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70年来国有企业治理理论研究进展：文献回顾与改革展望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 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国有企业治理改革不断向前推进，历史证明国有企业治理是一个复杂而系统性的问题。在新时期，国有企业治理改革已然成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领域。文章从历史脉络回顾了建国70年以来，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改革的理论变迁及其实践特征，并对近年来的國有企业治理理论研究的新进展进行了回顾总结，在此基础上，展望了未来国有企业治理改革理论研究的重点和方向。
　　[关键词] 国有企业;治理;混合所有制
　　[中图分类号] F27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9）09-0010-06
　　 国有企业的治理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不仅中国国有企业治理问题重重，欧美国家的国有企业治理也是存在各种问题。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经济发展史以及政治经济体制的差异，各国对于国有企业治理改革的主导思想、理论创新都在不断深入和推进。从1978年开始中国不断深入推进改革开放，中国逐步融入世界经济，国有企业治理改革也不断深入推进，在这过程中理论与实践之间互相促进、相互检验，对探索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治理之路起到了积极作用。新时代下国有企业治理如何创新，如何深化改革是摆在理论界和实业界的现实问题，近年来，既有理论的争论，也有实践的探索，本文试图对建国70年来，国有企业治理理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进行回顾和反思，为今后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方向。
　　一、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改革的理论变迁及其实践特征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当今世界的主流国家，几乎没有一个没有国有企业的国家，混合经济是世界各国的常态，但是各国在国有企业如何治理的问题上也存在很大争议，即使欧美信奉自由经济的国家也不尽相同，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对国有企业的地位作用等的认识也不断深入，国有企业治理改革的主导思想和理论指导也经历过多次变迁，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实践成效。
　　（一）马克思公有制经济理论下的国营企业管理及其特征（1949—1979年）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理论是马克思公有制经济理论，公有制理论强调一切生产资料属于公有及国家所有，消灭一切私有制，受此理论的指导，建国初期通过“一化三改造”，国家迅速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初步建立了工业体系，也建立了新中国一批国营企业，这当中很多重工业和资源型国营企业至今仍然是我国国有经济的重要构成，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深远。
　　在马克思公有制经济理论指导下，按照计划经济的要求，当时的国营企业带有明显的“国有国营”的色彩，一切生产管理活动均由政府支配，严格意义上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国营企业只有管理而不存在“治理”问题。所有国营企业都被放置于国家经济官僚机构的管辖之下，这些国营企业具有官僚治理结构、鲜明的管理和激励机制、为职工提供社会服务与福利的特征[1]。这一阶段的国营企业的管理体制经历了工厂管理委员会、职工代表会议制度以及党的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革委会管理体制等。也正因为如此，此时的国营企业管理突出体现了“政企合一、大包大揽、统购统销”的特征，企业没有经营管理权，一切听政府指令，一起依赖政府，计划经济色彩浓厚，也为今后的国有企业改革埋下了深深的障碍。
　　（二）委托代理理论下的国有企业治理改革及其特征（1980—1992年）
　　在马克思公有制经济理论指导下，建国30多年的发展，使得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但是国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其中突出的几方面为：一是国营企业普遍效率低;二是政企不分，管理混乱;三是计划经济使得价格扭曲，资源错配。改革开放之后，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逐步提上日程。虽然许多学者和改革先锋对当时国营企业提出了诸多改革理论和实践举措，但总的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我国国营企业改革的主导思想理论是委托代理理论，如何能使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一致，降低代理成本是这一理论的核心。实践中国营企业改革通过“两权”分离，来激发国营企业活力和提高企业效率。所谓“两权”分离是指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所有权的核心是企业的资产和利润归谁所有的问题，而控制权的要旨是企业由谁来经营管理，企业的决策由谁作出的问题，实际上不管是国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都会面临着“两权”分离问题。随着“两权”分离的逐步推进，国营企业也转变为国有企业，一字之差实际上反映的是国有企业治理改革的推进。
