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以来中国国际农产品贸易趋势、特征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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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参与国际农产品贸易对于人多地少的“城市中国”意义重大。文章分析了中国国际农产品贸易的特征及对中国农产品供给与农业发展的影响，总结入世以来中国农产品贸易变化的趋势、特征，表现为：中国农产品净进口量不断增加、由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主要农产品生产成本快速上涨、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文章进而提出参与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对策建议：贸易上“以工补农”，略微牺牲较强的工业产品贸易，补贴较弱的农产品贸易;嵌入到全球农产品价值链高端位置，包括农机、化肥、农药、种子等产前部门，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产后部门，提高市场控制力;谋求国内支持計算规则体系的中国化。
　　关键词：国际农产品贸易;趋势;特征;贸易策略
　　一、 开展国际农产品贸易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
　　 1. 国际农产品贸易的特征。农业是不能转移“工厂”的产业，大部分的工业产品都可以通过原材料的进出口与转移工厂来实现资源跨国重新配置，但农业生产的核心原材料如土地、水资源、劳动力等均不能实现跨国重新配置，也很难在其他国家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由于农业自然资源禀赋与人口分布的错配，人均土地、水资源少的国家需要从人均土地、水资源多的国家进口农产品，农业呈现出以开放农产品贸易市场为主，开放农产品要素市场为辅的特征。
　　 2. 国际农产品贸易对“城市中国”的作用。中国的城市化率由2000年的36.22%，逐年上升到了2018年的59.58%，未来城市化率还会继续上升，中国正在处于从“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转型的巨变中，“乡土中国”农民自己自足的生产与消费方式逐步被“城市中国”高度商品化的农贸市场取代。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0年的6 280元增加到了2018年的39 251元，18年内翻了6.25倍，农村居民由2000年的2 253元增加到了2018年的14 617元，18年内翻了6.48倍，收入稳步增加，营养快速升级，对农产品数量和质量的需求不断提高，中国逐步由农产品净出口国转变为农产品净进口国。以中国7%的土地能够养活19%的人口，但很难养好营养不断升级、消费不断增加的“城市中国”，在未来相当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需要与世界农产品净出口国打交道，整合全球的农产品供应能力，积极参与农产品国际贸易，合力养好“城市中国”。
　　 3. 国际农产品贸易对国内农业竞争力的影响。中国加入WTO后的18年来国内学者有关农业对外开放的争论从未停止过。1997年～2003年农业对外开放前后，有关入世后农产品贸易前景的判断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即悲观派与乐观派。悲观派认为国内农产品生产成本高、可信度低、质量低，再加上农户分散，力量单薄，农产品贸易很难适应国际竞争环境，受到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国内种植业会相对萎缩，粮食自给率会下降，贫困种植农民将遭受严重损失。当然入世对不同农产品的影响不同，大宗农产品如粮食、棉油需要应对国外农产品在国内市场的竞争，而蔬菜、水果、畜禽产品则需要聚焦于如何提高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乐观派认为入世可以为国内农业引入竞争机制，为国内生产方式转型提供压力，资本、技术与管理方法的引入为国内农产生产效率的提升提供支持，入世之后也将促使国内农业保护效率的提升，农产品竞争力将高于潜在竞争力。
　　 入世18年过去了，中国农产品贸易并没有出现像乐观者所预期的农产品竞争力的显著提升与农业生产方式的快速转型，也没有出现像悲观者所预期的种植业的萎缩与大宗农产品贸易的全面崩盘。学者们对当前贸易局势作出了新的判断，当前中国农业对外开放与农产品贸易面临着一些新的特征与状态，中国农业资源禀赋本身的劣势，加上入世以来实施均衡的对外开放战略，农产品贸易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逆差的趋势。粮棉油国内外价差的扩大导致国内库存的快速增加，糖价倒挂导致国内食糖行业全面亏损，必须在特殊保障机制与国内保护规则的谈判上作出新的改变。同时对国际与国内两个市场的认知有待深化，缺乏对农业国际化战略统一的规划与管理，国际市场风险对国内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程度日益加深，应对这些问题都需要相关部门的科学谋划。后多哈回合的谈判亟需推进粮食安全议题，在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出口竞争等方面规则的谈判进入胶着状态。对比发现近五年来学者们的讨论不再具有浓厚的悲观与乐观的色彩，而是更多的关注于贸易规则谈判、农产品竞争力提升、农业产业安全、风险防控等方面。
　　 养好“城市中国”，需要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整合全球的农产品供应能力，但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国内生产而完全依赖进口，相反中国需要提高农产品竞争力，保证国内农产品供应的战略安全。中国严格履行入市承诺，特别是在农产品进口关税削减和国内农业补贴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随之而来的是国际农产品的长驱直入和国内农产品竞争力的全线下滑，对农产品国内需求与供给结构、进出口结构、农业产业安全等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虽然农业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已基本形成，但如何应对随之而来的农产品安全问题、国际市场风险问题、贸易规则谈判问题和国内农产品消费结构转型问题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重大现实议题。
