产物。人的需要、人的人生观、人和物质对象的关系以及他和他人的关系，都不会相同的。地理影响着他们，历史改变着他们，而教育的进步可能完全改造他们。”
　　贝克尔(Gary S.Becker)对效用函数做出了突出贡献，使得“经济人”向“效用人”转变，他把“利他”的行为写进了个人效用函数，指出人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包含“利他”的行为会更符合实际，并且他运用包含“利他”行为的经济模型分析了其他的非经济行为，这样就可以解释人的经济行为的多样性和人会受到道德、情感等诸多因素束缚的事实，使“经济人”看起来更能接近现实生活中的人，从而拓展了“经济人”的“利己”本性，缓解了“利己”和“利他”的矛盾。
　　
　　(二)经济学针对“利润最大化”批判对“经济人”假设的修正
　　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源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活动，工场手工业是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形式。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正处于迅速上升期，资产者与劳动者间的斗争尚属于初级阶段，各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像产业革命后来那样尖锐。社会中的经济关系也比较简单，斯密提出的“经济人”假设从生产者的角度出发，但是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不仅仅只包含生产者，还包括消费者、家庭、政府等各种团体，面对各种不同的团体，利润最大化是不能解释所有现实问题的。西方经济学拓展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主体，根据市场行为的不同把人划分为生产者、消费者、生产要素所用者以及官员四类，运用了不同的最大化理论来解释说明，具体地说，就是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生产要素所有者追求收入最大化，政府官员追求选票最大化。由此，利润最大化理论向涵盖所有行为人的最大化理论扩展，以使“经济人”假设更能接近现实生活。
　　莱宾斯坦(Harvey Leibenstein)提出“x效率”对利润最大化进行全面批判，并指明最大化的行为和结果只能是一个特例，人们很难按照接近于完全的计算程序来做出决策，更多的情况下出现了行为的非最大化。
　　
　　(三)对“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批判
　　西蒙对“经济人”假设的批评，主要针对其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他认为，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个人不可能把所有的价值考虑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当中。了解所有备选方案及其实施后果实际上是办不到的。所以，人们在决策过程中所寻求的并非最优解，而是满意解。西蒙特别强调人自身理性能力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个人无法准确无误地接受、储存、检索、传递和处理信息。因此，他提出的“有限理性”的概念是：“我们可以把那类考虑到活动者信息处理能力限度的理论称为有限理性论。”西蒙不仅对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提出质疑，同时也批判了“经济人”的最大化理论。在他看来，“有限理性”比“完全理性”更接近于现实。
　　
　　三、对经济范畴人格化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并指明社会并不是单个人的简单加总，人“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能独立的动物”。马克思在强调人的社会性和个人利益社会性的时候并没有否认人不能追求个人利益，人类要想生存就必须满足个人生存需求、个人利益的实现，这也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但是个人利益所追求的内容和个人利益的实现程度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所决定。马克思对人的分析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以及各种不同的行为动机，马克思对人的行为运用了一定的“抽象力”，但是马克思所运用的“抽象”与西方经济学家研究“经济人”时所用的抽象是不同的，马克思反对把人抽象为永恒不变的范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以及由此而派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才是解释社会制度的变迁和社会形态更替的科学理论，人是社会中的人，脱离了社会这一大环境的人是不存在的，所以人并不是永恒不变的。马克思提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认为人并不是永恒的，因为经济范畴是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是由外部环境决定的。
　　
　　四、“经济人”假设与“经济范畴的人格化”的比较分析
　　
　　(一)对人本质方面的比较

　　尽管西方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不断地进行修正，但是并没有逃出“个人”这一研究范围，没有把人融入到社会中，也就是独立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约束来看待人的经济行为。西方经济学中采用个人主义的方法对“经济人”的经济行为进行分析，方法上的个人主义就是指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来自于对个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仅强调对单个人的研究，认为“只有个体才能进行选择和行动，而群体本身既不选择又不行动，如果所分析的群体同样进行选择和行动，则就不符合科学的准则。社会总量被认识只是个体所作的选择和采取行动的结果。”在这种方法的指引下，形成了西方经济学一个重要的分析传统，那就是从单个的个人或者是鲁宾逊似的孤岛生活出发来考察问题，也就是抛开了人的历史性、现实性和社会性来抽象地看待人的本质和人的经济行为。
　　正是基于前文提到的抽象力，马克思将人的本质归结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个人的经济行为都不可能是完全主观随意的。它必定会受到社会和历史条件的制约，也就是要受到一定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制约，“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的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人们不能自由的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的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
　　
　　(二)对“人”研究范围的比较
　　无论是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还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就其研究的“人”的范围来讲都是一样的，都是在经济领域研究人的行为。两者只涉及到人的经济行为，只是前者仅从单个个人的角度出发，而后者则是从社会中的人出发。马克思特别“说明”：“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这其中仅仅是说“人”是带有一定阶级的、具有利益关系的人，并没有把人道德领域的内容加入到其中，即使是马克思提出“人是社会人”，但是“社会人”只是说明人不能脱离开其所生活的环境，要受到生产力的束缚。一些人为了慈善的目的，可以向素不相识的人捐献大量的钱物，为了挽救生命垂危的病人，可以捐献自己的器官，但这种行为显然属于道德领域的范畴，不应成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所以以人的利他动机和利他行为来否定“经济人”假设是不恰当的。
　　针对各种不同的批判，西方经济学不断对“经济人”假设这一基本假设做出修正，不断使“经济人”这一假设接近现实中的人，但是无论西方经济学家怎样对其进行修正，始终都是徘徊在“单个个人”的范围之中，强调“个人主义”，并没有把“人”放入社会之中，这正是“经济人”假设与马克思在《资本论》提出的“经济范畴的人格化”之间的最大区别，马克思强调的“人”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关系的承担者，强调任何个人的经济行为必定会受到社会和历史条件的制约，但是并不否认人可以追求自身利益。但是就“人”的研究范围来看，两者又是一致的，都是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只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并没有涉及到“人”的道德领域和政治领域范畴。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2/view-50886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