　　在这一时期，理论界和实业界围绕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做了大量国有企业治理实践探索，尤其针对“两权”分离更是做了许多改革创新，其中两个重要的治理改革举措：一是放权让利。从1979年开始，中央做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决定，决定向企业让渡生产自主权、原料选购权和产品销售权等14 项权力。二是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了激发国有企业经理人的积极性，提高国有企业经营效益，从1986年开始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国有企业中进行推广，但是由于代理人即国有企业经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导致产生了国有企业经营效益提高，而国家财政收入却不断下降的怪象。因而，“让利放权，负赢不负亏”这一时期的国有企业治理主要特征，轰轰烈烈推行的放权让利和国有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在法律不健全和制度不完备的条件下，实际上成为承包人掏空国有企业资产，侵蚀企业利润的有效工具，也为日后国有企业的治理困境埋下隐患。
　　（三）现代企业制度理论下的国有企业治理改革及其特征（1993—2003年）
　　面对国有企业治理改革中遇到的问题，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要围绕“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总的来看，从1993年到2003年这10多年的国有企业治理改革，一直秉持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核心思想而不断拓展前进。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就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企业法人制度为主体，以公司制度为核心，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条件的新型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产权制度、有限责任制度和组织制度。由此可见，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工程，我们一直在进行改革探索国有企业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期间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改革成绩，也有一些失败的教训。 　　在现代企业制度理论指导下的国有企业治理改革，主要的举措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国有企业兼并重组。从1996年开始提出“抓大放小”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以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有大型企业，可以说，这10多年国有企业兼并重组是国有企业治理改革的主旋律之一。二是现代产权制度改革。国有企业高负债和“三角债”问题，一直困扰着国有企业改革，以1997年开始推行“债转股”为突破口，开始实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到2003年开始推行股份制改造和股权多元化等，期间还短暂实施了管理层收购（MBO），随着“郎顾之争”而戛然而止，这些都是围绕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回顾这一时期的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尊重市场，科学规范，有进有退”是这一时期治理改革的主要特征，也取得了公认的改革成绩，国有企业的整体绩效和竞争力也得到了很大提升。
　　（四）层级制和市场化理论并举的国有企业治理改革及其特征（2004—2014年）
　　在现代企业制度理论指导下，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国有企业也逐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但是，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相关产业国际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虽然中国国有企业众多且体量大，但“大而不强”的问题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就凸显出来，然而，靠市场“无形之手”推动国有企业快速做大做强显然是不现实的，而国务院国资委正式成立之后，通过层级制利用“有形之手”快速推动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战略重组成为重要手段。因此，这一时期国有企业治理改革主要秉持了层级制和市场化理论并举。
　　这一时期国有企业治理改革主要从两方面着手：第一，通过层级制治理。随着国有企业重组不断深入，尤其是中央企业之间的战略重组由于企业资产庞杂，企业与政府以及企业间的利益复杂，由市场推动企业间重组越来越困难，而为了实现“做强做大，打造行业排头兵”的目标，以层级制理论为指导，国务院和地方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通过一系列的行政指令以及行业规定，大力推动中央企业之间以及中央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重组;第二，引入市场化治理手段。虽然层级制治理可以大大减少国有企业战略重组中的协调成本，但是，国务院国资委提出国有企业尤其中央企业战略重组不搞“拉郎配”，强调通过市场化手段来围绕企业“主业”开展产业链价值链重组、专业化重组以及横向联合重组;为了解决政企不分和国有企业官僚体制，在企业内部也按照市场要求，逐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逐步推行董事会制度，进而以“新三会”取代“老三会”，试点股权激励和职业经理人选聘，赋予国有企业经营更大的自主权和决策权。在层级制和市场化并举的理论指导下，这一时期国有企业治理改革突出体现了“市场与行政手段交叉、内外兼治”的特征，使得这一时期我国国有企业绩效提升明显，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企业快速进入世界500强，也使得外界质疑“国进民退”，但是殊不知持续的国有企业治理改革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源。
