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浙江平台模式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本刊编辑部
全国横向看来,长三角平台建设表现比较突出。浙江平台也是其中一个典范。
平台建设提升科技力量
截至2009年底,浙江已建成公共科技基础条件平台7个、行业创新平台24个、区域创新平台17个,合计48个。如是看来,浙江提出的到2012年建设好8个科技基础条件平台、50个左右行业与区域创新平台的计划应可提前实现。
对于三类平台,浙江科技厅有着不一样的政策。最明显地体现在下拨扶持资金上,行业平台最高为2000万元,而区域平台则最高不超过500万元。条件平台则主要是在原有散布的科技条件基础上进行改善与共享化。
不过,除了特征鲜明的条件平台外,行业与区域的创新平台并无太大差异。这一点,在我的采访中得到了一些行业平台与区域平台负责人的一致认可。
在已建成的纺织服装类平台中,有浙江省现代纺织技术及装备创新服务平台(2006年10月设立,下文简称为“纺织平台”)、浙江省服装产业科技创新服务平台(2006年10月设立,下文简称为“服装平台”)、浙江省嘉兴毛衫产业科技创新服务平台(2007年底设立,下文简称为“毛衫平台”),以及新建的浙江省嵊州领带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2009年底设立,下文简称为“领带平台”)、浙江省嘉兴经编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2009年底设立,下文简称为“经编平台”)。
那么,浙江的实践带来什么样的思考呢?
在国家及省市的平台规划建设开展前,平台的部分功能一定程度上已经有所体现。比如有些区域表现为生产力促进中心机构形式,也有些地方早已构建了部分功能设施,如检测中心。
现在看来,资金与政策的快速注入给原有的服务体系带来了较大的提升作用。
表现为:
(一)平台开始有意识地组合有关科技资源,使其一定程度上发挥出协同效应。毛衫平台将原来散布于桐乡市濮院镇上染料、机械、检测等公司的科技资源整合起来,让企业进一步发挥其价值,为产业集群内的上下游企业提供中试等功能。
(二)平台不断改善场地及窗口服务,让企业更方便地找到平台。纺织平台。9年开始使用的新运营场地条件或许是浙江平台中最好的,绍兴县政府花了1.4亿元建了一座18层的科创大厦供其十年免费使用。毛衫平台在原有基础上又于一个专业市场租赁了8000平米的整层大楼创办了创意设计孵化器窗口,在原来虚拟平台的基础上有了质的飞跃。服装平台与领带平台则设在企业办公大楼内。但服装平台表示将在各产业集群尝试建立分平台。
(三)由于政策的扶持与资金的投入,平台购置了更多的设备、引入了更多的人才、推出了更丰富的服务内容,为地方与行业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四)除了平台内的服务外,平台之间也有了交流与合作。省科技厅每年召开工作会议及各类评审交流活动,平台负责人之间进行了丰富的交流。比如毛衫平台从纺织平台中借鉴组织模式的某些优势经验,纺织平台也去毛衫平台取经办内刊杂志,纺织平台与服装平台联合举办技术交流会,服装平台与毛衫平台旗下的320创意广场签订合作协议等。而许多平台的服务早已跨出了省外。
浙江平台类型
发展至今,浙江的实践涌现出许多平台模式,向我们展现出平台运营的丰富内涵与多样化成就。
正如一位高校领导所言,“关键看谁牵头”。牵头单位基本决定了平台特点,而组建方式进一步决定了平台模式。据平台的组织运行方式来看,浙江科技平台有着以下几种模式:
(一)政府主导型。如毛衫平台,由桐乡市濮院镇政府及濮院羊毛衫市场管委会联合当地重点科技型骨干企业,依托东华大学、浙江理工大学、嘉兴学院等高校的科研力量,同时整合现有公共服务机构组建而成。其新型纤维与纺纱技术、服装设计、印染与后整理技术、生态纺织化学品、针织机械及自动化等领域等研究机构、相关服务机构与中试基地大多由当地企业与合作院校机构等组合而成。
(二)院校牵头型。如省平台的浙江省皮革行业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杭州市的丝绸及其制品科技创新服务平台(2005年11月设立,下文简称为“丝绸平台”)分别由温州大学、浙江理工大学牵头组建。
(三)工商注册的企业法人公司。浙江大学牵头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组建了一家注册资本500万元、由个人出资的股份制公司。服装平台则由早已存在的一家公司杭州爱科电脑技术有限公司来牵头,联合浙江理工大学、浙江大学来组建的。
(四)民政部门登记的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如纺织平台以绍兴轻纺科技中心牵头并占50%股份、浙江理工大学占30%股份、浙江大学占20%股份而设立了实体组织“浙江省现代纺织工业研究院”。
(五)由人事部门批准的事业单位。如“浙江省海洋科技创新服务平台”设立了实体组织“浙江省海洋开发研究院”。
从大的分类来看,前两者属于虚拟组织模式,后三者属于实体组织模式。
平台建设问题
浙江平台组建过快?由于平台的“出身”迥异,平台的差异化已经越来越明显。有些平台显然运行得不是太好。比如有些平台的运营场地不太理想,设于企业的楼上。这将让服务对象很难找到其,况且企业牵头时本就存在同行竞争企业来购买相关服务时的种种顾虑。去年一些专家评审时不太好的平台还是评上了。省科技厅似乎有审批得过多过快,或者说审批稍欠严格之嫌。不过,连年担任评审专家的纺织平台负责人胡克勤告诉我,现在已经越来越严了,“今年有30多个平台申报,开掉20个,剩下10个。再进行考察,又筛掉4个,剩下6个。看了现场后再筛选只剩下4个了。”
功能建设层次低: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许多行业与区域平台往往首先构建的第一个功能就是检测。这或许是因为通过购置设备就能轻松达到效果。然而这种不需要太多大脑的业务很难给产业带来价值。一位地方政府的科技干部欣然同意我的说法,而且认为这种检测中心创造的大量利润容易沦为有些地方技术监督部门的小金库。“对地方产业好处也是有一点的,但离开了他们也是可以的,本来这种机构到处都有的是,就那么回事。”这位不愿“出镜”的人士声称。除此之外,围于牵头单位“出身”背景而导致的功能偏向也是常见的现象。
平台退出机制:政府文件中的确有平台退出的说法。然而这一说法正在遭受质疑。毕竟省政府部门还要考虑地方一级政府的感情与官场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浙江省科技厅条件财务处副处长王桂良回应我关于地方配套跟不上的话会不会摘牌的问题时语气也颇为婉转,“今年还比较难,我们还需要鞭策一下。地方配套跟不上的话,我们后面的支持就会减少了。近期也及时督察,省审计厅也参与了,地方配套没到位的他们也在动脑筋……”当然,这些猜疑只能在出现被摘牌者时才会有新的认知。
公共性与商业化的悖论:公共服务是所有人都在强调的词汇。然而,如何定义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是否就意味着非营利性质、公共服务如何收费才合理……许多问题需要更明晰。但实践看来,收费是必然的,因为维持平台正常运转的首要功能就是造血功能。这一点下文还将撰述。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2/view-54240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