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与建立新型对外经贸关系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崔 凡 张汉林

　　崔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　国际经贸学院张汉林。　2　中国WTO研究院北京　1000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07&ZD053)；国家重点学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11工程项目
　　作者简介：
　　崔凡(1972-)，湖南益阳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世界贸易组织：
　　张汉林(1964-)，河南罗山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世界贸易组织。
　　
　　摘要：比较优势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也是其处理对外经贸关系的基础。中国的比较优势正在经历迅速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寻求建立新型的对外经贸关系。中国比较优势变化的主要内容有：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势逐渐形成，产业内纵向国际分工体系中生产环节地位的攀升；更为重要的是，日益庞大的内需正在成为我国新的比较优势来源，横向分工相对纵向分工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内需与外需的互补性，建立以内需为基础的新型对外经贸关系。
　　关键词：比较优势；横向分工；内需；对外经贸关系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07-0004-06　收稿日期：2010-03-04
　　
　　国的对外经贸关系以及该国调整其对外经贸关系的战略和政策往往取决于该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而国际分工地位又取决于该国的比较优势。因此，一国比较优势的演变必然伴随着该国对外经贸关系的调整。对中国来说，随着自身贸易能力的扩大和比较优势的升级，如何建立与贸易伙伴新型的经贸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库珀(Cooper，1968)是最早关注比较优势的演变与国际经贸关系之间联系的经济学家。他认为传统的李嘉图式比较优势已经不是国际贸易的主因，贸易的动力更多地来自企业的竞争优势：同质竞争导致竞争更加激烈，贸易摩擦因之成为常态。在这种背景下，国际政策协调成为各国实现其经济目标的必要机制。
　　在库珀的上述著作出版之际，发达国家之间的横向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尽管在理论上出现了需求相似说和产品生命周期说以解释这种现象，但革命性的突破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出现。克鲁格曼以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两个概念作为理论基石，开创了新贸易理论(Krugman，1979，1980)。在新贸易理论框架下，比较优势的概念得以扩展，巨大的国内市场本身可以成为比较优势的来源。在新贸易理论中，保护国内市场的意义不仅仅是扶持幼稚产业，而且具有直接的争夺国际市场垄断利润的作用。对比较优势概念理解的深化，毫无疑问地重塑着人们关于国际经贸关系的研究。
　　中国比较优势的演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早期Anderson(1999)的系统研究捕捉到的主要是中国在轻工业领域的崛起和农业比较优势的丧失。而近来哈佛大学Rodrik(2006)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中国出口结构远远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其他国家的现实。然而，这些关于比较优势演变的研究仍然大多局限于传统贸易理论的框架，更重要的是，对于中国比较优势的研究远远没有充分反映到关于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研究中去。现有文献中，讨论中国比较优势与对外经贸关系之间联系的研究很少而且不系统，并且一般局限于中国与某些贸易伙伴之间经贸关系的研究(于津平，2003)。近年来，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已经对整个对外经贸的转型提出了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对外经贸关系的调整势在必行。
　　
　　一、当代贸易理论框架下中国比较优势的演变
　　
　　传统主流贸易理论将要素禀赋作为比较优势的主要来源，而新贸易理论则特别强调了规模经济效应：在这里，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看中同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
　　
　　(一)资本存量的上升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崛起
　　在传统主流贸易理论要素禀赋说理论框架下，资本存量相对于劳动力的上升，会导致资本密集型产业超比例地上升，同时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对下降。这就是所谓的雷布津斯基定理。
