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新汇制改革的贸易效应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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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 玲
摘要:关于人民币汇制改革在我国贸易均衡方面的表现,文章运用Johansen模型揭示出:人民币升值是近两年贸易顺差形成的主要推动因素,马歇尔一勒纳条件在我国并不适用;依托于我国现行的经济贸易特征,未来一段时间我国仍将唱响贸易顺差的主旋律;在人民币加速升值的今天注重升值节奏对于保持我国贸易收支的稳定不容忽视,这一观点通过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得到了有效印证。
关键词:人民币汇制改革;贸易效应;J0hansen协整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
中图分类号:F83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9-0060-06
收稿日期:2008-06-04
人民币汇制改革的贸易效应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新汇制运行两年多以来,关于汇制改革与我国贸易均衡关系问题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如“人民币升值会使我国贸易收支减少”(刘凤娟,2006)、“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收支不具有显著影响”(任兆璋,2004),而认为“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贸易收支增加”(陈志昂,2001)的则极为少见。人民币汇制改革的贸易效应问题迄今仍无法达成一致结论,然而事实胜于雄辩,汇改后伴随着人民币汇率上升我国贸易顺差却不减反增,促使我们进行了大胆的推断:人民币汇率与贸易顺差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而我国加工贸易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贸易特征使这种关系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国际研究方面发现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在日元升值、本币贬值时,四国对日贸易收支均出现了恶化,这从另一侧面为我们的推断提供了佐证。
一、汇制改革后人民币汇率与贸易收支状况
(一)汇制改革后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及波动
汇改32个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呈现出“缓慢盘升”的基本走势,人民币“小慢步”升值似乎成为常态,而且近段时间升值的速度有所加快,美元折合人民币(平均数),2007年10月为7.5012,11月为7.4233,12月为7.3676,2008年1月为7.2478,2月为7.1601,3月为7.075。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开始出现双向浮动,从2005年7月21日到2008年3月31日的659个交易日中,与上一个交易日相比,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397个交易日上浮、261个交易日下浮。
(二)汇制改革后我国贸易收支的表现
汇改后人民币汇率上升未使我国贸易收支持续顺差的态势发生逆转。2006年我国外贸顺差2177亿美元,较2005年增长62%,据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统计数据,2006年我国外贸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的8.0%。外贸进口占全球进口总额的6.4%,贸易出口和进口增速分别较全球增速快了12个和6个百分点;2007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21738亿美元,其中出口12180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25.7%,进口9558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20.8,贸易顺差再创历史新高,全年累计贸易顺差2622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47.7%,净增加847亿美元。
二、对传统理论的质疑
范金(2004)利用1999-2003年的数据计算出我国的进出口需求弹性分别是-1.077和-0.8579,绝对值之和大于1,按照传统的弹性理论的分析,汇改后人民币升值应使我国的贸易顺差减少,实际情形与理论判断相反使我们对传统的弹性理论产生了质疑。实际上,弹性理论分析中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汇率变动所带来的进出口价格变化与进出口需求变化之间的相对程度。如果本币升值使出口价格提高的幅度大于出口数量减少的幅度,则出口收入与贬值前相比增加了;如果本币升值带来的进口数量增加和进口价格下降的幅度持平。则进口支付不一定会增加。以范金计算出的我国进口需求弹性-1.077和出口需求弹性-0.8579为例,假设人民币升值10%,将使我国的出口额增加1.421%而进口额仅增加0.774%,进口额增加幅度小于出口额增加幅度,贸易顺差反而增加0.647%。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人民币升值不像传统弹性理论所说的那样使我国贸易顺差减少,马歇尔一勒纳条件在我国并不适用。本文将以贸易收支差额TRA0作为因变量,以人民币汇率EX0、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PRO0、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额LAB0以及外商直接投资FDI0、我国储蓄量SAV0为主要的解释变量建立协整模型进行检验,样本数据观测区间从2005年8月至2007年12月共29个月。
