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适应宏观审慎监管视角的我国银行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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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重要的监管对象，要及时根据监管体制的变化对经营策略作出调整，主动适应监管法规新要求。这对于监管政策有效性的发挥以及银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加强宏观审慎管理、防范系统性风险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在金融监管领域改革的主要内容。面对监管领域的新变化，中国银行业需从适应宏观审慎监管的角度出发继续转型之路。本文通过对宏观审慎监管的内涵、特点以及对融入了宏观审慎监管理念的《巴塞尔 III》的介绍，揭示出宏观审慎监管给我国银行业转型带来的新挑战，进而从适应宏观审慎监管的角度对深化我国银行业转型提出相应建议。
　　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 系统性风险 巴塞尔协议III 集约化经营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1770(2011)06-042-05
　　
　　金融机构作为重要的监管对象，要及时根据监管体制的变化对经营策略作出调整，主动适应监管法规新要求。这对于监管政策有效性的发挥以及银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银行业经营转型的开始要以2005年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行长联系会议达成的“腾冲共识”为标志。当时提出转型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资本监管的强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加强宏观审慎管理、防范系统性风险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在金融监管领域改革的主要内容。面对监管领域的新变化，中国银行业需从适应宏观审慎监管的角度出发继续深化转型之路。
　　
　　一、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
　　
　　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清算银行就已开始采用“宏观审慎”这一概念，而直到本世纪之初，宏观审慎概念才被学术界正式界定。宏观审慎监管指的是系统性或系统层面的监管框架及其与宏观经济的联系。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关于银行的微观审慎监管原则不同，宏观审慎监管并不将监管目标局限于单个银行经营风险的防控上，而是强调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安全，通过制定全面的金融稳定性政策，避免金融动荡对国民经济所造成的损失。
　　（一）宏观审慎监管的内涵
　　宏观审慎监管涉及如下两个维度：第一，时间维度，考察的是系统的总体风险随时间如何发展；第二，横截面维度，指在特定时间内，风险如何在金融体系中的各金融机构之间分布和相互作用。在时间维度上，宏观审慎监管不仅要注意整体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的累积，更重要的是处理顺周期性问题，即考虑系统性风险是如何通过金融体系内部及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间相互作用而扩大的。因此，时间维度方面的政策问题主要是解决如何抑制金融体系固有的顺周期性，即寓干预手段于周期之内。在横截面维度上，宏观审慎监管的关键在于处理特定时间内金融机构共同的且相互关联的风险暴露。这些风险暴露既可能是这些机构在相同或相似资产类别下的直接风险暴露，也可能是它们之间的业务交叉而导致的间接风险暴露。从这个角度看，主要的政策问题是如何制定审慎监管框架，将整个金融体系风险损失控制在局部。
　　（二）宏观审慎监管的特点
　　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监管目标以及由此而采取的不同监管措施上。在监管目标上，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防止经济增长受影响；而微观审慎监管的目的在于控制个体金融机构或单个行业的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在监管内容上，宏观审慎监管侧重于对金融机构的整体行为以及金融机构之间相互影响的监管上，同时关注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因素；而微观审慎监管侧重于对金融机构的个体行为和风险偏好的监管。在监管对象上，宏观审慎监管更关注大型金融机构（如银行和金融集团）的行为、金融市场整体趋势及其与宏观经济的相互影响；而微观审慎监管则更关注于具体金融机构的合规与风险暴露情况，防止投资者和储户等个体遭受不应有的损失。由于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监管的目标不完全一致，宏观与微观审慎监管手段也会大相径庭，比如宏观审慎监管会因为强调整体的稳定性而忽略对个体利益的保护，而微观审慎监管则相反，首先关注的是个体风险控制。