　　（五）混合所有制理论下国有企业治理改革及其特征（2015年至今）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发展，国有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国有企业治理上仍然存在很多痼疾，比如：代理人道德风险问题、董事会制度不健全、治理结构不完善等等。这些国有企业治理难题亟需通过新的改革创新来推动。2015年，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的发布，关于混合所有制理论的研究和实践探索成为近年来国有企业治理改革的重点。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融合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所谓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通过国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相互持股，完善混合所有制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从而实现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可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是是否“混”，和谁“混”，怎么“混”三个问题。近年来，在地方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子公司层面，进行了一些混改的探索，但是依然任重道远。
　　从近几年国有企业治理改革的实践来看，主要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坚持分类改革。摒弃以前国有企业改革统一模式“一刀切”的方法，对商业类和公共利益类等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推行不同侧重点的治理改革，更加强调“因企制宜、一企一策”。二是强调治理体系的系统改革。近年来，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国有企业治理的相关制度和文件，称之为“1+N”政策，《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等等，更加强调改革的规范性和系统性。三是市场化改革。近年，在国有企业治理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越来越强调市场化改革，而不再通过行政指令搞“为混而混”“一混就灵”，动用的方法和政策工具，也更倾向于法律和市场化手段，真正把国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来推进改革。总结这几年的国有企业治理改革实践，带有明显的“依法依规、利用市场、稳步推进”的特征，在国民经济整体下行压力较大的环境下，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和治理改革方面依然取得了不俗成绩。
　　二、国有企业治理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建国70年来，中国国有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为我国国家政權巩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如前文所述，虽然在不同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主导理论思想不同，却实际反映了政府对国有企业治理改革始终如一贯彻的“因时制宜、实事求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面对国有企业治理改革的新问题，本文将对近年来的国有企业治理理论研究的新进展进行回顾和总结，希冀能够对理论研究和治理实践有所裨益。
　　（一）关于分类改革与分类治理的研究
　　这一问题一直为学界所关注，Da Teng，Douglas B. Fuller & Chengchun Li （2018）[2]研究了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发现中国的制度改革产生了多样化的国有制，并指出不同类型的政府所有制对股权结构和高管持股有不同的影响，公司治理研究应纳入新兴经济体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黄速建，余菁（2008）[3]就指出国有企业有国有公共企业和国有非公共企业之分，并指出国有企业公共企业应该治理转型;而何国华（2008）[4]则认为中国国有企业应该区分竞争性和垄断性两大类，并应该采取不同的治理措施。黄群慧，余菁（2013）[5]指出应将国有经济部门区分出公共政策性、特定功能性和一般商业性3类，并且为它们分别构造不同的治理机制;高明华等（2014）[6]则明确以“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与分类治理”为基本思路，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将国有企业划分为公益性国有企业、（合理）垄断性国有企业和竞争性国有企业，经过调研发现不同类别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亟需因“类”制宜。从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发布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把国有企业分为公益类和商业类两大类型以来，对于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和分类治理的研究再次引起学界和企业界的重视。郝云宏和马帅（2018）[7]以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中党组织参与治理效果的差异，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与分类治理是十分必要的，在不同类型国有企业中，党委会参与公司治理程度及其嵌入模式同样需要“因企制宜”。肖红军（2016）[8]通过研究公共政策性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及其使命，进而指出公共政策性国有企业的有效治理依赖于构建合意的高层管理者激励约束机制并建立相应的监管机制。 　　（二）关于国有企业多元化治理与加强党的领导关系的研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国有企业治理存在外部法规不完备，内部董事会和监事会结构不合理，缺少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等问题（韩克勇，2012）[9]。