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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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快速的增长，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成功实现了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经济发展过程的转变。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经济结构失衡、创新不足、体制不合理等问题，阻碍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高质量发展是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实现经济发展转型的必由路径。论文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当今时代的必然要求，对通过高质量发展能够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做出分析，最后对高质量发展的优化路径提出分析建议。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经济结构失衡;优化路径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往依靠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无法适应新环境和新市场的需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演进。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建立优质高效多元供给体系，才能在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上达到供求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 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路径。
　　 1. 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进出口贸易国，产品和服务水平显著提升。但优质产品供给有限，使得中高端购买力通过境外消费、“海淘”等方式流向海外，同时部分商品质量不高，导致未能达到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质量标准而影响出口;同时我国外贸依存度较高，2017年达到33.6%，高于一些发展中大国和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只有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扭转产品技术含量不高、价值低端的滞绊局面，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经济发达国家行列。
　　 2. 遵循经济规律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高质量发展。遵循螺旋式上升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一定时期量的积累后，经济发展的内涵和质量发生变化，向更高水平迈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实现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完成现代化进程，也必然要遵循这一发展规律。当前我国将内涵和质量提升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使经济社会发生阶段性转变。只有通过高质量发展，实现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使经济发展由“量变”向“质变”提升，进而实现经济可持续、现代化发展。
　　 3. 解决社会矛盾，实现均衡发展必须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矛盾，主要表现在生产效率低下、经济结构性矛盾的长期积累和尖锐化、民生建设相对不平衡、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等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是多元的、多方面的，包含物质财富、生存环境需求和精神生活的满足，以及公平正义的渴求和对民主法治的保障等等。在这种背景下，唯有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4. 破解发展瓶颈，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必须高质量发展。我国经济实现了较长时期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其中有土地、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低的优势和发展早期阶段技术水平差距比较大、技术引进潜力大的优势等。但以上优势发挥的作用逐渐减弱，传统的高污染、高耗能、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只有挖掘新的、更有力的比较优势，再造新动能，我国的竞争力才能不断增强。而要破解发展瓶颈、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只能依靠高质量发展。
　　 二、 高质量发展要破解的主要问题
　　 1. 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产业结构方面。2018年，我国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的比例是7.2∶40.7∶52.2，产业结构中，主要矛盾集中于二产和三产。二产中存在着高耗能、高污染、产能过剩等问题，制造型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无法满足国内外的需求;由于产品质量水平不高、标准水平相对较低、知名品牌不足，导致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不强。三产现代服务业的竞争力不足，发展不充分，对一产和二产的支撑力不够，尤其是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偏低，导致传统低效的粗放型企业转型升级受阻。货物贸易的长期顺差和服务贸易的逆差，说明了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出路弱势地位。
　　 需求结构方面。投资、消费和出口是开放国家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属于需求侧的三大需求。根据国际经验，只有这三大需求的比例合理，才能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如果它们失衡，虽然在短期可以得到增长，但会影响到长期增长的基础。我国的需求结构失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内外需的失衡。尽管近几年来出口依存度呈下降趋势，但是到2018年，该数据仍在18.1%。另一方面投资、消费增速持续减缓，但财政支出水平持续提高。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2009年达到30.0%，到2018年下降至5.9%;消费增长同样放缓，2010前平均增速水平15.6%，到2018年增速下降到9.0%。虽然投资、消费增速表现疲软，但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发展贡献明显，2011年至2018年，财政支出平均增速达到13.63%，占GDP比重均达到20%以上，最高已突破25.0%。
　　 供给结构方面。过去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投资品在供给体系中所占的比例过高，煤炭、钢铁等投资品产业产能严重过剩，部分产业甚至达到或超过饱和峰值。由于过度投资，引起投资效率低下、产能过剩、杠杆率过高、房地产供给过度等问题，同时导致了结构失衡，特别是超前投资现象相对突出、基础设施投资过度。超前投资和过度投资导致资源浪費，极易带来地方政府财政危机等问题。 　　 2. 科技创新不足问题。基础研究方面。存在着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的短板。2018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为1 090.4亿元。相较于美国，规模偏低，美国仅国家科学基金会2018年基础研究经费就达到50亿美元（将近350亿元），加上其他机构，美国政府基础研究预算高达290亿美元（约2 000亿元）。相比之下，2018年，我国基础研究中央财政支出预算仅为542.86亿元，不足美国的三分之一。同时，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比不高，2018年，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投入的5.5%，相比2010年增加0.9%;但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占比稳定在12%～18%。显然，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的基础研究在研发经费的占比偏低。
　　企业基础研究是我国研发经费投入短板中的短板。我国企业基础研究经费规模小、占比低：我国2016年企业基础研究经费规模为6.85亿美元，不及日本和韩国的1/10、美国的1/25，存在明显差距;占比方面，基础研究经费在企业研发经费支出中的比重只有0.21%，而美国、日本、韩国分别为11.86%、7.46%、6.11%。因此，相比于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我国企业基础研究经费支出严重不足。