　　国际金融危机暴发后，鉴于对防范系统性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重要性的共识，主要经济体和国际组织都在着力加强以宏观审慎监管为重要内容的金融监管改革。针对原有商业银行监管体系存在的缺陷，以制定商业银行监管标准著称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2010年12月正式发布《第三版巴塞尔协议》（又称Basel III），新协议充分体现了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有机结合的监管新思维。具体包括：扩大资本监管的风险覆盖面，增强风险捕捉能力；修改资本定义，强化监管资本基础；建立杠杆率监管标准，弥补资本充足率的缺陷；建立反周期超额资本要求，缓解亲经济周期效应；对大型银行提出附加资本要求，降低“大而不倒”带来的道德风险；提高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增强银行体系吸收损失的能力；确定资本监管制度实施过渡期，降低对全球经济复苏的负面影响。
　　随着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深入推进、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银行业监管国际新标准，银监会紧密结合我国银行业实际，积极推进新标准在我国的实施，已初步提出了包括资本充足率、杠杆率、动态拨备率和流动性比率四大工具在内的我国银行业资本监管框架体系建议。（如表2所示）
　　
　　二、宏观审慎监管给我国银行业转型带来的新挑战
　　
　　从短期来看，监管新举措的实施对国内银行的影响并不突出，国内10家大中型银行的定量影响测算结果表明，资本监管国际规则改革对国内大型银行各层次资本充足率（普通股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总资本充足率）的负面影响很小，国内大银行的杠杆率水平也显著高于国际同业平均水平；相对于大银行而言，国内中型银行将面临较大的资本压力，杠杆率还略低于国际同业平均水平。（如表3、表4所示）而从长期来看，监管的新变化对正在谋求转型的国内银行业的影响不容忽视。
　　（一）信贷资产高速扩张的业务发展模式面临严峻考验
　　2005-2009年，我国银行业年均信贷增速为19.77%。而同期，剔除并购并表因素导致过快增长的年份，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的信贷平均增速不过8.3%和7.2%，计入香港主要银行也不过10%。风险资产过快攀升，大量消耗了经济资本。2009年全国人民币贷款增加了9.59万亿元，其中，居民户短期贷款增加了7570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了1.70万亿元，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门一般性贷款增加6.68万亿元、票据融资增加4563亿元。如分别按100%、50%、100%、20%的风险权重和11%的资本充足率简单匡算，则2009年消耗的经济资本高达8400亿元，而当年全国银行业创造的净利润总额也才6684亿元。为解决金融体系的顺周期问题，基于宏观审慎监管的理念，《Basel III》要求银行业建立与信贷过快增长挂钩的反周期超额资本，确保银行在信贷快速扩张时期积累充足的经济资源，应对经济衰退导致的风险。我国银行业信贷资产高速扩张势必造成对资本的高消耗，这种业务发展模式不仅与宏观审慎监管理念的要求相左，而且不利于银行业自身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资本补充机制不健全进一步强化资本约束效应
　　目前，我国银行业资本补充高度依赖外援融资，内生能力不够强大。在存贷款利差受到保护的情况下，不断做大存、贷款规模成为盈利的最便利途径。另外，我国银行业存在的股权高度分散，缺乏实际控制人等问题也导致了商业银行规模至上的发展模式。从1999年的不良资产剥离开始，由于政策上采取了资产剥离结合注资的策略，商业银行迅速甩掉包袱，并获得巨额资本大举重启信贷功能。在内源资本无法支持扩张的同时，监管层又支持了主要银行的外源融资工作。2005年-2009年，我国主要商业银行的外源融资规模分别为1500亿元、3200亿元、1700亿元、600亿元、2500亿元，2010年五大行的再融资规模就超过5000亿元。本次银行监管改革意在通过资本约束机制，引导银行业回归理性增长。资本市场资金的有限性使得外部融资成本上升成为必然趋势，我国银行业资本补充高度依赖外援融资的现状会进一步强化资本约束效应，对银行业的合理规模扩张构成威胁。

　　（三）业务与客户结构不合理逐步积聚系统性风险
　　业务结构上，当前国内银行业零售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为20%左右，中小企业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为37%左右，而欧美主要银行的零售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占比普遍较高，如2008年美国银行、花旗银行、摩根大通银行的零售贷款占比就分别达到62.8%、75.0%和64.8%；客户结构上，目前国内不少银行已将中小企业业务上升至战略高度，但尚未完全构建起成熟的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体系，而且“垒大户”的现象仍在继续，尤其在资源紧缺时，抢大客户、抢大项目的现象仍然严重。这些都使得我国银行业贷款的行业与客户集中度较高，系统性风险不断积聚。另外，我国银行偏重短期成果、忽视长期风险、加剧系统风险积聚的倾向也比较突出。我国银行业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授信、对房地产业授信的偏爱，是这种短期同质趋利倾向与产业与行业系统风险管控薄弱的突出表现。
　　（四）业务创新以及业务扩张带来新型风险
　　本次危机带给国际商业银行的启示是应当重新认识和“理性回归”商业银行审慎经营的传统经营理念，对高杠杆融资和相关衍生品交易要实施有效监管、合理控制。但对中国商业银行而言危机的启示有所不同，我国银行业产品创新能力还相对薄弱，差异化个性化产品较少，使用降价促销等低水平重复竞争的现象突出。因此，必须加快建立现代商业银行体系的步伐，尽快缩小与国际商业银行在创新与盈利管理能力方面的距离。业务创新势必意味着表外业务、跨市场业务、衍生品交易业务的扩张，这些业务相对传统表内业务来说，公开化、透明化程度较低，产品操作流程也会较为复杂，潜在风险较大，风险种类也会变得新颖复杂化。宏观审慎监管要求金融机构合理进行业务创新，严控因规模超常规发展带来的杠杆效应。
