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冗余、股权结构与双元创新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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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组织冗余在应对外部环境突变和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对组织冗余与整体创新投资关系的探究，基于企业具体投资活动的研究较少。以2013—2017年深沪两市上市企业为样本，在考察组织冗余对双元创新异质性影响的基础上，实证检验股权结构对组织冗余的调节作用后发现：组织冗余可以显著促进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但与开发式创新没有显著相关性;股权集中度可以抑制组织冗余资源用于双元创新的投资，而股权制衡对组织冗余与双元创新的调节作用表现得并不明显。根据产权性质对样本进行分组的进一步回归结果表明，股权制衡作为企业重要的治理机制，在国有企业中正向调节组织冗余与探索式创新投资的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外部环境效应替代了内部治理机制，股权制衡并未发挥其治理作用的优势。
　　【关键词】 探索式创新; 开发式创新; 股权结构; 组织冗余
　　【中图分类号】 F2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9）09-0038-07
　　一、引言
　　2015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科技创新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将自主创新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和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随着“创新驱动战略”的逐步推进，创新活动作为一项特殊的戰略性投资，逐渐成为驱动企业成长发展的动力源泉。双元创新理论认为，企业的创新活动基于研发风险和回报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可以区分为开发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开发式创新是在国内外已有知识、技术的基础上，加以提炼、吸收、整合和强化的渐进性创新;而探索式创新则需要脱离既有知识对一些突破性技术有所涉足，创造新的知识基础[1]。
　　无论是开发式创新还是探索式创新，都需要企业投入大量的资源经费。资金投入的多少直接决定着技术研发与创新的能力[2]。然而，由于与开发式创新相比更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技术复杂性和收益不确定性，探索式创新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融资约束困境，难以从外部筹措资金，更依赖于企业内部的冗余资源。冗余资源作为企业重要的资源储备，对探索式创新活动高度的风险性也具备吸收缓冲功能。在当前市场环境快速变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企业不得不通过持续的、积极的技术革新来拓宽产品市场，提升服务质量，通过不断的自我更新以建立自身竞争优势。因此，组织冗余如何在企业创新战略中进行合理配置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研发活动作为一项特殊的投资活动，需要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治理机制予以支持和保障。对于微观企业而言，内部治理机制中的“股权结构”处于公司治理核心地位，决定着公司内部治理矛盾状况，最终对公司研发投资行为产生影响[3]。那么，股权结构与双元创新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又会通过何种路径影响组织冗余在双元创新投资中的资源配置？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本文以上市企业为样本，在检验组织冗余对双元创新异质性影响的基础上，重点考察在两类创新活动中股权集中度对组织冗余调节作用的差异，以及股权制衡作为一项重要的内部治理机制是否能够缓解冗余资源在配置过程中的代理问题。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1）区别于以往文献中对组织冗余与研发投入整体影响的考察，通过对研发活动不同维度的划分，探究组织冗余对双元创新投资的异质性影响，同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考察股权结构对组织冗余的调节作用;（2）针对企业不同产权性质，探究股权制衡对组织冗余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的条件，为企业财务政策和治理结构优化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一）组织冗余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差异分析
　　冗余资源可理解为一种闲置的、过剩有余的资源。Cyert et al.[4]在1963年首次将“冗余”一词引入组织理论中，并将其定义为“组织冗余”，认为组织冗余就是留存于组织内部，超出企业给定产出水平所需最低投入的资源汇集，用于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减轻外部冲击和保持财务灵活性的现实或潜在的各种资源，包括人员、未使用资本冗余和不必要资本费用冗余等超额的投入以及未开发的、能增加产出的各种机会。自20世纪60年代起，国外就有众多学者围绕冗余与研发投入的关系展开了广泛讨论。Sharfman[5]认为，当组织拥有足够多的冗余资源时，在应对外部环境突变时有更大的管理调控余地。更有研究表明，财务冗余留存相对充足时，企业在面对外部环境变化时会选择更为激进的应对策略[6]。开发式创新是在企业既有技术和知识的基础上，对已有产品、生产线进行整合、优化、改良的保守式创新，投入资金较少，风险也相对可控;探索式创新则需要脱离原有认识轨道，创造新知识，研发新产品，开发新技术，而在迎合消费者新需求的研发过程中，企业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研究经费，也要承担更大的研发风险。当组织冗余充足时，企业经营决策者的“后顾之忧”也相对较轻，因而对研发投资项目的风险承受能力也会适当提高。因此，本文认为在企业探索式创新项目的制定过程中，组织冗余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作为企业更加“日常”的开发式创新活动，与组织冗余并没有较强的关联性。基于此，提出假设1。
