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条件: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甘春华

　　 [摘要]城乡劳动力市场由分割走向一体化是重大的制度变迁过程,其实质是政府、企业、城乡劳动力多方的利益博弈过程。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条件在于外部利润的存在以及各利益集团的成本-收益比较。要加快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必须从这些条件的影响因素着手。
　　[关键词]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0461(2010)02-0017-03
　　
　　一、引 言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是许多国家在发展中曾经出现过的问题,也是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最突出的问题。我国劳动力市场要从分割走向一体化,关键是加快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融合,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劳动力市场的理论演进以及发达国家的社会实践都证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演变趋势是由分割走向融合,最终走向一体化[1]。
　　本文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概念包含两个层次的含义。第一个层次是城市与农村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这意味着,劳动力能在城乡之间完全自由地流动,劳动力没有城乡之分(“农民工”一词将消失),农村劳动力市场与城市劳动力市场一样发达,农村劳动力在就业选择和工资决定上面临的是与城市相同的市场机制。第二个层次是城市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即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后,与城市劳动力在就业机会与工资福利分配上不存在分隔,在行业分布、就业单位分布和职位分布等方面不存在就业隔离,并享有与城市劳动力平等的就业报酬以及完整的合法权益。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能否实现以及推进速度取决于各方经济主体的博弈,这包括:劳动力与资本的博弈、劳动力与政府的博弈、资本与政府的博弈、城市劳动力与农村劳动力的博弈等。博弈的基础是外部利润大小、各方的成本与收益比较以及各方表决机制的健全、畅通程度等,这些构成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条件机制。
　　
　　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条件及影响因素
　　
　　1.外部利润的存在
　　关于制度变迁的条件,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建立了经典的制度变迁模型。这一模型认为,制度变迁的基本条件是外部利润(亦称潜在利润)的存在。这种利润是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中主体无法获取的利润,只要这种利润还存在,就表明社会资源的配置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可以进行帕累托改进。而各经济主体一旦发现制度的不均衡和外部利润的存在,就会产生制度变迁的需求,而制度变迁的目的在于使外部利润内在化。
　　城乡劳动力市场由分割走向一体化可带来外部利润,这些外部利润源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第一,规模经济带来的利润。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扩大了劳动力市场的边界,使劳动制度改革具有规模经济效应,从而带来潜在利润。
　　第二,外部经济内部化带来的利润。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必然伴随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将使农村土地产权更加明晰,这样可减少农村土地闲置,提高土地市场效率,从而带来外部利润。
　　第三,风险降低带来的利润。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包含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统筹与融合,必然使社会保险在农村的覆盖范围扩大,这样劳动力流动的风险降低很多,从而为流动劳动力带来潜在的利润。
　　第四,交易费用降低带来的利润。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包含城乡就业信息网络的融合,这必将减少流动劳动力的工作搜寻成本。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还将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永久迁移,减少暂时迁移,这必然减少流动劳动力的迁移成本,而迁移成本和搜寻成本是交易费用的主要组成部分。
　　第五,技术的进步会降低制度安排的操作成本。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可减少制度变迁的成本。
　　2.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比较[2]
　　外部利润的存在只是制度变迁的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因为制度变迁是有成本的。只有制度变迁的外部利润大于成本时,制度变迁才可能实现。制度变迁涉及三个层次的主体:个人、企业和政府,其中个人包括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制度变迁能否最终实现取决于各主体的成本收益比较以及各主体的博弈能力。
　　(1)政府部门的成本-收益比较。政府是政策的供给者,政府的收益来源于对企业的征税和对农民工的收费,政府的支出则为公共产品的增加,政府部门对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表决条件为:ΔU1=ΔT-ΔCR-P≥0(1)
　　其中T代表企业税收,CR代表对农民工的收费,P 表示公共产品的增加。也就是说,如果要让政府有动力进行制度改革,必须使政府所得税收的增加额足以弥补对农民工收费的减少和公共产品支出的增加。
　　(2)企业的成本-收益比较。对于企业而言,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可能使其工资总成本和税收增加,它对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表决条件为: ΔU2=Δ(Q ×P)-Δ(W×L)-ΔT≥0(2)
　　其中,P、Q分布代表企业产品的价格和产量,W、L表示企业的平均工资和劳动雇用量。即企业对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表决的条件是:利润的增加要大于工资成本的增加额和税收的增加额。
　　(3)城市劳动力的成本-收益比较。对城市劳动力而言,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可能会使其工资水平、就业率上升或下降,所分享的公共福利减少,其收益变化为:
　　 ΔU3=Δ(WU×L)-ΔPU≥0(3)
　　其中,WU 表示城市劳动力工资,PU表示城市劳动力的公共福利水平。所以,城市劳动力表决的条件是工资的增加额足以弥补公共福利的减少额。
　　(4)农村劳动力的成本-收益比较。对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而言,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一方面使其获得与城市劳动力同样的待遇和福利;另一方面又使其完全放弃农民身份,丧失务农的收益,收益变化为:
　　ΔU4=Δ(WR×L)+ΔPU-IR≥0(4)
　　其中IR 指务农的收益。所以,农村劳动力表决的条件是:农民在非农产业获得的工资和福利增加额大于务农的收益。
　　如果以上四个条件都能得到满足,那么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就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是多方共赢的制度改革,将很容易得到执行。但是,这四个条件之间是有相互联系的:要同时满足(3)和(4)式,意味着在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过程中,城市劳动力和农民工的工资和就业率都要有所上升,两者的就业不能有较强的替代关系。(1)和(2)式又揭示,在城乡劳动力就业和工资水平增加的条件下,企业的利润仍然必须提高。所以,若要满足所有的四个条件,最关键的是企业生产能力的扩大,即Δ(Q ×P)的增加。在四个博弈主体中,企业的表决条件最为重要。
　　当然,如果(1)至(4)式不能同时得到满足,并不意味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就得不到实现。如果只能满足其中的二至三个条件,那么这种制度改革就可能是卡尔多改进,也就是说,这种制度变迁将使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
　　3.制度变迁的动力与阻力:影响主体成本与收益的因素
　　制度变迁的动力和阻力来自对主体成本与收益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凡是能够增加主体利益或增强主体谈判能力的因素,就构成制度变迁的动力;反之,则构成制度变迁的阻力。这些动力或阻力可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作用力。