　　 核心技术方面。我国研发经费持续增加，科技产出不断增长，然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同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自主率偏低，较大程度上依赖国外技术。2017年，我国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为9.8件，而作为衡量创新能力高低的重要指标，国内发明专利的申请量、授权量所占比例不足40%、20%。另外，每百万人中的研究人员数，高收入国家达到4 000人左右，而我国仅有1 000人左右。
　　 企业创新能力方面。我国企业在技术和创新等方面依然相对落后。大部分企业均处于世界企业价值链尾端，工业增加值率、劳动生产率、产品附加值均偏低。企业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不强，未能发挥后发优势进而实现技术二次创新。2016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引进技术消化吸收费用支出与引进国外技术费用支出的比例已减少至0.23∶1，远低于2011年的水平（0.45∶1）;而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该比例平均在3∶1左右，一些重点领域甚至达到7∶1。
　　 3. 体制机制仍存诸多不合理的问题。制度性交易成本决定着当前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动能的转换速度。而基础性制度供给中的矛盾特别是结构性矛盾凸显，制约着新旧动能转换。这给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的企业带来诸多突出问题，包括显性隐性费用较多、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同时，体制机制改革滞后导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上升，阻碍着企业经营，严重减缓创新驱动、结构转型的步伐，也弱化了企业微观创新活力和产业供给能力的转换。
　　 三、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1. 优化需求、供给、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一是通过逐步转换传统粗放式的投资渠道和方式提升投资效率，充分利用规模效应、集约效应，使投资需求更好地发挥对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促进作用，减少总需求结构中投资需求的比重。二是调整出口结构，在确保出口稳定增加的同时，逐渐调整国内消费的结构和出口商品的结构，确保在面对国际外部冲击时出口需求对我国经济发展稳定性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为提升经济发展效益和质量创造空間。三是进一步扩大内需，一方面增加居民的收入来源，特别是扩大农村居民的收入渠道，减少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使占全国人口一半左右的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成为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
　　 调整最终产品的供给结构，特别是科学规划最终消费品行业的发展路径，确保产能过剩行业的健康发展，使其和目前的需求结构相适应。优化我国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培训、教育等公共产品的投入，助力劳动力素质水平的提高。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重要环节，提高劳动力和产品在各部门、各市场之间的转移和流动性，进而提高劳动力和产品等要素的配置效率。进一步优化科技制度创新体系，大力保护知识产权，使市场主体更加积极地参与创新，使创新和资源配置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关键路径。
　　 2.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突显经济发展“含金量”。
　　 （1）加强基础研究。提高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投入，提高其经费增长速度，重视人才培养和科技平台的建设。通过省部共同制定、实施基础研究计划和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鼓励地方政府增加配套资金投入，持续加大地方政府对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
　　 充分激发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积极性，在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体系、改善宏观经济环境等方面积极采取有效举措，增强企业自主创新意识，开展各类基础研究活动，对企业给予税收、金融上的优惠支持，鼓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同时对高校基本科研业务、国家重点实验室经费等专项经费给与持续性支持，增加985工程、973计划、创新工程中持续支持基础研究所占的比重。
　　 （2）加快我国核心技术创新。增加科研的投入强度（研发经费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设立重大关键技术攻关创新专项。去年中美爆发的贸易争端，以中兴事件为代表的典型案例，已明确告诉我们，加快技术升级，摆脱对国外企业的“技术依赖”已刻不容缓，依靠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逐步进行技术升级和“以市场换技术”思维方式并不可取。设立重大关键技术攻关专项活动，通过加强自主研发，尽快掌握核心关键技术。探索政策激励机制并加以落实，依托国家级骨干企业、军工企业成立核心共性技术创新平台，支持持有核心技术的企业采取并购等方式，最终实现全球价值链的攀升。
　　 （3）突显我国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重视小微创新在技术革新中的作用，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设立研发部门，加大对创新和研发的激励力度，为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的氛围。
　　 加大对高新技术的投入，提高我国企业的核心技术水平，持续推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根据市场需求，畅通“技术—市场”的转换机制，为企业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加快科技成果转换，构建企业持续创新的长效机制。 　　 探索“官、产、学、研、企”之间的合作路径，加快对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以企业为主体，联合相关科研院所和高校单位，建立“产、学、研”协同机制，联合攻关重大项目。突出前言引领技术、关键基础共性技术创新，尽快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一批重大突破，以此促进应用科学的发展进步。
　　 强化金融、科技、财税等政策协同，营造激励创新的良好改革环境。努力探索科学、高效的人才管理方式，最大程度地发挥各类人才的创新创造潜力。建立市场化的科技型人才薪酬体系，对于技术型人才，要保护他们的积极性，给他们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同时，深入推进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在法律层面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
　　 3. 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制度红利。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继续减少和取消行政审批事项，帮助企业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垄断须从国企改革入手，竞争性环节、竞争性领域必须退足退够，纯公共性领域要进足进够，而且纯公共性领域也要按市场原则引入社会资本，进行有限竞争。进一步减税降费，采取降税减费是送给企业、居民的礼包和福利，可以有助于近期社会需求扩大与未来潜在生产率的提高。
　　 凸显消费引领经济增长。加强当前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总量上减少公共投资。增加对居民社会福利支出的比例，增加对中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转移支付，提高基本医疗保险标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等。实施免税减负政策，对企业和个人实施定向减税。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大力支持企业开展基础性、前沿性核心技术创新研究，使企业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中提高参与度和行动能力。
　　 积极推进城镇化。建立健全由政府、企业、个人三方参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对各參与者的支出责任科学地、合理地划分;调低外来人口落户城镇的门槛;健全完善各类基础性制度，尤其是完善社会诚信体系、产权保护制度、资源环境保护管理体制，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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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艺敏（1988-），男，汉族，福建省安溪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学;林淼（1966-），女，汉族，北京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旅游管理。
　　收稿日期：2019-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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