　　H1：相对于开发式创新投资，组织冗余对探索式创新投资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二）股权结构对组织冗余与创新影响差异的调节作用分析
　　股权结构是决定组织内部治理机制具体形式的基础，并能够通过内部治理机制对各项生产经营决策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对于企业而言，过于集中或者分散的股权结构都不利于保证组织决策的科学性。众多研究表明，股权集中现象在企业中是普遍存在的[7-9]。一方面在民营企业中，当企业股权结构高度集中时，就会引发第一类代理冲突问题向第二类代理冲突问题过渡，致使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冲突得以缓解，而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矛盾也会逐渐尖锐[10]。第一大股东基于理性经纪人的本性，其拥有的控制权越高，出于对投资风险的规避，其利益主导下的投资行为更愿意将组织资源投放于能够增加其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实物和资本投资，大股东控制权呈现出“侵占效应”[10]。更有研究表明，高度集中的股权会对企业技术研发活动产生影响[11]，控股股东倾向于通过关联交易、资金占用等方式侵占公司的内部资源，减少对研发活动的资源配置[12]。组织冗余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也会受到这种内部治理机制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国有企业中，政府的“缺位”使得管理层拥有实际控制权。股权集中度越高，实际控制人拥有的决策权也就越大。研发创新活动与其他投资项目相比具有更高的风险性，这种投资决策的失败风险也可能会影响其晋升愿望，且研发成功后的收益归股东享有。管理层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会尽可能回避将冗余资源投放于风险大、回报高的研发投资项目。因此，股权集中度在不同性质的企业中对冗余资源用于研发活动的投资决策均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探索式创新与开发式创新在研发风险、投资周期和预期收益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探索式创新作为一种激进的前瞻式研发活动，需要更长的研发周期和更多的经费投入，可一旦成功研发和推广就能为企业带来差异性的竞争优势和巨大的发展空间;开发式创新对组织现有资源和能力進行开发、挖掘，企业对研发成果能够成功吸收、利用并转化为收益的可能性较大，但同时与该风险相匹配的收益也相对较低。当企业股权集中度较高时，拥有控制权的大股东出于对风险的规避和自身利益诉求，在面对创新投资决策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短视行为，减少组织冗余用于对探索式创新项目的投资。
　　企业利用冗余资源加大对探索式创新活动的投入以寻求持续发展和长期收益的最大化，这对企业自身和中小股东都是有益的。然而，在缺乏监督机制的情况下，拥有控制权的大股东可能存在“掏空”企业与“侵占”中小股东权益的动机。当上市公司不存在唯一控股股东时，这些股东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做出决策，他们之间就会形成相互监督和制约的作用，这就是股权制衡。那么，股权制衡与企业冗余资源用于研发项目投资的联系究竟是怎样的？这种联系是否会因为具体研发投资项目（风险、规模、周期）的差异和企业产权性质的不同存在区别？一般认为，从长远看来，探索式创新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和市场竞争力。然而在“一股独大”的情况下，对于企业大股东而言，股权过于集中，探索式创新活动带来的巨大的风险难以分散。出于对风险的规避，使得其将冗余资源用于探索式创新项目持更加谨慎的态度。当组织内部股权相对分散时，这种互相制约、监督的股权结构对企业行为决策是更加理性、科学的，也是最有利的，能够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同时也能够抑制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害[13]。因此，本文认为：股权越分散，股权制衡度越高的企业，会将组织冗余资源更多地投放到探索式创新投资项目中。基于此，提出假设2和假设3。
　　H2：与开发式创新投资相比，股权集中度对组织冗余与探索式创新投资存在更加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H3：与开发式创新投资相比，股权制衡度对组织冗余与探索式创新投资存在更加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三）不同产权性质下，股权制衡度对组织冗余与探索式创新投资的影响分析