　　
　　三、适应宏观审慎监管的我国银行业转型建议
　　
　　中国银行业转型的根本目标是构建集约化经营、内涵式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商业银行。具体而言，银行业转型必须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主动适应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变化，提供全面、优质、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减少社会交易成本，促进社会财富稳步增长，推动中国金融业持续发展，促进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针对宏观审慎监管给我国银行业转型带来的新挑战，正在谋求转型的国内银行应在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
　　（一）主动调整业务结构，建立高收益的“轻资本”模式
　　均衡的业务结构能够有效地分散业务风险、降低资本消耗和提升盈利水平。受国内经济金融发展水平的制约，目前商业银行的业务发展尚不均衡，结构不尽合理，致使风险资产比例偏高，盈利来源单一，资本消耗较大。国内银行应强化主动管理资产负债的能力，根据资本的风险承受水平，不断优化业务结构，大力发展零售业务、中间业务、中小企业业务以及资本占用少的业务。国际银行业的发展趋势将逐步走向集约化经营，因此，从中长期看，我国银行业应主动调整业务模式，通过精细化资本管理，准确、科学计量资本，提高风险定价水平，持续优化流程，加快资源整合等策略，努力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尽可能以最小的资本消耗获取最大的经营效益。
　　（二）注重内涵提高，创新融资方式形成多渠道融资模式
　　外部融资成本的上升、满足高质量的资本要求以及避免频繁外部融资的负面信号效应都决定了建立商业银行内部资本积累主导的资本补充机制成为总体趋势。这不仅要求商业银行真正从市场角度开发产品，满足金融消费者需求，以此做实利润。更重要的是加强公司治理，转变粗放式盈利增长模式。此外，应积极创新融资方式，为银行业的融资创造有利的环境。首先，建立资本或流动性资本的再保险机制。资本保险机制可增加银行在萧条时期的资本可获得性，减少对市场的冲击，解决中国银行业“隐性政府保险”所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其次，允许资产证券化补充资本。无论是通过外部融资还是内部积累都难以解决银行业的资本补充问题，因为资本市场的容纳能力是有限的，利润留存也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经济需要。允许银行进行资产证券化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因为资产证券化将银行业的系统风险分散给广大的机构投资者和个人，还可以保持贷款流动性，有效地控制银行总资产的规模。当然，证券化结构也必须透明、简单，与中国目前的资本市场成熟程度相一致。
　　（三）积极调整市场营销取向，化解系统性风险积聚
　　银行要改变越做越大、越做越相同的发展模式。特别是2008年以来，各家银行在“铁公基”项目上的同质化竞争，已经预警了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积聚。全社会的金融服务需求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尚有大量领域缺乏金融业的有效支持。银行应根据自身特点，选择与自身战略和服务能力相适应的市场定位，深化金融服务。就中型银行而言，明确中型客户的客户战略重心就必须加快经营管理模式的转型，为加快发展中小企业、供应链金融等结构化贸易融资、零售业务、电子银行网络等服务领域，都必须积极推进营销组织体制、产品开发机制、授信管理机制、风险控制策略和人员考核机制等方面的变革，通过银行服务差异化的转型，降低整体运营的周期性、行业性、系统性风险，提高银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四）完善产品创新机制，加快业务和产品的创新
　　首先，要理顺创新管理组织体系。我国商业银行应借鉴国际先进银行的经验，按照既有利于满足客户和市场需求，又能促进创新管理专业化的要求，实行专业化创新管理，建立起符合自身实际的创新管理组织架构和灵活、高效的产品及服务创新团队。其次，建立以客户和市场需求为出发点的产品研发和推广流程。充分发挥客户经理作为市场前端在创新中的源头作用，使客户经理成为新产品需求的收集者和提供者，充分发挥拥有专业化知识和技能的产品经理在创新中的骨干作用，使产品经理成为产品研发的主力军。要建立产品需求直达快速通道，客户需求不应层层审批，能够直接抵达产品需求整合部门；要实行产品服务创意、功能设计、流程设计、销售、推广、维护及售后的全过程管理。再次，制定科学、合理的产品和服务创新的激励约束机制。创新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必须覆盖产品和服务创新的全过程，而且在强调激励的同时，要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实现奖惩分明。此外，还要建立以价值创造为核心指标的产品服务创新评价办法，并将之与奖惩机制相配套，使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步入持续优化的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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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郭 娜 中国银监会山东银监局东营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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