三、人民币汇率及我国贸易特征与贸易收支间的协整性检验
协整性检验的意义在于揭示人民币汇率变动及我国贸易特征与汇改后持续的贸易顺差间是否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为了消除时间序列趋势及季节变动带来的影响,本文对各变量月度数据进行了季节调整,分别记TRA、EX、PRO、LAB、FDI和SAV。
(一)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经济时间序列尤其是宏观经济数据常常呈现明显的时间趋势,单位根检验对检验时间序列的稳定性非常重要。本文采用增广的迪基一福勒检验法即ADF法进行单位根检验,软件采用Eviews5.0(下同),检验结果见表1。
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在水平时间序列的状态都是非平稳的,ADF统计值都比显著性水平为10%的临界值还要大。一阶差分后,除EX外的五个变量的月度数据ADF统计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为1%的临界值,表明这五组序列在99%的置信水平下是平稳的;而人民币汇率的一阶差分也在95%的置信水平下是平稳的。变量检验结果是典型的I(1)时间序列,可以检验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
(二)VAR模型的协整滞后阶数
为保证协整关系统计上的可信度,要确定合理的滞后阶数,在无约束VAR(P)模型条件下,通过逐一测试滞后阶数Lag从l到4所对应的AIC和SC的数值,得出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为3。
(三)Johansen协整检验及协整方程
表2显示了非约束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在1%的临界水平下,轨迹统计量183.9380>114.36。表明应该拒绝没有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对应接受“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而轨迹统计量122.9668>85.78、70.13633>61.24表明“最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和“最多存在2个协整关系”均不成立,也即在99%的置信度下,变量TRA与EX、PRO、LAB、FDI、SAV之间至少存在三个协整关系,其中最基本的协整关系可表示为协整方程:
TRA=-19.2873EX+3.6715PRO+2.1978LAB+0.4673FDI+1.9556SAV-8.7814
(四)协整方程的进一步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
协整方程给出了TRA与五个解释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均衡关系,由于经济时间序列经常出现伪相关的现象,还需要进行Granger(1969)因果检验以确定上述协整检验结果的正确性。
由图3可知,汇率与贸易收支互为成因,这与近两年“我国贸易收支持续顺差的同时人民币汇率逐步上升”的经验事实相一致;在99%的置信度下,引入PRO可以显著地提高对贸易收支顺差的解释力度;在93%、91%、93%的置信水平下,LAB、FDI、SAV是贸易收支的Granger原因,而贸易收支却非加工贸易额、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额、外商直接投资和储蓄的成因,这也与“贸易特征促进了我国贸易收支顺差的形成,而贸易收支顺差并非是造就我国贸易特征”的常理相符合。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证明了上述协整方程的正确性,不存在伪相关的错误。
四、静态分析:贸易顺差贡献度
协整方程告诉我们,5个解释变量的增长都促进了贸易收支顺差的形成,方程系数表明贸易顺差的贡献度由大到小依次是:人民币汇率>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额>储蓄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其中,人民币汇率贡献度最大,人民币每升值1%,贸易收支顺差增加19.28%。
(一)人民币汇率(EX)
协整检验的结果是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贸易顺差形成,而且是促使贸易顺差形成的主要因素,这一结果与“汇改后人民币缓慢盘升而贸易收支持续顺差”的客观事实高度吻合。依据弹性理论得出的判断“人民币升值使我国贸易顺差减少”只是理论推导的一般结果,实际上,汇率变动的贸易效应是正负兼而有之的,人民币升值使我国出口价格上升(不利于出口的扩大)和进口价格下降(促使进口增加)从而贸易顺差减少的同时,也会从多方面产生贸易收支正效应:
1、贸易条件改善效应。人民币每升值一个百分比,我国贸易条件将改善0.353个百分比(查贵勇,2005),2005年汇改后我国贸易条件上升至1并基本上稳定在1左右。贸易条件改善意味着我国出口相同数量的商品可以换回更多数量的进口,结果是贸易顺差在更高的效率上持续。
2、经济结构调整效应。汇率长期不变会使经济向价格竞争及价格敏感的产业倾斜,人民币汇率长期保持在1美元兑8.2765元人民币水平上致使我国原有的经济结构难以改变。汇改后受人民币升值因素的推动,我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适应性的主动调整,经济结构优化无疑助推了贸易顺差刚性。人民币升值最终是增加了贸易顺差还是减少了贸易顺差取决于正负效应的综合结果,就我国现阶段所处的环境来看,人民币升值对贸易收支的正效应远远大于负效应。