　　 二、 入世以来中国国际农产品贸易的趋势与特征
　　 中国国际农产品贸易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农业部官方网站公布的农产品进出口情况、中国农业信息网公布的统计数据、世界粮农组织FAO数据库、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进出口统计数据，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数据库、《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2001年入世以来，农产品进口额、出口额、净进口额基本呈现三量齐增的趋势，从2004年起中国由农产品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农产品贸易总额从2001年的274.5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1 845.6亿美元;其中进口额从113.8亿美元增加到1 115.7亿美元;出口额从160.7亿美元增加到729.9亿美元，农产品进口的增长明显快于出口的增长。
　　 1. 主要农产品贸易变化。 　　 （1）主要粮食作物呈现出进口量增加、出口量减少、净进口量增加的趋势，在2009年～2010年三年间均由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除2004与2005年小麦出口突增外，从2009年起中国由小麦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净进口量从2009年的89.4万吨增加到2016年329.7万吨，年均增长率达20.49%，净进口量的峰值出现在2013年，达525.7万吨。2010年中国由大米净出口国转变为大米净进口国，净进口量从2010年的23.4万吨增加到了2016年的峰值316.5万吨，年均增长率达54.36%。2010年中国由玉米净出口国转变为玉米净进口国，凈进口量从2010年的144.6万吨，增加到2016年的316.4万吨，年均增长率为13.94%，净进口量的峰值出现在2012年，达495.1万吨。
　　 （2）除棉花外主要经济作物农产品净出口量呈现出进口量增加、出口量稳定、净进口量增加的趋势，虽然棉花净进口量在不断波动，但一直也是棉花净进口国。大豆净进口量从2000年的1 020.6万吨增加到2016年的峰值8 378.3万吨，16年内增加了8.2倍，年均增长率达14.06%。食糖净进口量从2000年的22.5万吨增加到2016年的291.3万吨，年均增长率达17.36%，净进口量峰值出现在2015年，达477.1万吨。食用植物油净进口量从2000年的167.8万吨增加到2016年的676.9万吨，年均增长率达9.1%，净进口量的峰值出现在2009年，达938.8万吨。棉花净进口量的波动较大，2000年棉花净出口24.5万吨，2001年入世以来一直是净进口国，2016年棉花净进口量为123.2万吨，峰值出现在2012年，达539.5万吨。
　　 2. 农产品进口分布。
　　 （1）省域农产品净进口分布特征。省域农产品净进口分布差异显著，净进口大于100亿美元的省份包括广东、江苏和上海3个省，这3个省城市化水平高、人均收入水平高、人均耕地面积较少。辽宁、河北、广西、天津、北京、重庆6省净进口介于0亿美元到100亿美元之间，均为重要的农产净进口省份。浙江、安徽、四川、江西、山西、宁夏、西藏7省进出口基本平衡。山东、福建、云南、河南、湖北、吉林、黑龙江、湖南、内蒙、新疆、陕西、海南、贵州、甘肃14省为农产品净出口省份。从净进口量的来看，9个农产品净进口省份2016年净进口金额达536.52亿美元，14个净出口省份2016年净出口总额达146.47亿美元，净进口省份的净进口总额远大于净出口省份的净出口总额。
　　 （2）农产品进口来源地分布特征。从来源国家来看，中国农产品进口主要来源于发达国家。中国农产品进口核心来源地包括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2016年从美国进口238.42亿美元的农产品，占总进口额的21.55%，巴西是中国第二大农产品进口来源地，从巴西进口190.49亿美元的农产品，占进口总额的17.22%，美国和巴西两国共占中国进口总额的38.77%。从来源区域来看，从北美洲和南美洲进口额共占中国进口总额的52.52%，超过一半，非洲占比最低，仅为2.5%，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额占中国总进口额的18.59%，对中国农产品供应具有重要意义。
　　 3. 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变化。
　　 （1）主要农产品贸易竞争优势指数的变化。在综合比较国际市场占有率（Market Share，MS）、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RCA）和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rade Competitive Index，TC）的基础上，选择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来衡量中国主要农产品竞争力的变化。小麦、玉米、大米三种粮食作物的贸易竞争力在2008年～2010年时间段内全部由高竞争力水平落入低竞争力水平，2001年～2008年农业对外开放前期，除去小麦贸易竞争力指数TC在2004年与2005年的反常变动外，三种粮食作物的农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TC均都大于0.5，属于高竞争力水平，2008年～2016年三种粮食作物的竞争力指数全线下降，失去竞争力，TC指数小于-0.5，属于低竞争力水平。与小麦、玉米、大米三种粮食作物不同的是，大豆、食糖、食用植物油、棉花四种农产品贸易竞争力始终处于低水平。从2001起，大豆、食糖、食用植物油三种农产品竞争力TC指数均都小于-0.5，落入最低等级的竞争力区间，从2003年起棉花竞争力TC指数小于-0.5，同样落入最低等级的竞争力区间。总体而言中国主要农产品贸易竞争力目前全部落入低竞争力水平区间。