　　在经济发展的某一个时期，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扩张会伴随着资本积累速度的进一步上升。因为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高，往往可能带来超额利润，从而加速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的加速又可能促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进一步扩张，使得一国的经济结构在较短时间内出现突变。
　　现有的关于比较优势的定量分析都表明中国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尽管还不具备全面的比较优势，但其比较劣势一直在逐年缩小。刘重力和刘德江(2003)的研究发现，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RCA)从1978年的0.3236逐步上升到1998年0.6736，这一结果与岳昌君(2000)的结论大体相似。一般来说，RCA大于1表示该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刘重力和刘德江(2003)使用的日本贸易振兴会的标准略有不同。该标准规定当RCA大于2.50时该产业具有极强比较优势；当RCA在1.25～2.50之间时该产业具有次强比较优势；RCA在0.80～1.25之间时该产业具有中等比较优势。最近，贾杉和甘子夏(2009)的研究分析了1992年到2007年的变化趋势。他们使用的是显示性对称比较优势指数(RSCA)和净出口比率指数(NTR)。这两个指数的范围都是－1到1，指数为正表示有比较优势，否则无比较优势。资本密集型产业的RSCA从1992年的-0.57升至了2007年的-0.23,一直稳步上升，表明比较劣势正在逐步缩小。近年来，船舶、钢铁、汽车、机械制造等重工业行业都进入了一个加速扩张的时期。可以说，中国在重工业包括装备制造业领域中取得比较优势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二)全球产业链中分工环节的攀升
　　要素禀赋理论的实证工作一直是国际贸易学术界的热门课题。有趣的是，针对贸易数据的分析长期以来一直无法给要素禀赋理论提供有力的支持。到20世纪90年代，要素禀赋理论已经被嘲笑为“其预测力并不好于掷一个硬币”(Trefler，1993)。然而，要素禀赋理论的命运在近几年来出现了转机。人们发现，如果放弃各国技术水平一样这个假设，经过了理论修正的要素禀赋理论仍然是可以得到实际数据支持的。另一方面，如果人们用产业分类更细的数据进行经验验证，要素禀赋的理论也是经得起数据考验的(Schott，2001)。
　　产业分类更细的数据意味着我们不仅能够考察一个行业内不同品种的贸易流向，也可以看到中间产品的贸易流向和生产链上的国际分工。应该说，当前全球化的纵向国际分工已经不是要素密集度不同的产业之问的分工，而是要素密集度不同的生产环节之间的分工。
　　在贾杉和甘子夏(2009)的一项研究中，他们把技术密集型产业分为易于模仿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难于模仿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他们发现，从1998

年开始，易于模仿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在中国已经开始获得比较优势。其原因是中国在通过加工贸易参与国际生产链的过程中，通过模仿和学习，已经在国际生产链的生产环节中向上攀升了。
　　中国的加工贸易是中国参与国际生产链分工的重要方式。在1980年，中国的加工贸易中进料加工只有20.2％，其余为来料加工。到2007年，这个二八分的比例正好倒了过来，进料加工已经上升为80.7％。进料加工的增值率近年来迅速攀升。在2000年前后几年，进料加工的增值率一直在50％左右徘徊，2005年以后，这一比例开始迅速提高，到2007年已经达到了79.6％：这说明，中国参与国际生产链分工的环节正在扩展和攀升。
　　
　　(三)规模经济效应明显的产业成为新的比较优势产业
　　前面说的两点，一是产业间纵向分工档次的攀升，二是产业内纵向分工档次的攀升。而新贸易理论所探究主要是横向分工关系。从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一直到最近兴起的以企业异质性为主要特征的所谓新新贸易理论，无不以规模经济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克鲁格曼在提出了著名的“本土市场效应”后，描述了一个简单的两国贸易模型(Krugman.1980)。两个国家一个国内市场规模大，一个国内市场规模小。存在两个产业，一个是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产业，里面包括多种差异化产品，而另一种是不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产业，里面包含的是同质的产品。当这两个国家之间存在运输成本的时候，国内市场规模大的产业必然在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产业上具有优势，并成为该产业的净出口国。
　　庞大的国内市场可以为规模经济产业提供比较优势来源。当中国长期以明显高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速的速度发展的时候，中国的内需不断相对外需而扩大。这说明，规模经济效应明显的产业必然成为中国的出口优势产业。因此，规模经济效应可能为中国产业升级提供了要素资源变化之外的另一动力。
　　
　　(四)横向贸易和横向外资重要性的提高
　　基于李嘉图技术差异和俄林要素禀赋差异的理论能够很好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我们将这种贸易称为纵向贸易。基于克鲁格曼规模经济的理论能够很好解释经济水平差异不大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即所谓横向贸易。相应的，外资理论中也有纵向外资与横向外资之分。在当代外资文献中一般认为Helpman(1984)是第一篇将纵向外资纳入国际贸易理论框架的文献，而Markusen(1984)是第一篇将横向外资纳入现代国际贸易理论框架的文献。