(二)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PRO)
PRO的系数为3.6715,反映出我国加工贸易显著的贸易特征与贸易收支之间的相关关系。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加工业贸易几乎是在持续提速,这是亚洲供应链重新整合的结果,我国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组装加工工厂”。尽管近年来关于“如何确定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定位”问题存在着很多争论。但加工贸易占据我国对外贸易半壁江山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汇改后加工贸易的同比增速仍维持在20%。加工贸易是“两头在外”,大部分原材料进口后经过加工再出口,显著的加工贸易型特征导致我国进出口间密切的关系。徐晖(2005)通过实证分析认为:我国进口对出口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从长期来看,进口几乎可以完全解释出口。任永菊(2003)则进一步明确了我国进口和出口之间的关系――我国进口对出口的弹性为0.818,即近82%的进口经过加工后复出口。可见,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进口,进而有利于复出口。从而使贸易收支往顺差的方向变动,加工贸易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每上升1%,贸易顺差增长3.67个百分点。
(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额(LAB)
海关统计表明,我国出口商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了出口总值的70%,中小出口企业中这一比重甚至占到90%。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中体现尤为突出。尽管近几年我国的工资水平已高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但较之于发达国家和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仍有很大的差距。以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对集中的制造业为例,2005年我国月均工资大约是美国的1/22,法国的1/16,日本的1/23。德国的1/23;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大约是韩国的1/14,泰国的1/1.3,巴西的1/2.6。如此悬殊的劳动力价格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质的改变,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至少可以保持20年,人民币适度升值很难抵消这种比较优势。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我国出口中所占比重越大,劳动力成本优势越能充分发挥出来,越能在更大程度上抵消人民币升值造成出口价格上升而给贸易收支带来的负效应。因此,LAB与TRA间应该是一种正向的关系,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额每增加1%,贸易收支顺差增长2.19%。
(四)外商直接投资(FDI)
外商直接投资这一变量的系数为0.4673,FDI产生的“迁移效应”可以部分解释贸易收支顺差的增加。国际产业转移在形成“亚洲加工、欧美消费”全球贸易格局的同时,我国也由于劳动力要素比较优势和巨大的国内市场而成为跨国公司投资的热土,1999年至2005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一直处于上升通道。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汇改后,2006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695亿美元。2007年为670亿美元,目前我国仍然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加强了我国出口导向型战略,从而使贸易顺差刚性增加,因而系数为正。应该看到,近两年欧美经济增长面临一定程度困境。部分发达国家减少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加上我国吸收外资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有待完善,外商直接投资对贸易收支的促进作用并未充分发挥出来,表现为FDI的贡献系数并不高,低于预期值。
(五)储蓄(SAY)
我国持续的贸易顺差往往被归结为高储蓄问题。我国是一个典型的高储蓄的国家,根据Kuijs估算,2001年我国的国内储蓄占GDP比率为38.5%、2003年为42.5%、2005年上升到48.1%,汇改后的这两年国民储蓄已经占到了GDP的一半,高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更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由国民经济核算的恒等式-可知,经济中的总储蓄等于总投资加上净出口[S:I+(X-M)],因此,在既定的高储蓄和国内投资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国内的储蓄就只能以经常项目顺差的形式存在了。从储蓄的角度考察贸易收支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储蓄越多,贸易顺差越大,储蓄每增长1个百分点,贸易顺差增加1.95%。本文用居民储蓄代替国内总储蓄,实际上国内储蓄中增长最快的是政府部门储蓄,非居民储蓄,因而估算出来的系数
