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银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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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南部的永济古属蒲州管辖,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之首鹳雀楼就位于永济市的黄河边上。另外一大永济的人文景观―普救寺,始建于唐武则天时期,原名永清院,是一座佛教十方院。元代王实甫《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中说的“红娘月下牵红线,张生巧会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普救
　　寺内。
　　2008年,永济市人均GDP为13145元。这是一个典型的内陆城市,有着和其他内地城市一样的街景和民风。正因为这样,在见面之前,我很难想象,身为两个孩子母亲的谢彩丽,作为山西省永济市富平小额贷款公司的农民信贷员,其放贷业务已经达到五十多笔,总额在八十多万元。而更令我难以置信的是,完成这一切,她只花费了7个月的时间,这7个月包括了1个月的培训时间和3个月的见习期。
　　富平小额贷款公司集聚了二十几位像谢彩丽这样的农民信贷员,包括实习和见习信贷员在内。这二十余位信贷员均为附近的农民,此前他们大多在城里打工,富平公司的成立改变了这些农民的生活。来富平之前,谢彩丽曾是永济市一家卤水厂的农民工。
　　每天一早,这些农民信贷员便从公司总部所在地蒲州镇寨子村的聚才胡同10号院出发,或骑摩托车或电动车或步行,穿行于乡间田野。他们主要在蒲州和韩阳两个乡镇活动,81个自然村,1.3万户,现在每位信贷员手上都有一百余个客户。
　　这是中国第一家将总部和办公地点设在村庄的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其试验被业界称为“草根银行”的“富平模式”。自2005年山西、陕西、四川和贵州四省试点民间小额贷款公司以来,截止到2009年末,全国已有小额贷款公司1334家。
　　不过,试点5年来,小额贷款公司的迅猛增加,并未给这个行业带来太多的希望,政策的不明朗,让更多的小额贷款公司在困境中苦苦挣扎。我在接触山西永济、山西平遥和浙江温州等地的小额贷款公司时发现,故事不同,困境却大同小异。
　　
　　政策性尴尬
　　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是由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汤敏创办的公益组织北京富平学校联合一些社会投资资本所成立。这家注册资金为3000万元的小额贷款公司,截至2010年5月末,共发放农户小额贷款2017笔,总额3105.25万元,贷款余额2509.63万元。
　　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的董事长沈东曙称,公司今年的经营目标是实现税前利润100万元。但中国农业大学农村金融与投资研究中心主任何广文的调研发现,尽管富平小额贷款公司在当地受到了认可,风险贷款率为零,但直到2010年5月初,公司还不能完全实现经营上和财务上的自我可持续发展。
　　富平小额贷款公司正遭遇政策性尴尬。
　　与绝大多数小额贷款公司一样,尴尬首先来自身份和定位。小额贷款公司属于工商企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根据了解,目前银监会并未将小额贷款公司纳入监管范围,而当年极力推动小额贷款试点的央行也只将它们定义为“非正规的金融机构”。
　　这种身份带来了小额贷款公司的非国民待遇。
　　不久前国务院下发的被称为“新36条”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第18条中明确表示:“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放宽村镇银行或社区银行中法人银行最低出资比例的限制。”
　　但尽管如此,几乎同时出台的 《关于农村金融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中有关“对金融机构5万元以下农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的规定,却将民间资本组建的小额贷款公司排除在外。这让小额贷款公司原本的期望再次破灭。
　　另外,这种身份将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范围局限于贷款,而不能吸收存款。尽管永济市富平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沈东曙称,即便允许,他们也不想开展吸储业务,但一个只放贷不吸储的所谓“草根银行”必然导致资金链的问题。沈东曙坦承,目前公司资本金仅剩四百多万元,以目前的放贷速度,资本金很快就会放光。
　　融资成为富平公司的当务之急。据透露,富平今年的融资目标是1500万元,但这些钱从何而来?
