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民生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新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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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何玉付
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本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离不开关注民生这个主题。多年来，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甚至损害国家和民众利益的情况一直没有得到较大改观。这与我们没有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因此，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增长方式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三个新转变
20世纪90年代，我国政府就提出“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目标。然而，中国经济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却没有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严峻的资源、环境现状表明：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老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不转变增长方式，资源难以支撑，环境难以承受，国际竞争力也难以提升。特别是本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很大。这种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来争取其中很低的附加值，换取巨大贸易顺差，以及大搞建设、重复投资的宏观政策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副作用。有鉴于此，我国应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三大转变。
第一，从依赖出口到激活内需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贸易发展迅猛，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2005年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5％，2007年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提高到8.8％，世界排名跃居第二位。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出口需求急剧减少，经济波动幅度加大。从经济发展战略角度来看，一个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若把经济增长维系于外部市场，而不是发展国内民生将是一种战略性失误。
政府再次提出激活内需，是具有经济增长战略意义的。因为在没有内需支撑的情况下，外部需求萎缩，经济下滑就不可避免。加上能源、原材料价格以及工资上涨推动企业投资成本上升，产能过剩又反过来导致制造业投资增速下滑，仅仅在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上做文章，形势不可能有实质性改观。如果不能把解决民生问题落实到激活内需的行动中，这一战略就会像十年前提出拉动内需一样陷于流产。
第二，从投资驱动到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转变。长期以来，我国投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GDP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消费增长速度。2001――2006年，我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9.8％，而按累计法计算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高达21％。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0年的22.4％急速增加到2006年的41.3％，同期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由65.1％下降到39.2％。这种状况使得消费与投资的结构性矛盾更趋突出，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的增长主要是依靠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靠政府每年规模庞大的基本建设投资以及外资企业在中国持续增长的直接投资支撑，而不是靠私人投资，不是靠本土企业，这种发展模式现在已经出现危险。因为国民经济增长对外资依赖程度越大，经济的稳定性就越差，受国际环境的影响也越大；投资越是依靠财政，政府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就越趋于减弱。
从投资驱动到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转变，并不是否认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也不是大幅削减投资，关键是防止投资的过快增长，理顺政府投资与私人投资的关系，调整投资方向，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根本上解决扩大国内消费的问题，协调消费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关系。
第三，从关注GDP到科学发展观的转变。GDP只能反映经济总量，无法反映经济质量，同时还由于其本身难免的大量重复计算，使越来越多的人产生怀疑，我国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对GDP的补充和修正。内外需不平衡、国内需求结构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以及体制机制不健全等等，都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增长，才能破解经济社会发展深层次的矛盾。
需要强调的是，三大战略转变构成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机整体，缺一不可。如果只强调内需，由于内需仍然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内涵过于宽泛，在激活内需问题上，就很难避免大量投资、重复投资的错误，因为国内投资也是内需；如果只强调消费，浪费也是消费，国内民生问题就得不到有效解决；如果只强调科学发展观，就不能突出经济增长的主导动力，也难以体现经济工作的重心。
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以关注民生为主线
