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X效率: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实证分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刘红娟

　　摘要：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和X效率都是目前备受关注的问题。效率是银行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和内部管理能力密切相关。公司治理作为一种企业制度安排，毫无疑问会对商业银行效率产生重要的影响。文章通过近年我国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公司治理机制对X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比例对X效率提升没有帮助，董事会规模对X效率影响为正，两职合一有助于提高X效率，而股权结构和高管薪酬的影响均不显著。
　　关键词：商业银行；X效率；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12-0079-05
　　收稿日期：2009-06-22
　　
　　引言
　　
　　效率是银行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在过去50多年中，银行效率问题研究一直受到关注。对商业银行效率的研究主要涉及三个角度：规模效率、范围效率和X效率。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分别是由银行资产规模扩大、产品和经营的多元化带来的效率，X效率则是由银行经营中不为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所能解释的部分，主要是指由于银行内部管理水平提高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近年来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反映管理能力的X效率对商业银行的影响远大于规模和范围效率的影响。X效率是美国经济学家Leibenstein在研究企业微观层面效率时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企业的X效率和内部管理水平密切相关。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公司治理作为一种企业制度安排，毫无疑问会对商业银行效率产生重要的影响，那么公司治理机制如何影响商业银行的效率?而已有文献对此问题研究还比较薄弱。在当前我国银行业面临各种机遇和挑战的形势下，从理论上搞清楚这些问题，对于完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和提高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基于这种认识，本文试图较系统地考察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机制对X效率的影响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建议。
　　在我国，关于银行的效率测定及其影响因素问题的实证研究方兴未艾，从已有文献来看，目前关于X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测度研究。相关研究很多，研究的区别主要在方法或者样本上。如姚树洁等(2004)用22家银行1995-2001的数据，采用随机前沿法分析银行效率；王灵华、薛晶(2008)运用数据包络法对我国12家主要商业银行2004-2006年的效率状况进行了定量考察；也有采用三阶段DEA法研究银行效率。研究结果总体上认为我国银行效率是稳步递增的；二是影响我国银行效率的因素研究。关于银行业效率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对银行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的关注。分析产权结构影响的研究所得结论也不一致，如姚树洁等(2004)发现非国有银行比国有银行效率高11％-18％：郑录军、曹廷求(2005)则发现国有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在效率方面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邹鹏飞(2008)发现股权集中度与效率呈倒U形关系，内部人持股和效率正相关。
　　纵观近年来学者对商业银行效率的研究，发现较系统地从公司治理视角对商业银行X效率进行研究的文献还较少，已有研究更多的是关注产权或竞争的影响，即便有考虑到公司治理的影响，也是使用某些指标作为代理成本变量来代替，没有涉及到具体治理机制。这样将公司内部的治理机制当作黑箱处理，无法具体分析特定公司治理机制的作用，也无法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本文采用近几年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从股权结构、董事会和经理层等层面选取反映治理机制的变量，分析其对商业银行X效率的影响。
　　
　　一、假设提出
　　