　　(1)自上而下的动力与阻力。自上而下的作用力往往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通过对不同利益集团的收入再分配来实现,由这种作用力推动的制度变迁表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
　　从经济方面看,政府的制度供给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产品,而政府生产公共品比私人更有效,因为政府提供制度性服务的费用可以比私人或竞争性组织低得多,凭借国家机器,政府在组织和制度实施方面也有优势。一旦政府安排为人们所接受,推广新制度的政治成本就会下降[3],这成为自上而下的主要动力。

　　但是,政治因素对制度变革的影响可能大于经济因素的影响。现存制度安排容易形成既得利益格局,由于强制性制度变迁难以符合一致性同意原则,新制度很可能触及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基于路径依赖必然对新制度进行阻挠。如果克服阻挠所付出的成本太大,将阻碍新制度的实施。
　　(2)自下而上的动力与阻力。自下而上的作用力是根据一致性原则和经济原则自发产生的,由这种作用力推动的制度变迁往往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对于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自下而上的作用力来自以下几方面:
　　首先,从自身经济利益方面考虑,农村劳动力对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度具有强烈的改革需求。农村转移劳动力在流动过程中承担多种角色,他们是劳动力供给者、家庭生产者、人力资本投资者和地区生活环境消费者,无论基于其中哪一种角色,他们都有强烈的迁移动机[4]。
　　其次,外部环境的改变会增强这种作用力。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增强劳动力的博弈力量,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经济全球化要求我国的劳动制度与世界劳工标准接轨,此时进行劳动制度改革,不仅有利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也有利于我国更好地融入世界市场 ,从而使制度改革具有规模收益。
　　但是,这种自下而上的作用力在传达上存在很大障碍。一是由于农村基础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教育水平都远远落后于城镇,农村劳动力在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之前,就已经处于较低的“质”的水平。这使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后与资本的谈判能力较弱,与城市劳动力的博弈力量更弱。二是由于“农民工”一直缺乏独有的组织和正式的意愿表达机制,在城镇企业工会中他们所占的比例也相当小。而资本方则有自己的组织,如企业家协会。企业家在人民代表大会中所占的比例也较高,农民工近几年也有被选为人大代表的,但只是凤毛麟角。所以,农民工缺乏独有的组织和正式的政策意愿传达机制阻碍了农民工群体的表决,也使许多劳动法规得不到有力执行。
　　
　　三、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要加快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可从以下几方面推进制度的变迁:
　　1.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
　　前面的分析揭示,在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实现条件中最关键的是企业生产能力的扩大。在四个博弈主体中,企业的表决最为重要。如果仅仅提高农民工的博弈能力,忽视企业的表决能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仍然难以实现。因此,推动生产力的提高,尤其是产业的发展是政策制定的关键。笔者认为,鉴于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应鼓励第三产业的大力发展,尤其是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这对于缩小城乡公共服务环境的差别以及农村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建立将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2.推广农村职业教育,增强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
　　城市内部农民工与非农民工市场分割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农村基础教育水平落后、职业教育缺乏,这导致农民工缺乏就业技能,只能处于城市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因此,政策的重点要放在农村教育和培训上。要扶持农村基础教育,并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这方面可借鉴德国的经验,通过建立城乡一体的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网络和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形成以需定培、以培供需的长效培训机制,并为解决工业化加速过程中技术工人短缺问题创造条件。这样,将减少城乡劳动力的质量差别,增强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能力。
　　3.发展行业工会,提高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的谈判能力
　　农民工难以进入城市一级劳动力市场,除了缺乏就业技能的因素以外,另一个主要因素是农民工缺乏独有的组织,加入工会的比例也非常低,所以难以开展与资方的集体谈判。鉴于农民工主要集中于几个行业,如制造业、建筑业和家政业等,可通过建立行业工会增强他们的谈判能力,维护其合法劳动权益。欧洲国家有许多行业工会,事实证明行业工会对于增强劳动力与资本方的谈判能力、对于改善劳工福利起了很大的作用。
　　4.进一步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体化
　　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进城农民工已被纳入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中。但是,农村的养老、医疗保险水平和覆盖范围与城市仍然存在巨大差别,这必将对农村劳动力市场机制的运行构成巨大障碍。因此,应该进一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改革,采用多种方式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提高保险水平,使之与城市社会保险福利待遇逐步接近。
　　
　　[参考文献]
　　[1] 甘春华,何亦名. 构建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理论演 进的启示[J].经济研究导刊,2009,(18):115-116.
　　[2] 张建武,李永杰. 构建城乡统筹就业机制的条件及对策[J].华南师 范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2002,(4):28-34.
　　[3] 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101.
　　[4] 吴红宇.农村劳动力迁移动机与制度冲突研究[D]. 暨南大学博士 论文,2007.
　　
　　Condition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Labor Markets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Gan Chunhua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Guangzhou 510521,China)
　　Abstract: It is a great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 for urban and rural labor markets to change from segregation to integration, which, in fact, is a game among government, enterprises, rural and urban labor for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the condition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labor markets lie in external profits and the comparison between cost and gain by interest groups. To speed up the integration, it is essential to set abou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nditions.
　　Key words: urban and rural labor markets; integration;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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