　　由于我国制度背景的特殊性，国有与非国有企业在经营目标、治理结构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我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特性和政治特性，能够帮助企业通过政府信用的介入对企业融资进行政策支持，强化国有企业的信用能力和融资能力，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外部资金[14]，但国有企业并不一定将这些资源用于企业创新活动[15]。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企业实际控制人利益与组织利益无法达成一致。国有控股企业直接或间接地为政府所持有，而在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政府作为控股股东实际上是缺位的，其实际控制人通常为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由于高管受政府任命，任期较短，人事变动较大，且领取的是固定薪酬，因此，为了在任期内得到升迁的机会，他们追求的更多的是企业短期业绩的平稳增长，而探索式创新这种开发周期较长的投资项目无法在短期内帮助他们达成这种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国有与非国有企业在经营目标方面也存在殊异。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压力较小，承载的更多的是国家赋予的政策性任务。企业的实际控制者为了能够获得晋升的筹码，更加倾向于将冗余资源投放于见效迅速的政绩项目，相应地也会分散企业用于探索式研发活动的资源和高管对这类创新项目的关注。因此，在监督与激励机制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即便拥有进行探索式研发活动优越的外部条件，也仍然缺乏对其持续且大量投入资金的动力。基于此，提出假设4。
　　H4：国有企业中，股权制衡度对组织冗余与探索式创新投资存在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深沪主板A股上市企业2013—2017年连续5年的数据作为初始样本，在此基础上做了如下三方面的处理：（1）剔除ST和*ST公司;（2）对于费用化支出和资本化支出缺失的样本数值，通过巨潮资讯网上市公司年报进行手工查阅补充，仍缺失数据予以剔除;（3）剔除异常值和极端值。最终得到636家企业共3 180个观察值，分属于15个行业。其中，企业年龄和净资产收益率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费用化支出和资本化支出数据来自CCER数据库，手工补录数据来自巨潮资讯网;其余数据均来自CMSAR数据库。
　　（二）关键变量度量
　　1.双元创新投资
　　本文借鉴毕晓方等[16]的做法，采用企业研发活动中费用化支出和资本化支出分别作为研究阶段投资和开发阶段投资，以此来衡量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力度与开发式创新投资力度。
　　2.组织冗余
　　本文参考Sean Cleary[16]和毕晓方等[17]的研究方法，将企业持有并超过同年同行业均值的可快速变现且流动性较强的财务资源，作为样本企业的组织冗余量。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
　　3.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
　　目前学术界有多种指标对股权集中度进行度量，本文选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衡量股权集中度的标准，采用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来度量股权制衡度。
　　4.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对研发投入影响因素的研究，在本文构建的模型中还对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以及年份等可能影响研发投入的因素进行了控制。
　　（三）模型构建
　　为验证以上假设，构建以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模型1、模型2分别用于检验组织冗余与探索式创新投资和开发式创新投资的关系;模型3、模型4用于检验股权集中度对组织冗余的调节作用;模型5、模型6用于检验股权制衡度对组织冗余的调节作用。
　　四、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探索式创新投资占企业总资产比重（R）的平均值为2.41%，开发式创新投资占总资产比重（D）的平均值为0.50%，说明企业进行的探索式创新开发式创新相比，需要占用的企业资金更多;样本中组织冗余（Slack）均值为0.1444，标准差为0.1820，说明上市公司组织冗余比较充足，且样本企业间差异不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和股权制衡度（Z10）均值分别为31.65%和0.9815，标准差分别为0.1367和0.8013，说明上市企业股权集中度普遍较低，“一股独大”现象有所改善;从控制变量来看，样本企业间净资产收益率（ROE）差异较大，企业规模（Size）分布较为均匀，资产负债率（Lev）也处于合理范围内。 　　（二）相关性分析
　　本文通过对各主要变量进行Person相关性分析，检验各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组织冗余（Slack）与探索式创新投资（R）在1%的水平上显著自相关，而与开发式创新投资（D）无显著相关性，初步验证了H1;股权集中度（TOP1）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与探索式创新投资（R）和开发式创新投资（D）显著为负，说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两种类型创新投资均呈现消极影响;股权制衡度（Z10）与探索式创新（R）和开发式创新（D）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股权制衡度正向影响两类研发创新活动。各变量间相关系数除股权集中度（TOP1）与股权制衡度（Z10）为-0.708外，均小于0.3，且在本文模型中这两个变量并没有同时使用，因此并不影响模型的可靠性。同时，计算了各变量间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均远小于10，避免了回归时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回归分析
　　1.全样本分析结果
　　从表4中可以看出，作为检验因变量和自变量关系的F值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具有统计上的有效性;其次，D-W值均接近2，说明残差不存在严重的序列相关性问题，模型结果相对可靠。