　　(一)股权特征和X效率　第一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对X效率的影响，目前有两种观点：帮助和掠取(邹鹏飞，2008)。帮助效应观点的依据是，国有大股东对国有银行存在隐性担保作用，可增强公众对银行的信心，降低对银行资本金的关注和要求，从而降低银行的经营成本；而且国有银行在政府主导的一些优质大型基建设项目上有优势；掠取效应观点的依据是，由于国家所有的实际所有人缺位，对管理层的监督和约束不力：国有商业银行可能会承担一些政策性任务，这也不利于银行效率的提高。本文认为，近年虽然随着商业银行的改革，国有股东的行为在逐步合理化，行政干预等非市场化非透明的行为在减少，但改革效果需逐步体现、道德风险也需要逐渐克服、市场竞争能力也需逐渐提高。故提出假设：
　　H1：第一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对X效率产生负向影响。由于组织结构的特殊性及市场准人的限制，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相对较为集中，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也较高。Shleifer & Vishny(1997)指出，大股东的存在可以解决公司内部人控制问题，提高公司经营效率，但其前提必须是有一个良好的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法律环境，避免大股东对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侵害。当第一大股东拥有绝对控制力时，可能会通过对少数股东的剥夺来实现自身效用，其他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约能力就显得重要，当第一大股东和第二、第三大股东的持股量相差悬殊时，不利于相互制衡。因此，提出假设：
　　H2：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的持股比对X效率产生负向影响；
　　H3：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对X效率产生正向影响。
　　(二)董事会特征和X效率　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不同董事具有不同方面的知识，提高董事会规模，实现董事的多样化可加强同外部环境的联系，获取广泛的资源基础，可以提高决策的质量和科学性。但是董事会规模越大，相互之间协调和沟通所需花费的成本就越多，所以董事会规模并非越大越好。受市场准入的限制，银行业往往具有自然垄断的倾向，这导致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比一般性行业企业要大得多，相应商业银行董事会的规模也较大。我国各银行的董事会规模一般在13到19人之间，在国际银行业属中等规模董事会。提出假设：
　　H4：董事会规模对X效率的影响为正。
　　传统代理理论看重独立董事的重要性，认为独立董事可以提高董事会决策的独立性、客观性和专业性。但质疑者认为由于效用函数不同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将独立董事看作股东的化身是有悖于独立董事的理性假设的，不能忽略独立董事与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而且外部董事缺乏足够时间和专业技能，对其期望过高不现实。即使在实施独立董事制度时间较长的美国，独立董事制度的作用也一直受到怀疑和批评。我国实行独立董事的时间还不长，各方面机制都还有待完善，国内实证研究也没得到较一致的结论。本文赞同独立董事首先是代理问题的一部分，其次才是可能有助于缓和代理问题的公司治理机制。因此，提出假设：
　　H5：独立董事比例提高对X效率没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代理理论认为，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应分离，以维护董事会监督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从而积极主张采取“两职分离”。但现代管家理论倾向于采用“两职

合一”的领导结构。他们认为，两职合一有利于提高信息沟通的效率和组织决策的速度。两职合一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但此时CEO对董事会的控制力就更强，导致董事会对经理层监督机制弱化。而两职分离虽然有利于避免这些问题，但也可能因为权利斗争产生矛盾和内耗，从而影响公司运行效率。本文提出假设：
　　H6：两职合一对商业银行X效率的影响不确定。
　　Lipton和Lorsch(1992)宣称增加会议时间能够提高董事会效率，董事会会议开得越频繁，董事们也就越乐于履行那些与股东利益相一致的职责。与此相反，Jensen(1993)则认为，董事会会议很多都是走形式，并非确实需要，董事会会议的大部分时间往往是用来讨论公司的日常事务，而且如果大股东控制了董事会，那也就控制了董事会会议的内容和结果，因此就决定了董事会会议这时候只不过是举手表决的形式而已。因此，董事会会议还不如少开。因此，提出假设：
　　H7：董事会会议次数对X效率没有显著影响。