　　当然，这种纵向与横向之分都是一种理论上的区分。有时候在现实中我们很难将一笔具体的国际交易定性为纵向或者横向。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在我们的资本积累越来越多，劳动力工资和技术水平都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我们的对外经贸中横向的成分就会越来越高，而纵向的成分就会相对减少。这一特点是我们考虑对外经贸关系的重要因素。
　　
　　二、比较优势是处理对外经贸关系的基础
　　
　　(一)与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主要是纵向经贸关系的话，目前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贸活动既有纵向的成分，也有横向的成分。随着中国人均工资和收入水平的增长，中国的纵向优势，主要是劳动力便宜的优势将有所下降，而横向优势，即国内市场庞大的优势将日益明显。在纵向优势向横向优势的转化过程中，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将日益横向化。
　　正如库珀(Cooper，1968)在分析美欧之间经贸关系的时候指出的，横向经贸关系意味着竞争的全球化，在这种情况下，贸易摩擦难以完全避免。而减少贸易摩擦的惟一途径是加强经贸政策的协调。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经贸关系竞争性的加强不仅体现在经贸关系的横向化上，而且体现在比较优势的纵向升级上，包括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环节上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常态化不可避免。
　　尽管如此，在多边贸易体系中，中国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共同利益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对发达国家来说，中国已经成为其全球生产链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而对于中国来说，目前的多边贸易体系中开放程度最大的产业与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其重合程度日益提高。因此，在维护现有多边贸易体制这一问题上，中国和西方国家具有共同的利益。
　　基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经贸关系的复杂性和与其进行经贸政策协调的必要性，中国应该充分运用各种平台展开与发达国家的对话和政策协调。在坚持原有的“七十七国家加中国”模式以与发展中国家形成共同立场的基础上，也要多利用八国集团、经合发组织邀请的对话机制以及二十国集团等对话平台，还要充分利用与主要国家的双边战略对话机制，在处理经贸关系的外交活动中坚持多条腿走路，而不应该为了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而丧失在重大国际经贸事务中的参与权和话语权。
　　
　　(二)与发展中国家大国的经贸关系
　　长期以来，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体制中一直存在紧密的合作关系。特别是“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的模式，已经成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协调多边立场的重要机制。近来形成的“金砖四国”协调机制也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优惠政策(S&P)、劳工标准、环境与气候变化政策、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政策以及国际竞争政策等领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都将长期保持共同立场。
　　然而，随着中国在制造业领域比较优势的日益明显。中国也出现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利益诉求点。例如，在金砖四国之中，巴西的农业领域、印度的服务外包领域和俄罗斯的资源领域目前分别是他们的优势领域，这一方面使得在制造业中具有优势的中国与它们这些国家的双边贸易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但另一方面，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在对待不同领域开放次序和程度的问题上，我们和这些发展中大国的立场难以协调。
　　而且，上述的发展中国家大国以及土耳其、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家，由于感受到中国在制造业领域中的竞争压力，近年来加强了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保护力度。2009年1至7月，共有17个国家(地区)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72起，涉案金额92.34亿美元(2008年全年涉案金额62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6.1％和105.06％。在这72起调查中，印度高达21起，远远高于位居第二的美国(12起)。对中国实施贸易救济调查次数第三和第四的分别是阿根廷10起和土耳其6起。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中国与这些发展中国家大国形成了明显的竞争关系。2008年我国纺织业遭受的14起反倾销调查全部都是发展中大国发起的(商务部公平贸易局，2009)。