其根本上反映了国有企业治理主体单一，治理手段简单，而随着公司发展治理的边界需要不断扩展。但是，随着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国有企业治理的超越政府主导模式已成为的题中之义，其关键在于重新定义中国政府在国有企业中的治理边界（严若森，2008）[10]。呼建光和毛志宏（2016）[11]指出公司治理过程中既要考虑到股东的利益，也要考虑到公司员工、公司所在区域、贷款者等诸多相关者的利益;武常岐和钱婷（2011）[12]就指出，集团控制是一种有效改善国有企业管理层代理问题的治理模式，而由此加剧的股东间代理問题应通过强化外部监管加以解决。近年来，随着国资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入，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也不断加强，国有企业治理中的党的领导与委托代理的关系引起了学界的关注，Jiangyu Wang（2014）[13]认为中国国有企业实行政治治理和法律治理相结合的双重治理结构。在国有企业治理领域，党和国家成功的把在西方市场经济中运营的公司法和机构转移到中国，但是现在说这个实验是否成功和可持续还为时过早。马连福等（2013）[14]就指出国有企业内部党组织是除国有股东、政府带来的政治干预以外的对企业的第三种干预途径，并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理论;更何况党组织内嵌入国有企业治理，是中国政治现实和历史形成的路径依赖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存在正当性基础和法理依据（王贵，2018）[15];陈翔（2017）[16]更进一步指出坚持党的领导，不是以党组织代替或取代其他治理主体，也不是让党组织置于法人治理结构之上或游离于法人治理结构之外，而是把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有机统一起来;Giuseppe Grossi et al.（2015）[17]还从公共管理等多学科角度探讨了国有企业开展问责制的意义;郑寰和祝军（2018）[18]则从所有权、管理权、劳动权3个维度讨论了党的领导和国企公司治理的关系，并指出把国有企业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有机统一，有助于保障国有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治理系统性改革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治理系统性改革的关系的研究。健全的公司治理体系，不仅对企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企业在经济危机中的生存具有重要意义（Xuefeng Lu，2009）[19];Razeen Sappideen（2017） [20]考察了西方公司治理模式和标准在中国公司治理体系中的接受情况，并指出，首先文化在人类行为和制度的形成和运作中的重要性，以及在其随后的路径依赖中的重要性;其次，产权、少数股东权利和作为投资基金的金融市场对国有企业治理也有重要影响。Munawarah（2017）[21]研究发现印尼国有企业国有制与良好公司治理实施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另外，审计结果的跟进对治理的实施有积极影响;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一种产权组织形式变革，不仅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也为私人资本提供了新的投资机会，是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佟健、宋小宁，2016）[22];同时，杨红英和童露（2015）[23]指出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必须系统地解决国有企业治理的问题，需要从所有权结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3个方面形成一套完整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体系;国有企业治理体系的完整性是保证公司治理效率的重要条件，国有企业改革中既要考虑直接的公司治理机制，也要重视公司治理的外部环境，将价格体系与治理体系结合起来共同推进国有企业治理体系现代化（汤吉军，2015）[24];乔惠波（2017）[25]则认为应从股东目标的一致性、股权结构的优化、董事会机制的完善和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等几方面，实现有效提高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Christopher Chen（2016）[26]通过对淡马锡模式研究发现，与新加坡其他上市公司相比，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独立性更高。这说明高质量的公司治理可以与国有企业相关的公共利益保持一致。另外，混合所有制改革给国有企业管理机制创新及改善内部治理结构带来了契机，混合所有制改革会不断促使国有企业进行管理机制创新，制衡所有者、代理者之间的权利利益关系（卢成会、穆艳杰，2018）[27];柳学信和曹晓芳（2019）[28]则认为新时代混合所有制改革已深入公司治理层面，必须要最大程度调动民营资本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积极性，将民营企业先进的管理理念和高效的治理机制有效地融入国有企业。
　　三、加强理论创新，推进国有企业治理改革的展望
　　通过前文对建国以来国有企业治理理论研究的回顾，发现国有企业治理改革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到学界和企业界的关注，并且已经成为国有企业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随着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新时代国有企业如何治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的方向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笔者认为，未来国有企业治理改革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推进：