　　(三)高管层薪酬和X效率　将高级管理层的薪酬和企业业绩相联系，是西方企业管理体现激励制约机制和解决代理问题的一种通行做法。不同于制造业的是，金融类公司对管理者的人力资本依赖性更强，经理人对公司经营效率的影响程度更大。Jensen(1993)的研究表明，管理层拥有一定的股权时，其更倾向于从股东利益角度来决策。但是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管理层持股的较少，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经理层基本没有股份，个别股份制银行管理层持股比例也很低，对管理层的物质激励主要就体现在薪酬上面。因此，提出假设：
　　H8：管理层薪酬对X效率产生正向影响。
　　
　　二、模型和数据
　　
　　(一)商业银行X效率测度的方法与模型X效率的测度方法主要有参数法和非参数法两大类，参数方法(Parametric Method)必须通过建立明确的生产函数来确定生产可能曲线；非参数方法(Non-Parametric Method)则无需通过设计函数的形式来构造效率前沿的形状。两类方法各有利弊，本文基于研究需要和所获取的样本数据特征，选用参数方法中的随机边界法作为研究工具。根据Aigner等(1977)、Battase等(1992)的研究，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的表达形式为：
　　Yit=Xβ+(Vit-Uit)，　i=I…N；t=I…T，
　　其中，Yit是第i个企业在t时期的产出，Xit表示第i个企业在t时期投入量的k*1维向量；B是未知参数向量；v表示随机误差，u≥0，表示无效率参数，u和v是相互独立的分布。为区别两种不同意义的构成成分，在模型中假设：(1)由于无效率只能使产出下降，所以假定u服从半正态分布；(2)由于随机波动既可增加也可减少成本，所以假定v服从对称的双侧正态分布。X效率指标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X-effj=E(exp(-ui))=[1-φ(σε-εiλ/σε/1-φ(-εiλ/δε]eXp(-u+0.5σ2ε)
　　由于银行的特征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公司，不像生产有形商品的制造业，银行不仅生产无法识别的产品一中间服务，而且也提供一系列产品一复合型产品。有关银行投入、产出项的认定历来是效率研究的主要争论焦点。本文在投入产出变量选择上以中介法为基础，为弥补中介法在产出考虑上的不足，将总收入作为银行产出。将固定资产净值、营业支出和劳动力作为银行投入。但由于多重共线性，多次的估计结果表明劳动力不显著，所以在最终确定的模型中剔除该变量。
　　
　　(二)公司治理机制对X效率影响的经验模型
　　利用随机边界模型估计出X效率之后，再来探讨公司治理机制对银行效率的影响。模型如下：
　　TEit=α+βXit+γYit+λZit+ηControlit+μit
　　其中TE为商业银行X效率，Xit代表商业银行股权状态的几个变量，Yit代表董事会特征的几个变量，Zit为高管薪酬变量，Controlit为控制变量，包括GDP的年增长率和资产规模。μit为误差项。所选公司治理机制变量定义于表1。
　　
　　(三)样本数据　由于公司治理变量的数据收集问题，本文只能以近年来上市商业银行为主要研究对象：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本文选取这10家银行2004-2007年共4年间的数据。数据来源于各银行网站。
　　从描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第一大股东控制力均值为3.08，最大值为8.315，说明大股东的控制力普遍较强；第二大股东持股均值在0.129，最小值0.014，最大值为0.5；董事会规模最高19人，最低13人，均值为16.26，在合理范围之内；独立董事占比均值为0.303，达到要求的1/3的比例；董事会会议次数均值为11.2，达到了规定的次数以上。这些说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架构在形式上基本走向规范。基于篇幅限制，没有列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X效率值估算　本文利用Frontier 4.1程序对随机边界模型(1)进行了估计，获得极大似然比参数估计值(ML)。限于篇幅，参数估计结果没有列出。其中单侧偏误成分由似然比(LR)检验来鉴定，最终似然比(LR)检验结果是显著的，将参数估计结果代人X效率的计算公式，得到商业银行的X效率值，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各商业银行的X效率值在2004～2007年间都呈上升趋势，说明近几年我国商业银行的管理效率呈改进趋势；从样本期间各银行的平均值看，各银行间效率有一定差别，但差距在不断缩小；招商银行的平均效率值最高，达到0.9149，华夏银行的平均效率值最低，为0.7906，意味着提高商业银行整体效率还有一定空间。
　　(二)X效率影响模型估计　首先考察了变量的两两相关性，发现股权变量间相关程度较高，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将股权状态变量natu、S2、Z分别加入模型，而董事会特征变量和高管薪酬变量保持不变，其中高管薪酬变量和资产规模变量取对数，构成模型(1)和模型(2)。利用测算出来的X效率值，采

用STATA10.0软件估计。
　　对模型的固定效应F检验和随机效应BPLM检验的统计量都不显著，说明两个模型均不存在显著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都可以采取混合pool回归。由于结果显示资产规模变量不显著，所以剔除了该变量。通过White异方差检验，伴随概率分别为Prob=0.0029和Prob=0.0056，说明存在异方差。经异方差校正后的估计结果示于表3。