　　与发展中大国的经贸关系的关键在于求同存异。毕竟在多边贸易体制发展的许多议题上，中国与它们存在共同立场。因此，贸易摩擦应该尽量通过双边渠道解决。通过双方政府、行会以及学术界

的沟通，以及中国企业的出口自律，深入挖掘双方贸易的互补性，减少贸易不平衡现象。
　　
　　(三)与发展中小国以及最不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
　　一般来说，贸易理论认为小国贸易政策趋向于开放，这一点被“全球贸易警报”项目的调查所证实：近来出现的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大多来自大国。因此，中国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小国和最不发达国家遭受到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并不明显。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在许多发展中小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贸易不平衡问题，特别是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例如非洲的塞拉利昂，2006年我国对其出口3898万美元，而我方进口只有98万美元；2007年出口和进口分别为5847万美元和571万美元。这种严重的双边不平衡现象在最不发达国家中非常普遍。
　　发展中国家小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对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政治及经济意义，维护贸易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对于维护中国和发展中小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十分重要。从我们上面对比较优势的分析来看，中国未来的比较优势将向规模经济效应明显的产业发展。那么，从进口的角度来说，中国可能将输入那些规模经济效应相对不明显的产业，包括个性化产品，也包括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部分自然资源、农产品、手工制作品等。中国应该加强发掘从这些国家进口的潜力，对这些国家实施类似于普惠制的单向优惠措施。长期以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主要是开拓国际市场的过程，今后也应更加重视全球采购能力的提高。
　　中国比较优势在升级的过程中，一些产业在获得比较优势，而另一些产业也必将逐渐丧失比较优势。对于即将丧失比较优势的低端产业，我们也必然需要通过对外投资，建立新的海外生产基地，特别是海外装配加工基地，而这对维护中国与发展中小国之间的整体国际收支平衡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三、建立新型的对外经贸关系
　　
　　我国传统的对外经贸关系的基本特征是“以劳动力换资本”，主要以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分工，是典型的产业内低端纵向分工模式。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早期，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使得国内市场几乎被排除在国际分工之外，内向型部门与外向型部门彼此隔绝。因此，中国的传统对外经贸关系的基础一方面是劳动力的剩余，另一方面是资本和技术以至信息的极度缺乏，还有就是国内市场本身的狭小和分割。随着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传统的对外经贸关系必然转型。
　　
　　(一)建立内需为基础的对外经贸关系
　　从新贸易理论中我们知道，内需与外需不是单纯的替代关系。对于规模经济效应明显的产业来说，内需与外需是互补的，庞大的内需是对外竞争力的优势来源。新型的对外经贸关系的首要基础是比三十年前规模大数十倍的国内市场。这使得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主要转为横向贸易，吸引的外资主要转为横向外资，而且中国将基于庞大的国内市场在规模经济产业形成比较优势。在这种情况下，
　　“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已经成为过时的贸易模式。国内外市场必须统筹安排，贸易与投资手段必须在全球范围内综合使用以利用全球资源，这一根本变化决定着我国建立新型对外经贸关系的其他方面。
　　
　　(二)积极维护现有的多边贸易体制并进一步争取规则制定的话语权
　　中国比较优势的升级已经使得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与多边贸易体制中开放程度较高的产业日益重合。可以说，现有的多边贸易体制对于中国从总体上来说是相当有利的。因此，对于现有的多边贸易体制，中国应该尽量维护。对于多边领域的贸易自由化，中国应该持支持的态度。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多边贸易体制中，西方国家力图塞“与贸易有关的”各种议题，把诸如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等纳入多边贸易体系。在这方面，中国与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存在共同利益。将贸易与这些社会问题挂钩必然减损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坚持在多边贸易体制之外的其他国际论坛讨论这些社会条款问题的立场。
　　
　　(三)建立全面的贸易摩擦应对机制和他国经贸政策监控机制