从三大转变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激活内需、强调消费，还是突出科学发展观，都体现了以人为本、以民为本、重视民生的战略思想。因此，解决好民生问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快，反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无从谈起。
第一，解决民生问题要以公平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为目标。刺激内需，民生优先。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实现持续超高速增长，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农村落后城市有十年的时间。2007年我国GDP结构中，第一产业创造的财富增加值为11.3％，但是，同年农业投入的劳动力占40.8％，农村常住人口达55.1％，这就是说，40.8％的人创造了11.3％的财富，由55.1％的人分配，农村怎么能不穷?如果说“公平”与“效率”难以兼顾，而前30年主要是“效率”优先的话，那么，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就应该更加强调“公平”。这不仅仅是因为过去在强调“效率”时产生了很多副作用，更是因为弱势产业和弱势群体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第二，解决民生问题要以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比重为手段。拉动内需要靠提高社会总体消费需求水平。中等收入者阶层比重过低是制约总体消费水平的重要因素。2007年，中国有条件地参与了共有147个国家参加的“国际价格比较”项目，国家统计局向世界银行提供1000多种不同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根据这些数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在2008年发布的《国际比较计划》中修正了此前对中国GDP和购买力水平的评价，承认高估中国GDP 达40％，对中国购买力水平的评价因之下调。报告认为，按世界银行标准，赤贫人口占中国人口比重达15％。据此，有人认为中国收入分配呈“大图钉”状态，钉面是“尚能维持温饱、勉强维持温饱以及还不足以维持温饱”的大多数，钉杆是富起来的少部分人，顶尖是“因得势而致富”的极少部分人。中国不但与 “M型社会”无关、与“橄榄型社会”无关，就是与“宝塔形社会”也还无缘。
这种收入分配结构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根据经济发展理论中结构主义学派的观点，劳动力在产业之间流动是通过收入分配这个传导机制实现的。如果由于这种传导机制扭曲，收入分配不公平，造成的产业兴衰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必将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阻碍经济发展。
第三，解决民生问题要以扶持弱势产业为核心。对弱势产业的支出，对公共领域的支出，对贫穷地区的转移支付，不但不会降低GDP的增长速度，相反会为GDP更加快速的增长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建设更多的楼堂馆所，大搞重复建设，对于产业自主更新来说，是没有贡献的，这些投资应该转向更迫切需要资金的领域，如城市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农村公共产品投入等等。
第四，解决民生问题要以发展民营企业为动力。支持民营企业成长就是关注民生。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佳途径是激活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很好，是中国经济未来10年、20年增长的最重要源泉。我国的资本市场目前是保护国有企业的，证券市场还是国有企业的天下，必须给民营企业以更多的国民待遇，为他们打通更多的市场准入渠道。要知道，资本市场的存在给企业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种筹资的渠道，更重要的是为那些有活力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快速发展通道。
近期很多企业着重于资本运作，着重于企业并购。有的热衷于在国内进行资本运作，大搞“造系运动”，有的热衷于引进战略投资者。“汇源收购案”就是典型的例子。谁能断定可口可乐就一定比汇源具有更高的技术含量?这已经不是什么技术问题，应该上升到产业战略的高度去认识。经济增长需要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我们总是从重工业角度关心产业安全，忽视了与衣食住行相关的行业，在不知不觉中发现很多耳熟能详的日用品品牌都已经不属于中国。这对我国产业体系不是贡献，而是打击。因为很多企业被跨国公司并购后，只能生产产品的一个非关键性部件，导致我们的产业链千疮百孔。这样的产业链无法支持我国自身产业的发展。
第五，解决民生问题必须以扭转干部政绩观为保障。科学发展观是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求打破过去那种用单一的GDP总量考核地方干部政绩的指标，代之以全面综合的考核指标。一些地方在经济发展中，忽视环境保护，损害群众利益，GDP上去了，而群众不仅没有得到实惠，还得为环境污染埋单。这种不是以人为本、没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经济增长必然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其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也必然得不到人民的认可。
不扭转干部政绩观，投资热潮就不会削减，因为地方政府表现自己的政绩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大量投资。一旦投资上去，GDP也就上去了。例如：某省级市已经有一个中型机场，且运量不足，运力严重过剩。2008年从中央要来一笔款项，新建一个国际机场，某领导在新机场开工仪式上的讲话，居然大量冠以“科学发展观”、“节约型社会”、“6600万父老乡亲翘首以盼”等词语。这样的投资对于提升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发展方向、改善居民生活有什么贡献?
综上所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不仅要讲经济增长速度，更要讲质量和效益。换句话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以“改善民生”为主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改变以前经济发展中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损害群众利益等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问题。实现从依赖出口到激活内需转变，从投资驱动到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从关注GDP到科学发展观转变，并把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我国目前经济增长方式的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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