　　
　　从表3看出，两模型的判定系数分别为0.827和0.831，较为理想，说明模型解释能力都较强。股权特征变量中，第一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对X效率的影响系数为负，但是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国有股的帮助效应和掠夺效应目前处于一种平衡状态；第一大股东的控制力、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对X效率的影响均不显著，说明第二大股东影响力的提高并没有促进银行X效率的改进，这一结论与前面的假设不符合，仔细分析，原因可能是第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普遍较低，描述性统计数据显示第二大股东持股均值在0.129，最小值0.014；另外，股权结构虽然是公司治理的基石，但股东的所有权是通过董事会来实现的，如果银行董事会和高管之间的治理机制没有理顺，这样股权制衡的正面效应也得不到体现。
　　董事会特征变量中，董事会规模对X效率有显著正影响，两个模型中的系数分别为0.024和0.027，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一结果支持资源依赖理论，也说明商业银行的董事会规模处在合理范围之内：独立董事比例对X效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83和-0.824，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独立董事比例与效率负相关，这一结论与大家的期望不一致。其原因可能是独立董事对银行业务了解不够，影响了其专业知识的有效运用；还因为独立董事也是代理人，在没有被企业股东和其他市场参与各方当作代理人来选择、激励和监督时，独立董事可能只是公司治理的装饰品，自然无助于改进公司治理。两职结构的系数显著为正，分别是0.042和0.051，说明两职合一有助于提高效率；董事会会议频率的影响系数不显著，也证实了提出的假设；
　　高管层薪酬变量系数虽然为正，但是不显著，说明物质报酬的激励作用并不突出，和前面的假设不相吻合。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国商业银行的行长等高级管理人员还是由政府直接或间接任命，董事会对于管理层任免没有终极决定权，特别是国有银行其行为模式和自我评价标准还是没有完全脱离行政化，他们也很少会由于自身的技术问题或者银行的绩效差而被解雇，管理者可能会把精力用在关系投资上，而没有全身心致力于公司经营。
　　
　　四、主要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借鉴已有的对商业银行X效率和公司治理研究的基础上，采用2004～2007年商业银行的数据，从公司治理机制的视角对商业银行X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第一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对X效率的影响系数为负，但是不显著；第一大股东的控制力、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对X效率的影响也均不显著。这提示我们股权结构的合理化只是公司治理完善的第一步，产权制度改革固然很重要，但它并不是改革的全部，还需要完善银行其它内部治理机制。
　　第二，独立董事比例与X效率显著负相关、董事会会议频率的影响不显著，董事会规模和X效率正相关、两职合一有助于提高效率。这意味着独立董事和董事会治理的技术含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对于独立董事治理问题的改进，要同等重视其独立性和积极性，兼顾利益和声誉的激励。还可以考虑实行“独立董事报告披露制度”。独立董事的意见，无论是否被采纳，都通过规定的途径给予披露，让中小股东和投资人等有知情权，以便对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执行情况以及独立董事的诚信勤勉进行监督。
　　第三，管理层薪酬的激励作用并不显著。现代金融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而人才的竞争是关键，可以通过增强董事会对管理层任命的影响力来影响管理层；注重长期激励，一方面继续探索经理层合理的持股比例，另一方面，通过培育良好的公司治理文化，依靠文化的激励和凝聚，让经理层成为有责任感的职业经理人。此外，还应该发挥银行经理人市场对管理层的长期激励约束作用。
　　经过近几年的改革，我国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组织架构已经具备现代商业银行的特征，但是从完善制度建设走向高效运作，中国银行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建设诚信金融文化，促使银行业公司微观治理机制由形似到神似，不断提升商业银行的效率。
　　
　　(责任编校　元　玲)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3/view-140985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