　　模型1、模型2的回归结果分别考察了组织冗余对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与开发式创新投资的影响。模型1中，组织冗余（Slack）与探索式创新投资（R）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而模型2中组织冗余（Slack）与企业开发式创新投资（D）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区别于0，说明企业组织冗余显著促进了企业对探索式创新项目的投资，而开发式创新项目的投资金额并未受到组织冗余的影响，H1得到验证。
　　模型3回归结果显示，股权集中度（TOP1）与探索式创新投资（R）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且股权集中度与组织冗余的交乘项（TOP1×Slack）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模型4中，股权集中度（TOP1）在1%的水平上与开发式创新投资（D）负相关，且股权集中度与组织冗余的交乘项（TOP1×Slack）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第一大股东控制权对探索式创新投资和开发式创新投资均产生了一定程度上负面影响，且其对组织冗余与探索式创新投资产生的负向的调节作用也更显著，H2得到验证。
　　模型5和模型6在模型1、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股权制衡度（Slack），以及股權制衡度与组织冗余的交乘项（Z10×Slack），以此衡量股权制衡度对组织冗余与双元创新投资的调节作用。回归结果显示，股权制衡度（Slack）对探索式创新投资（R）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与开发式创新投资（D）的回归系数则并不显著，这表明上市公司股权制衡度越高，企业对探索式创新活动投入的资金越充足;股权制衡度与组织冗余的交乘项（Z10×Slack）的回归系数在模型5和模型6均不显著，H3并未得到验证。因此，本文对模型3按照产权性质进行分组，进行进一步回归分析。
　　2.基于股权性质的对照样本分析结果
　　由表5可知，在国有样本组中，组织冗余（Slack）与探索式创新投资（R）相关性并不显著，股权制衡度（Z10）与探索式创新投资（R）在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这说明国有企业组织冗余水平的提高，并未对探索式创新项目的投资水平产生影响，而股权制衡度的提高对探索式创新项目的投资水平产生了促进作用。组织冗余与股权制衡度的交乘项（Slack×Z10）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表明在国有企业中股权制衡度对组织冗余与探索式创新投资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H4得到了验证。这表明在国企控股企业中，随着股权制衡度的提高，能够帮助企业建立更加合理的治理结构，对企业实际控制人产生更加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增加组织冗余用于探索式创新活动的投资。
　　非国有样本组中，组织冗余（Slack）、股权制衡度（Z10）与探索式创新投资（R）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而组织冗余与股权制衡度的交乘项（Slack×Z10）并不显著，表明在非国有企业中，股权制衡度对组织冗余与探索式创新并未产生正向的调节作用。同时，从表5中可以看出，非国有企业探索式创新项目的投资水平略高于国有企业。这可能是因为非国有企业的探索式创新项目相对于国有企业更难以获取外部融资，但在当前“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背景下，为了能够应对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和巨大的市场竞争压力，非国有企业不得不利用内部资源对探索式创新活动进行投资。同时，由于外部市场环境与内部治理结构可能存在的替代效应，使股权制衡难以发挥其治理作用的优势。因此在非国有企业中，组织冗余与探索式创新投资相关性较高，而股权制衡度对组织冗余并未产生显著调节作用。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将股权结构、组织冗余与双元创新投资三者综合起来，完整地考察了三者之间的作用路径和影响方式，得出了以下结论：（1）组织冗余显著促进了企业对探索式创新活动的投资，而开发式创新投资并未受到企业冗余资源变化的影响。冗余资源增加了企业把握投资机会的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承担风险的水平。（2）组织冗余在创新投资的配置过程中会受到股权集中度的影响，降低对探索式创新活动和开发式创新活动的投资水平。（3）股权制衡度对组织冗余与探索式创新投资的调节作用受产权性质的影响。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组织冗余对探索式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较弱，而股权制衡度对组织冗余与探索式创新投资有较强的正向调节作用。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创新战略的关键在于资源的合理配置，组织冗余资源作为企业把握投资机会的物质基础，应当结合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经营战略制度合理地留存和配置。
　　2.优化股权结构，建立合理的内部治理机制。由于控股股东“侵占效应”的存在，股权集中度对组织冗余与两类创新投资均呈现负向调节作用。企业应当基于自身产权性质的差异，依据企业具体情况建立选择相应的股权集中度调整策略。 　　3.考虑企业自身要素禀赋，保证创新投资的持续性。探索式创新活动由于对技术的保密性要求和无法预测的投资风险，难以获取外部融资，非国有企业应该注重对内部冗余的累积，以满足创新战略的资源需求;而具备“先天优势”的国有企业则更应该注重内部治理结构的设置，使股权制衡的治理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保证冗余资源在创新决策中的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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