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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评估地方债务风险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刘利刚

  中国地方债务危机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近期有市场传言称,银监会将会采用类似资产管理公司的方式来剥离2万亿-3万亿元具有较大风险的地方政府债务,而央行也在近期公布的《2010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公开表示了对地方融资平台的担忧,并披露了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余额在10万亿元左右。
  这些消息的披露,一方面表明中国官方开始认真关注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问题,并有意识地开始披露相关数据,以警示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市场的担忧。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以及其相关风险应该作怎样的评估,是当下一个很热门却没有得到解答的话题。
  
  债务知多少
  地方融资平台由本轮金融危机后的“4万亿元”刺激计划而生。在中国政府公布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中,中央政府承担1.2万亿元的份额,而余下的部分由地方政府以及企业承担。
  而多年以来,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一直处于较为平衡的状态,并没有过多的盈余。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不允许发债,这导致了地方政府只能寻求银行资金来撬动经济建设。
  为了“大干快上”,地方政府成立了大量的所谓“地方融资平台”,将各种项目置入其中,以“组合”的方式来取得银行的贷款。在很多情况下,为了对“地方融资平台”进行“信用注入”,地方政府甚至以地方财政收入作为未来还款的保证,来向银行取得贷款。
  这样一种政府、项目与银行之间“抱团融资”的方式,成为了引发地方债务问题的导火索,因为这样的模式导致一旦项目出现问题,地方政府将被卷入其中,并引发地方政府偿债压力,“道德风险”等问题也由此产生。
  在银行之外,很多地方政府还通过信托基金的方式来获得融资,即由信托基金来为地方政府的项目募集资金,这种模式多被称为“信政合作”,但由于相关资料披露不全,信托资金进入地方融资平台的数量,仍存在一定的疑问。
  地方融资平台在2008年开始起步,到2010年进入高潮,其数量从2008年的2000个左右,上升至目前的1万个左右,扩张速度惊人。同时,七成地方融资平台存在于区县政府一级,这也引发了市场对于这一级政府风险控制以及偿债能力的担忧,而与此相关的银行系统风险也不可小觑。
  那么,地方融资平台现存的贷款数量到底有多少?官方数据有各种说法,大体的规模在7万亿-10万亿元的水平之间。我们的研究也证明,这一数字大体可靠,我们从银行的公开数据以及信托基金业的公开数据汇总得出,地方融资平台所有的全部债务约在7.1万亿-9.3万亿元之间,基本符合市场的主流估计。
  
  风险待评估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做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我们的研究是基于贷款本身的风险评估,并假设地方政府将需要全部承担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来评估地方政府在极端状态下的财政可持续性。
  一般而言,银行对于地方融资平台的项目融资有这样的特点,项目融资贷款有一定的“宽限期”,在“宽限期”即项目建设期内,项目方只需偿还利息,而无需偿还本金。而在项目完成后,项目方则需同时支付本金以及利息,而本金的支付比例也会按照贷款时长来确定。
  基于以上的特点,我们对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做了以下的假设:
  第一,项目贷款时长为五年(2009年-2013年),“宽限期”为两年,在三年“还本期”内,本金偿还比例分别为30%、30%和40%;
  第二,央行将在2011年加息四次,并在后续几年内维持这样的利率水平;
  第三,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增加20%,同时,中央政府将在未来几年内维持为地方政府代发2000亿元国债的政策。
  按照这样的假设,我们的估算显示,地方政府将从今年开始进入偿债高峰期,这是因为从2011年开始,大部分项目将进入“还本付息”期。而偿债的比例将高达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30%左右。如果偿债风险被大规模释放,那么这将严重影响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可持续性。
  按照预算法的规定,中国地方财政不允许出现“赤字”。因此,如果希望保持财政平衡,地方政府必须相应减少开支,这样的财政收缩规模将占到GDP的7%左右,对于一个仍然以政府主导的经济体来说,这将是中国经济一个较为明显的下行风险。
  按照上述的这种假设,地方债务的风险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然而,我们也做了另一种假设,即如果银行能够拉长地方政府的还贷年限,那么其对地方财政的影响又如何呢?
  在这一种情境下,如果我们将贷款年限拉长至七年,“宽限期”同样为两年,结果又怎样呢?我们的测算显示,地方政府的还贷压力将大大减轻,每年需要还贷的比例约占其财政收入的10%-15%。如果需要保持财政收支平衡,那么相应需要减少的财政支出比例则占到GDP的3%左右,这样一来,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将大大减轻。
  而在一种较为乐观的情境下,即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能够从20%上升至25%,其结果又如何呢?测算显示,在五年总还贷期的情形下,地方政府需要减少大约占GDP4%-5%的财政支出来偿还银行信贷,而七年总还贷期的情形下,地方政府在“勒紧腰带”三年后,将再度出现财政盈余,即在三年以后,地方政府将无需减少财政支出。
  
