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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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根据霍利斯・钱纳里的国家发展模型可知，我国的城镇化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低于我国同期工业化水平。然而，较低的城镇化率制约着我国农业现代化和消费市场的发展。为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善农民生活、缩小城乡差距，国家应加快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步伐。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我国的农村人口不能顺利完成迁移。本文对国内人口迁移的既有文献进行回顾总结，并提出了提高我国城市化率的几点政策建议。
　　关键词：理论综述；劳动力迁移；留城意愿
　　引言：霍利斯・钱纳里（1988）得出了常态发展下的国家发展模型，其中提到平均城市化水平这一指标。我们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该发展模型进行对比发现，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其标准水平之间差距较大并且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但是，理论和实践证明：城镇化应与工业化协调发展，否则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极大的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不仅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善农民生活，而且还是缩小城乡差距、提高我国城镇化率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我国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的阻碍，使得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过程更加复杂。
　　从现有的关于劳动力迁移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关于劳动力迁移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其主要涵盖在两个方面：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以及劳动力留城定居的影响因素。
　　一、国内关于人口流动和迁移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农村劳动力迁移问题开展了许多研究。主要是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展开。在理论研究方面，主要是针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各个影响因素的模型进行分析拓展。赖小琼，余玉平对托达罗的模型进行了拓展，认为农村劳动力是理性经济人，其在进行迁移对策时不仅考虑迁移的成本，还要考虑生活费用，而农村低的边际劳动生产力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转移的一个原因。
　　“推拉理论”认为在城市和农村都存在“推动”农村劳动人口流动的因素，同时也存在“拉动”人口流动的因素，农民劳动力是留在城市还是回到农村完全取决于两地推力和拉力的大小。若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拉动力大于推动力，则其会选择留在城市之中，相反则会返回农村。李强，郭星华在“推拉理论”中加入了“中国元素”。郭星华认为户籍制度是农民工进入城市时感受到的城市某种“推力”，而且还是退出时感到农村某种“拉力”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式“推拉”理论分析中的核心因素。李强还认为户籍制度不仅对“推拉理论”发生一般性质的影响，而且还会使“推拉理论”失去效力（李强，2003）。
　　景晓芬，马凤鸣尝试从生命历程视角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进行探讨。生命历程研究范式是一种理论视角和研究范式，对该理论贡献最大的是学者埃尔德（Elder），他认为“个体在一生中会不断扮演社会规定的角色和事件，这些角色和事件的顺序是按年龄层级排列的”，“年龄、成长和死亡这些生物意义在生命历程中是由社会建构的”，“每一代人都系于其前辈人的生命历程中重大的历史和事件”。熊波、石人炳以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为指导，并将理性分为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并尝试从农民工主体的角度，探讨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他们认为：农民工获得的比较收入越多，越愿意选择永久性迁移；农民工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越强，能获得的资源越多，越愿意选择永久性迁移；而原居住地自然灾害情况和原居住地区类别构成的生存理性，对农民工的永久性迁移意愿不具有解释力。
　　实证方面，相关研究从各个方面分析可能影响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并根据调查数据分析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差异。关于农民工留城意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农民工的个体特征来分析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年龄等对留城意愿都有一定影响。李楠通过对影响农民工再迁移意愿的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后发现：随着农民工年龄的增长、进城年限的增加，进城务工者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存量，亦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从而使得其在城市的适应性得到提高。但当过了一定的时期后，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农民工身体素质开始下降，有效劳动时间减少，收入亦发生相应的减少，加之中国人传统的落叶归根的思想，外出劳动力则更倾向于返乡。外出打工年限较长的农村劳动力在信息获得、工作经验、社会观念、学习技能、思想等方面都具有优势，对城市生活方式也已逐渐适应，如果其他方面的条件允许，他们定居城市的意愿将会比较强烈。
　　几乎所有的国内研究都肯定了性别对于农民工迁移意愿产生的影响。李强等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在城市生活，而不愿返回农村老家。段志刚认为，男性在社会上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工作压力大、焦虑感强，因而男性更愿意选择回乡。
　　受教育程度也是农民工迁移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对于受教育程度以哪种方式影响农民工的迁移意愿，学者们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归纳起来，大致可概括为两种关系：正向线性关系和“U”型关系。正向线性关系表现为，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越高，留城定居意愿就越强；反之，则更倾向于返乡。续田曾、段志刚根据实证研究得出：农民工的迁移决策是一种基于教育的正向自我选择过程，受教育程度越高、学历层次越高，留城意愿越强，而个人能力对于留城意愿没有显著影响；“U”型关系则表现为，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留城意愿逐渐下降，当达到一定程度时则出现拐点，即又逐步呈上升趋势，类似于一种“U”型走势。
　　（2）从农民工的家庭因素来分析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在家庭因素中，对留城意愿影响较显著的因素包括婚姻状况、是否有需要照顾、赡养的父母和正在受教育孩子。夏怡然基于温州的调查发现已婚农民工在温州定居的概率高于未婚农民工选择在温州定居的概率。这主要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已婚农民工定居城市往往伴随着整个家庭的迁移，整个家庭的迁移成本一般高于单身的迁移成本；另一方面，当整个家庭在城市定居以后，整个家庭的生活成本也将大于单身的生活成本。同样，罗凯在对农民工返乡决策的研究中也指出了婚姻状况和配偶是否外出打工对农民工返乡的决策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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