　　有一种方式是变身成为村镇银行。但根据相关规定,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惟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且最大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20%,这相当于变身为大金融机构的附属。沈东曙称,他们并不想成为这些大股东的分支机构。
　　另一个方式是从商业银行获得批发贷款。按照相关规定,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从商业银行获得最多不超过资本金0.5倍的批发贷款。但沈东曙的实践告诉他,这条路也不易。因为身份问题,商业银行无法按照同业拆借等方式批发资金;如果按正常贷款走,资金成本过高;若以创新金融产品形式融资,又要从地方分行上报到总行和监管部门,流程相当复杂。
　　
　　资金链困境
　　平遥县位于黄河中游、太原盆地西南,历史上以票号著称。县城东北距首都北京616公里,北至省城太原90公里。平遥古城与四川阆中、云南丽江、安徽歙县并称为“保存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昔日晋商票号闻名天下,但今日民间信贷步履维艰。
　　“投资民间信贷领域,是一次尝试。”韩士恭说。他体态微胖,是平遥县四贡煤化公司董事长。2005年年底,作为当时全国最早的小额信贷试点,他与平遥县第二煤矿共同出资1600万元组建晋源泰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
　　在平遥,试点以来,目前仍只有两家小额贷款公司,除韩士恭的晋源泰之外,另一家是鑫盛煤焦有限公司与平遥县煤炭运销公司、平遥兴华焦化厂等四家企业共同出资1700万元组建的日升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长为雷锦魁。
　　煤焦行业是平遥的一个支柱性产业,经过2001年至2004年的黄金岁月后,已经进入饱和下降期,煤焦企业急需转型。而作为历史上中国第一家私人银行日升昌票号的诞生地,当地政府为了争取全国第一个小额贷款试点,抢在2005年年底之前游说急需转型的煤老板参与试点。
　　“信贷公司的风险虽然大,但不像工业企业那样涉及场地、土地、环保等问题,只要流动资金多、有信用就可以做大。”韩士恭在解释当初进军小额贷款试点的原因时说,政策提供了一个机遇,更大的梦想是,他们希望日后能成为金融系统的一员。
　　但五年过去了,在我重回平遥采访时发现,这两家小额贷款公司正苦苦支撑,与当初的梦想渐行渐远。
　　只能放贷而不能吸存的限制让试点因资金链困境而难以为继。晋源泰在2009年下半年,先是找了本地的小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想拆借资金,但被一句“上面没政策”给拒绝了。晋源泰小额贷款公司业务经理侯正强说,后来去找大银行,也被“鄙视”了一番,“人家压根看不起我们这点业务,说要给就给1亿、2亿,我们还不敢要。”
　　日升隆小额贷款公司的遭遇如出一辙。在国内银行体系屡屡碰壁之后,日升隆把融资希望寄托在了国外银行和基金的身上。据日升隆副总经理陈文庆介绍,2009年开始,国外资本派了好几拨人考察,也开始正式注资谈判,但在政策方面依然难以得到解决。
　　引进国外资本的程序很是繁杂。“政府主管部门、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我们全都打报告了,但他们也不知道能不能批,也要一层层向上面请示。”陈文庆说。
　　晋源泰董事长韩士恭回忆说,他们曾有变身为村镇银行的机会。2008年上半年,当地银监会的负责人问他愿不愿意改成村镇银行,他写了一个申请。但韩士恭说,自己其实并不愿意变身村镇银行。“因为变成村镇银行,我就只剩10%的股份,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就不是我的了。”不过,申请报告递交之后,却一直杳无音信,这倒也让韩士恭萌生一丝庆幸。
　　日升隆是信贷员风险共担机制,让信贷员交保证金,出现坏账就跟公司分担风险。这种模式在防控风险的同时也在放大信贷员的权力,“这跟银行的模式越离越远,规模越大,风险越高,银行也看到了,也就没人再找我们谈转型村镇银行的事了。”

　　
　　转正途径难
　　 虽然地处浙江东南一隅,但是作为中国民营经济最早活跃起来的地区 ,温州的民间资本规模一向很惊人。坊间传言,目前温州“地下资本”、“私人钱庄”占了民营企业资金来源的30%至40%。今年五十多岁的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培林,是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的主人。但他却在2008年民间金融“转正”的最佳契机时无奈放弃了。
　　他忍痛放弃的原因,在于各级政府关于小额贷款试点意见,与方培林的想法大不相同。在注册资金层层加码的准入门槛之外,又将自然人排除在申请者范围之外,而且小额贷款主要服务“三农”,但方培林认为,民营骨干企业对投资回报的预期要远高于自然人,他们对“三农”和广大小企业高风险、低收益的金融业务兴趣并不大。
　　浙江开始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是在2008年5月,当初吸引了大批民营企业家的兴趣,“比如乐清市有一个名额,申报的企业却有三十多家,据说最后市里还要开常委会来决定,这是前所未有的。”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回忆说。
　　但是,据周德文说,申报的人太多了,反而让政府变得紧张,因为国家的政策是谁审批谁负责,政府担心风险,只能层层加码,一级一级地把门槛抬高。最终的结果是,当年7月出台的《温州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操作规程(暂行)》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主发起人应该是工商信用管理AAA级企业,而且是管理规范、信用优良、实力雄厚的当地民营骨干企业。
　　于是,除部分优质的民营企业成功成为小额贷款公司的发起企业之外,众多的民营企业往往只能铩羽而归。目前温州市只有16家小额贷款公司。
　　据称,目前温州流动的民间资本已超过6000亿元,而且以每年14%的速度递增。对此方培林说,相对上万亿元的浙江民间资本来说,小额贷款公司注册总金额占比不到1%,绝大部分民间资本仍没有受惠于国家金融
　　政策。
　　在温州建小额贷款公司无望后,方培林开始到其他省市寻找机会。但很快,他失望地发现,尽管各地存在一些不同―比如温州要求主发起人任董事长,股东人数不限;天津好一些,由股东选举产生,人数上有一定限制等―但各地小额贷款公司的门槛都很高。
　　小额贷款公司转身村镇银行在温州也曾吸引大批民间资本,让人始料不及的是,村镇银行目前经营情况普遍不容乐观。据悉,由于村镇银行利率参照人民银行同期利率,其单项贷款盈利本身无法同小额贷款公司相比。尽管村镇银行理论上占有能吸储的优势,但吸储却并不是件易事。
　　不少人以为村镇银行是个人钱庄或担保公司,对存款没有安全感。另一方面,由于村镇银行网点单一,没有银行号与入网通行证,许多业务不能展开。温州一位村镇银行营业点的人士说:“钱进不来,出不去,只能在自己体内循环,因而成了孤岛。”
　　
　　链接:
　　“小额金融创新与农村发展研讨会”于2010年6月12日至13日在山西永济举行。该研讨会由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等机构主办,北京富平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承办,《锦绣》杂志独家媒体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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