  流动性风险
  以上的测算,不仅揭示了地方债务可能面临的风险,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一种数量研究告诉我们,地方融资平台面临的并不是一种“偿付风险”,而是一种“流动性风险”。
  在对债务的研究中,“偿付风险”与“流动性风险”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偿付风险”意味着债务人无力清偿债务,并存在着破产并对债务进行违约的风险。而“流动性风险”则意味着如果债权人给出一定的宽限期,债务人将有能力逐步清偿其债务。
  对于债权人来说,准确辨识这两种风险相当重要,因为如果对存在“流动性风险”的债务人施行严厉的清债举动,将可能迫使债务人违约,进而导致债权人的损失。
  1997年-1998年的韩国债务危机就是典型的“流动性风险”的债务案例,当年很多韩国银行由于从海外借入大量债务,而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量国际资本撤出韩国,导致韩国银行无力筹措美元流动性,偿还其国际债务,导致市场对于韩国清债能力的怀疑,进而引发了韩国金融体系的大规模违约风险。
  然而,在IMF以及韩国民众的支持下,韩国到了1999年就基本解决了其债务问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金融危机期间,韩国仍然获得相关的流动性,保持了债务的清偿能力,而一旦危机过去,很多人才发现,韩国其实根本不具有严重的债务问题,债务危机的爆发则是因为短期流动性紧张而触发的。
  笔者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也是一个“流动性问题”,只要中国经济保持正常的增速,同时,商业银行能够有效管理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偿债节奏,由于地方融资平台而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很小。
  与此同时,我们上述的测算也没有考虑地方融资平台可能产生的自身现金流,即项目建成后,项目本身也能产生相当的还贷能力。按照工商银行的估计,其放出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中,约有67%左右的项目可以产生足够的现金流来覆盖银行贷款。
  这意味着,不是所有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都需要转向地方财政。事实上,这也是商业银行本身需要作出的判断,并非所有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都是“坏账”,也不能“一刀切”地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进行收紧和压缩。
  退一步讲,如果中国有40%-50%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全部转为“坏账”,那么其对银行系统有怎样的影响呢?我们发现,在这样的情景下,中国银行业的坏账率将从目前的不足2%上升至6%-10%的水平。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可怕,但联想到中国在上世纪末以及本世纪初经历的动辄30%的银行坏账率,这样的坏账控制也并不是一个难以完成的目标。
  
  允许地方政府发债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时刻,债务危机解决的最终办法是债务人能够创造足够的财富来还清债务。对于中国地方政府来说,如果其能够保证正常的经济增速,目前累积的债务并非难以控制。
  减缓目前地方债务风险的另一个途径,是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债券市场的发展能够减轻银行系统的压力,并解决地方政府在还贷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期限错配”的问题,而对于中国市场充裕的流动性来说,债券市场的大力发展也为其创造了一条新的去向。
  目前来看,尽管很多方面提出了相关的设想,但地方债券市场的建立,仍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这其中,涉及到债券发行的评级、承销以及交易等种种制度性问题。地方政府也应该引入地方人大进行监管,以避免地方政府的“过度举债”。
  建立地方债务市场的同时,地方融资平台暴露出的问题,也表明中国现行的财政体系仍然需要新一轮的配套改革。这其中厘清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尤为关键,笔者认为,中国应该推行新一轮的分税制改革,让财权和事权更为匹配。
  当然,地方政府也应该厘清自身的行为边界,在地方建设以及投资中,应避免成为投资的主体。
  作者为澳新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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