　　（一）继往开来，大胆创新，构建中国特色国有企业治理理论
　　建国70年来，如前文所述，中国国有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国有企业治理改革的主导思想也在不断变迁，不同时期的治理实践也有着不同的特征。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要继往开来，大胆创新，在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我们理论界和实业界也在不同时期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诸如：英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浪潮，新自由主义以及华盛顿共识等等，曾经一度在国内也掀起了波澜，有人也主张中国国有企业也搞私有化，模仿西方模式改革国有企业。但是，历史实践证明，私有化并非解决国有企业治理问题的有效途径，前苏联通过所谓休克疗法，迅速使得国有企业私有化，但是国家财富落入寡头，国民生活水平下降;2008年的国家金融危机，也再次证明国有企业在稳定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既要看到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就，也要正视国有企业治理存在的问题，在新时期我们要总结实践经验教训，着力加强构建中国特色国有企业治理理论体系研究，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力求理论有突破，实践有成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治理模式。 　　（二）兼容并包，实事求是，开创西方公司治理理论的中国化研究
　　通过前文分析，发现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既有与一般企业相同之处，诸如：委托代理问题、公司治理结构、代理人道德风险等，也有着其治理的特殊性，比如：企业的历史变迁、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政策性负担、预算软约束等，这些就要求我们在国有企业治理改革中必须坚持兼容并包的思想，对于西方公司治理理论我们需要客观的看待，有些适用于中国国有企业，我们要敢于应用这些理论指导我们的治理改革，比如：董事会制度、经理人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股东的利益保障机制等;另外，由于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历史以及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我们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着力开创西方公司治理理论的中国化研究，解决西方理论在中国的“水土不服”问题，比如：高管薪酬问题，利益集团的“共谋”问题，非正式组织的治理问题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进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改革实践不断取得成功。
　　（三）推进“管资本”背景下国有企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
　　近年来，随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也不断扩大的现实下，而理论界对在“管资本”背景下国有企业治理将会有何变化，如何治理等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略显滞后。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管资本”与国有企业日常治理的协调机制问题;第二，“管资本”将会使得原先国有资产监管两层架构变为三层架构，而国有企业治理的交易成本如何有效控制;第三，“管资本”背景下国有企业经理人道德风险的防范机制;第四，“管资本”对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影响以及如何调整等等。今后，我们要在结合国内外实践经验，大力推进“管资本”背景下国有企业治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
　　（四）加强国有企业治理改革中對“人”与制度的匹配研究
　　国有企业治理改革涉及体制机制、外部环境甚至法律制度等等，但是最核心的是对“人”的治理，回顾近年来的理论研究文献，理论界和企业界对管理体制、监管机制、外部治理和法律规章完善探索和研究的较多，而实践证明国有企业治理改革最终要落实到“人”，而即使再好的改革举措都需要一定的制度保障，而“人”与制度的匹配问题就会油然而生，国有企业治理的“人”从层次上看包括：经理人、高管、股东、技术人才、员工以及客户等利益相关者等，那么相对应的治理举措和治理创新是不尽相同的，比如：高管薪酬制度、董事会制度、员工持股等都需要考虑“人”与制度的匹配，而这方面的匹配研究是我们未来国有企业治理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五）推进国有企业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的的融合研究
　　由于中国国有企业从诞生到发展都与政府、社会、资本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国有企业治理改革不仅涉及企业内部的激励约束机制问题，还会关系到政府机构，营商环境以及外部投资者（包括银行、社会资本等）。近年来，我们对国有企业的内部治理问题研究的较多，诸如：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等等;而对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的融合研究却较少，今后这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比如：外部财务投资者对国有企业治理改革的激励作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治理的协调;利益集团对国有企业治理改革的影响;国有企业治理改革与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协同等等。
　　[参考文献]
　　[1]张佳康.中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制度变迁[J].学习与探索，2013（4）：108.