　　横向贸易关系与纵向贸易关系相比存在更多的竞争，因此当横向贸易增多，贸易摩擦的增多不可避免。中国应该建立起全面的贸易摩擦应对机制，将贸易摩擦的应对工作日常化，同时加强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经贸政策的监控机制。
　　
　　(四)调整对国际投资规则的立场，同时建立以竞争政策为核心的外资管理体制
　　随着中国逐渐成为制造业大国以至未来的制造业强国，中国可能将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状态。巨额的外汇储备和充分利用境外资源的需要，都使得中国迅速开始成为一个对外投资的大国。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经高达521.5亿美元。在2020年亚太经合组织全面实现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目标之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年流量估计有可能会与外商来华投资的年流量持平。在更远的将来，中周可能成为一个直接投资的净输出国。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在处理国际投资关系的时候必然要有新的战略考虑。
　　与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传统上对建立一个类似于贸易领域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投资纪律框架持消极态度。在投资自由化方面，中国主张采取自下而上(bottom up)的逐步开放原则，反对美国式的自上而下的开放原则(top down)。在投资保护标准上，中国倾向于有“卡尔沃主义”色彩的低标准，不赞成美国式的“赫尔规则”的高标准：中国原有的这些立场主要是基于自己是一个资本弱国和投资东道国的立场。但是，随着中国资本对外流动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以及中国对于自己海外资产安全性关注度的日益提高，中国在国际投资领域中的立场必然有所调整。
　　对于建立一个多边投资纪律框架的建议，中国不应再持排斥态度。在双边投资协定签订的问题上，中国应该越来越多地考虑保护中国日益增长的对外投资，而不是仅仅考虑外商来华投资问题，因此在对待国际投资保护的立场上，我们也应该开始赞同采用高标准或者接近高标准的标准。
　　另外，正如上面提到的，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横向化体现在外资领域就是横向外资的增加。中国传统的以优惠措施加准入限制为特征的外资管理体制主要适于对纵向外资的管理，而横向外资的增加必然要求中国建立起相应的以竞争政策为核心的外资管理新体制。
　　
　　(五)以提供非互惠优惠待遇和对外投资为主要手段协助发展中国家维护贸易平衡
　　中国与中小型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正在日益紧密，而且是以纵向关系为主。这些发展中国家中有不少是中国的对外援助对象，同时也是中国建立海外加工区的主要场所。随着中国产业的不断升级，可以预见，中国将有越来越大规模的低端产业向这些地方转移。
　　帮助落后国家形成自己的民族制造业不仅有利于中国的产业对外转移和全球布局，而且实际上并不会对中国未来的制造业形成竞争威胁。正如我们上面谈到的，中国未来的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是规模经济产业，对中小型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输出不可能动摇中国比较优势的基础。同时，加强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关系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但是，中小发展中国家大多对与中国形成自由贸易区抱谨慎态度，担心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冲击。这些国家中只有少数国家如苏丹因为中国的投资和资源的对华出口，对中国有较大的顺差，其他许多国家都存在对华逆差。在这种情况下，维护与这些国家的双边贸易相对平衡，是发展与这些国家长期关系的必要条件。其中的一个可能途径是中国给予这些国家类似普惠制的非互惠优惠待遇，从而促进这些地区的民族产业发展。同时可以学习欧洲洛美协定的经验，把这种非互惠优惠待遇作为一种过渡，最终推动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另外一个途径就是加强中国对这些地区的投资，直接以中国经验协助这些国家建立自己的资源采掘加工业和制造业。
　　
　　四、结论
　　
　　中国正在经历比较优势的迅速变化：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势正在形成；加工贸易增值幅度的提高意味着中国在国际生产链条中的地位正在攀升；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产业正在成为中国新的比较优势产业；横向分工相对纵向分工的重要性正在提高。
　　在比较优势迅速转变的过程中，我们的对外经贸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因此，中国处理对外经贸关系的政策和策略也应该相应调整。新型的对外经贸关系应该是以庞大的内需为基础的对外经贸关系。国际分工地位的上升意味着我们对待多边贸易体系和国际投资体系的态度和立场应该有所调整。对于发展中国家，随着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提高，中国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从而开拓更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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