1.9556略小于储蓄对贸易顺差的实际贡献度。
五、动态分析:方差分解与脉冲响应函数
动态分析的目的是要研究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在上述6个变量所组成的系统当中,当来自于其中任一变量的冲击发生时,对贸易收支变动的影响程度。
(一)方差分解
首先假定出现一个贸易收支的冲击,然后通过建立的VAR模型影响到各个内生变量,在模型反复迭代之后揭示出源自于各变量的冲击对我国贸易收支变动的相对影响程度(见表4)。
表4给出了13期的贸易收支变动受各变量冲击影响的走势,这些变量的冲击所产生的作用大约在滞后10期后趋于稳定。其中,贸易收支的自相关性很强,贸易收支的一个标准差的变化首先是源于自身的变动,大约有42%可以由其自身的变化来解释;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在前几期比较大,随后略有下降,说明贸易收支对汇率变动能迅速作出反应但不能在较短时间内全部消化汇率波动带来的影响,经过10个月的滞后期后汇率波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基本稳定在24%,汇率波动对贸易收支的冲击不容忽视;代表我国贸易特征的两个变量PRO与LAB的波动分别可以解释12%和11%的贸易收支变动:储蓄量波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程度只有6%左右,这可以用边际效益递减规律来解释――我国目前的储蓄水平已很高,在这么高的基础上储蓄量的变动所能带来的冲击就极为有限了;外商直接投资波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目前不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显现出逐步加强的趋势,可以预见,在我国利用外资政策逐渐完善之后,FDI必将成为引起贸易收支变动的重要因素之一。总而言之,贸易冲击和汇率波动是引起贸易收支变动的两个决定性因素,二者可以解释约2/3的贸易收支变动。
(二)脉冲响应函数
方差分解让我们了解各因素冲击对贸易收支变动的相对重要性,而对于每一因素冲击的绝对影响程度则需要借助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图l刻画了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贸易收支当前和未来值的影响,其中,横轴代表冲击发生后的各时期,纵轴代表贸易收支对各种影响因素单位新息冲击的反应。
从影响的方向来看,在给定的时间段内,虽然6变量的影响都出现了正负交替,除汇率外,TRA、PRO、LAB、FDI、SAV对贸易收支主要以正向影响为主。而汇率对贸易收支则是负向的影响,这符合前面协整方程的系数含义。就影响的程度进行分析,贸易收支对其自身及汇率变动的冲击反应最强烈,其次是PRO冲击和LAB冲击,外商直接投资与储蓄量变动的影响力最弱,这与方差分解的结果是一致的。具体而言:贸易收支对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能立刻作出反应,随后反应程度有所减弱,进入第3期后还出现了负冲击,但很快又向正向影响方向变化;由图5-(2),人民币贬值会对贸易收支产生负冲击,反言之也即人民币升值使贸易收支增加,而且贸易收支能在很短的2-3个月内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作出反应,汇率的波动不容忽视;PRO、LAB、FDI、SAV标准差新息对贸易收支的冲击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开始的几个月内贸易收支会有比较激烈的反应,随后渐渐减弱趋于收敛,最后稳定在正区域中。
六、结论与启示
人民币升值贸易收支持续顺差决非偶然的巧合,而是有着内在的必然性。揭开新汇制改革的贸易效应之迷,答案就在于我国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特征。综合上述实证研究的结果,本文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一)人民币升值是近两年我国贸易顺差形成的主要推动因素
人民币升值与我国贸易顺差增长之间正相关,人民币升值是近两年贸易顺差形成的最主要的推动因素之一。究其原因,人民币升值后贸易条件改善及带动经济结构调整从而对贸易收支产生正效应,同时我国贸易特征使人民币升值对贸易收支潜在的负效应部分地转化为正效应或部分地被抵消。事实已经而且终将证明二者之间正向关系的内在稳定性。
(二)马歇尔-勒纳条件在我国并不适用
马歇尔-勒纳条件通常适用于贸易小国,对我国却未必适用。作为开放经济大国,人民币汇率的贸易效应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人民币升值我国的出口额不减反增,继续维持贸易顺差的地位,并未出现按马歇尔-勒纳条件分析的结果。
(三)我国贸易收支处于顺差的地位不会随着汇改的推进而发生逆转
持续的贸易顺差是我国加工型显著及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贸易特征下的必然结果,在我国多年来储蓄率居高不下的情形下和受国际产业转移“迁移效应”的影响,这一趋势得到进一步加强。尽管2008年第一季度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出台后贸易顺差增速有所放缓,但贸易顺差的地位短期内发生逆转的可能性不大。
(四)人民币适宜保持小幅、稳步升值节奏
人民币汇率可以解释约25%的贸易收支的变动,汇率波动对贸易收支的冲击不容忽视。要注重人民币升值的节奏,小幅、稳步升值应该是人民币汇率波动始终遵循的原则(曹垂龙,2006)。
(责任编校 元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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