　　 （2）主要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变化。中国主要农产品每亩的生产成本均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且已全线高于美国生产成本。玉米的生产成本2011到2016年五年内增长了301.36元/亩，增长幅度为39.43%，小麦增长了300.23元/亩，增长幅度为42.15%，稻谷增长了304.83元/亩，增长幅度为33.98%，大豆增长了189.67元/亩，增长幅度为38.8%，花生增长了455.37元/亩，增长幅度为47.5%，棉花增长了729.16元/亩，增长幅度为46.22%，六种主要农产品亩均生产成本增长幅度均在30%以上，在所有种类的成本中物质与服务成本、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增长比较快。这六种主要农产品，中国的生产成本全线高于美国，以2016年为例，中国的小麦、棉花、玉米、花生、大豆、稻谷的成本分别是美国的3.15倍、2.98倍、1.57倍、1.51倍、1.4倍和1.2倍。
　　 三、 中国农产品贸易策略的选择
　　 WTO于2001年11月在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级会议，正式开启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将市场准入、出口竞争和国内支持确定为农产品贸易的核心议题。农产品净出口国要求农产品净进口国放开市场、提高开放度，并试图打通全球农产品贸易市场，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削减国内支持量，减少造成贸易扭曲的财政支出，并希望在保护国内农业方面取得灵活的主动权。多方利益分歧巨大，多哈回合农产品贸易规则的谈判短期内将难有进展。在这一背景下，对中国国际农产品贸易策略提出如下建议。 　　 1. 选择嵌入农业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位置。在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农业生产活动不再是刀耕火种的低质量生产过程，已经逐步分化出机械、化肥、农药、种子、农产品加工与流通等高质量经济活动。农业工业化与生物技术的发展，导致农业价值链分化为上游的农机、农药、化肥、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环节，中游的农业种植环节和下游的农产品流通、加工环节，农业价值链在不断延伸。农业价值链呈现出微笑曲线的形状，产前部门的农业工业化和生物技术，产后部门的高附加值服务，使得农业价值链上游和下游的产品附加值与资本回报率显著高于中游的产中部门。
　　 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农业价值链的上游和下游环节往往被发达国家控制，只能获得产中种植环节微薄利润，沦为高质量农产品的生产基地，嵌入到全球农业价值链低端位置。例如美国政府扶持下陶氏益农、孟山都、杜邦、美盛、特拉、道化工、迪尔等农机、化肥、农药、种子领域的跨国巨头公司，牢牢掌控着部分落后地区产前部门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能力，嘉吉、邦吉、ADM、亿滋、泰森等农产品加工、流通、贸易领域的跨国巨头公司，牢牢掌控者部分落后地区产后部门的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这些大型跨国公司使得美国成功嵌入到全球农业价值链的前端和后端，在农业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战略制高点，掌控着部分落后地区的农产品生产与供应能力。
　　 中国应该选择嵌入到农业全球价值链的产前和产后部门，进入农机、化肥、农药、种子等技术合作领域和农产品加工、流通领域，避开租地种粮，获得产前和产后部门较高的附加值，整合全球农产品供应能力，提高国际市场控制力，合力满足“城市中国”不断增长的农产品数量与质量需求。
　　 2. 贸易上“以工补农”。贸易上“以工补农”是指，略微牺牲较强的工业产品贸易，来补贴较弱的农产品贸易。例如2015年玉米进口量为473万吨，大麦为1 073万吨，高粱为1 069万吨，木薯为937万吨，酒糟为682万吨，玉米有进口配额，大麦、高粱、木薯、酒糟等农产品在功能上可以替代，且价格要低于国产玉米，这些替代品并没有纳入到配额管理中来，替代品的大量进口挤压了国内玉米销售市场，大量国产玉米滞销，进入库存，玉米产能浪费。但如果将玉米替代品的进口纳入到玉米进口配额管理中来，对于国内玉米去库存大有裨益，这样做的最坏后果就是经历长达18个月谈判、仲裁无果之后，世贸组织授权贸易伙伴对中国进行等量损失的贸易报复，贸易伙伴就有可能选择中国的某些工业品进行报复，此时就需要在贸易上略微牺牲某些工业产品，来补贴农产品贸易。中国的工业产品竞争力较强，出口量较大，这种“以工补农”的贸易策略既有利于建立农产品新的贸易规则，又不至于对工业品形成较大的冲击。
　　 3. 计算规则体系中国化。中国的国内支持水平是高还是低？根据欧美主导的核算规则，中国目前的农业国内支持水平相当于农业GDP的22%，美国认为中国已经违反入世承诺。但是如果按照农业支持占农民收入的份额来计算，2010年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农业支持占农民收入的份额分别为6.29%、6.75%、16.11%、16.68%，均高于中国的4.05%，因此不同的核算规则，计算的结果完全不同，美国主导的计算规则中国不能接受，中国主导的计算规则美国也不能接受，需要在计算规则上进行谈，谋求贸易规则计算体系的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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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项目号：19XNH081）。
　　作者簡介：魏素豪（1992-），男，汉族，河南省开封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农产品贸易、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收稿日期：2019-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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