　　[2]DA TENG， DOUGLAS B. FULLER & CHENGCHUN LI.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diversity in China's SOEs[J].Asia pacific business review，2018，24（3）：273-293.
　　[3]黄速建，余菁.中国国有企业治理转型[J].经济管理，2008（19-20）：16-21.
　　[4]何国华.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思路的再探索[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4）.
　　[5]黄群慧，余菁.新时期的新思路：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与治理[J].中国工业经济，2013（11）.
　　[6]高明华，等.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与分类治理——基于七家国有企业的调研[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2）.
　　[7]郝云宏，马帅.分类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效果研究——兼论国有企业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模式选择[J].当代财经，2018（6）.
　　[8]肖红军.公共政策性国有企业的治理改革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16（2）.
　　[9]韩克勇.我国国有企业治理机制的发展及完善[J].现代经济探讨，2012（10）.
　　[10]严若森.政府的治理边界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J].人文杂志，2008（3）.
　　[11]呼建光，毛志宏.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中的公司治理[J].社会科学，2016（7）.
　　[12]武常岐，钱婷.集团控制与国有企业治理[J].经济研究，2011（6）.
　　[13]WANG，JIANGYU.The political logic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J]. 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2014，47（3）：631-669.
　　[14]马连福，等.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冗余雇员与高管薪酬契约[J].管理世界，2013（5）.
　　[15]王贵.党组织内嵌国有企业治理的法治逻辑：理据与进路[J].天府新论，2018（1）.
　　[16]陈翔.国有企业治理中的委托代理问题[J].理论视野，2017（5）. 　　[17]GROSSI，GIUSEPPE，PAPENFU，ULF & TREMBLAY，MARIESOLEIL.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accountabilit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sector management，2015，28（4/5）：274-285.
　　[18]郑寰，祝军.也论党的领导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完善——中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政治维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2）.
　　[19]LU，XUEFENG. Governance of Shanghai stateowned enterprises： deficiencies and recommendation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management，2009，51（3）V：169-178.
　　[20]SAPPIDEEN，RAZEEN.Corporate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ase of state owned enterprises[J].Frontiers of law in China，2017，12（1）：90-113.
　　[21]MUNAWARAH，DIN，MUHAMMAD，ZAINUDDIN，FATLINA，MUHARAM，HARJUM.What effects do privatisation policies have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J].European research studies，2017，20，Iss.4A：124-132.
　　[22]佟健，宋小宁.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治理[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6，31（1）：45-51.
　　[13]杨红英，童露.论混合所有制改革下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J].宏观经济研究，2015（1）：42-51.
　　[24]汤吉军.国有企业治理体系的制度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15（9）：45-47，62.
　　[25]乔惠波.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17（4）：102-108.
　　[26]CHEN， CHRISTOPHER.Solving the puzzl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path of the temasek model in Singapore and lessons for China[J].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business，2016，36（2）：303-370.
　　[27]卢成会，穆艳杰.国有企业管理机制创新：一个混合所有制改革视角[J].河南社会科学，2018，26（7）：65-69.
　　[28]柳學信，曹晓芳.混合所有制改革态势及其取向观察[J].改革，2019（1）：141-149.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0 years ago，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governance has continued to advance. History has proved that stateowned enterprise governance is a complex and systematic issue. In the new era，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governance has become a key area for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From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he article reviews the theoretical changes and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 governance reform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0 years ago， and summarizes the recent progress in the study of the theor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governance. On this basis， it looks into the focuses and directions of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stateowned corporate governance reform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stateowned enterprise; governance; mixed ownership
　　
　　（责任编辑：张积慧）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3/view-1498610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