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拉兹到杰玛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贾晓伟

　　每个人在世界中确定的因素越来越少,“流浪一族”在动感的世界里,已非昔日艺术家所能理解的生命个体
　　
　　印度宝莱坞电影想让今天的中国观众喜欢,不是件容易的事。模式化的世俗故事,加上歌舞的浓汤浓汁,是加了太多香料的印度餐,吃起来总会有点让人发腻。印度观众对这种风格乐此不疲,看来不好简单解释。用法国作家马尔罗的话说,印度是“伟大泛神文明”的国度,欧洲文化与其相比相形见绌;连希腊神话里的宙斯神,也只能算是印度众神中的一个――命运之神,且在印度,没有寺庙加以供奉。
　　
　　马尔罗有与生俱来的东方情结,对印度文明推崇之情尤甚,以印度贬低欧罗巴,来说明自己东方冒险之旅的正当性。他在《反回忆录》中说:在印度,“宇宙万有本体与尘世万象和再生变化非但没有区别,有时反而如同‘硬币的正反两面’那样密不可分……”如此看来,印度电影的“世俗”一面有了些合理性――“此在”与“彼在”相通。但宝莱坞的“此在”,还是多了一些。
　　
　　大约30年前,印度歌舞电影在中国所受到的欢迎,非今日观众能够想象。在电影院是城市娱乐图腾的时代,有歌、有舞、有情的印度电影,有着爆炸性的效应。1951年由拉杰卡普尔自编自导自演的黑白片《流浪者》,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上映,瞬间风靡大江南北。大法官拉贡纳特的儿子拉兹自小被遗弃,扎卡为了报复拉贡纳特,将拉兹培养成了小偷。丽达是拉贡纳特的养女,与拉兹青梅竹马。拉兹的忧郁与反叛,丽达的痴情与专一,让这个残忍的复仇故事变得温暖起来。
　　
　　这部1953年获得第六届法国戛纳大奖的电影(中国那时候资讯有限,不知道戛纳奖是一个多好的商业噱头),用影评家的话讲,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在以出身和政治血统来划定阶级、人群的中国社会,片中“贼的儿子是贼,法官的儿子是法官”的言论,对于当时的中国政治形势而言有着特别意味。年纪大些的观众,从中看到意识形态松动的信息;少男少女则把片中的男女主角,当成偶像与梦中情人。用今天的美学趣味看《流浪者》,简单,文学味十足,追求“意义”。作为国门大开时的一道风景,自然能够得到那个时代中国观众的追捧。拉兹与丽达是青涩图像时代的黑白照片,在今天图像泛滥之时,倒有点儿让人难以释怀了。
　　
　　今年2月,由英美合拍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一举拿下好莱坞八项大奖。影片由知名导演丹尼博伊尔执导,编剧是另一个大牌西蒙比尤弗伊。这部电影的复杂性,不是一般的宝莱坞电影所能承载;单就剧本的打造而言,到了编剧能力的极限,可用“神乎其技”一词来形容。剧情的离奇与巧妙,穿引出了多个线索,形成一个个丰富的空间,展现了今日印度让人触目惊心的贫困与疯狂的财富梦,可以看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新经济体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变奏。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故事构造与《流浪者》有不少交合,但其商业价值与艺术意味已不可同日而语。故事的主人公杰玛的身份与曲折的爱情经历,与拉兹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不同的是,女主人公没有丽达的千金小姐身份,也是流浪儿。《流浪者》中扎卡代表的黑社会,在《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变成了更加完备、邪恶的力量,隐喻今日印度的社会现实。挑战好莱坞并模仿好莱坞的宝莱坞电影,在主人公的命运设计上,大多都有“大团圆”结局,所有戏剧性最终“裂变到了幸福深处”,正义伸张,美梦成真。好莱坞风格与宝莱坞风格相混合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也难逃这一模式。故事中的贫民孩子,在名为“谁想成为百万富翁”的电视直播问答节目中屡屡取胜,每个题目针对的都是他刻骨铭心的记忆;其问其答,简直像俄狄浦斯与司芬克斯的对垒,以司芬克斯认输告终。世俗的狂欢在结尾压倒了一切。
　　
　　从拉兹到杰玛,印度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电影的技术,当下观众对图像的要求,也与昨日大相径庭。用贝克特的话说,今日世界“看不清,道不明”,似是而非。每个人在世界中确定的因素越来越少,命运诡秘,不可捉摸。拉兹与杰玛所代表的“流浪一族”,在动感的世界里,已非昔日艺术家所能理解的生命个体。由此去看马尔罗那样持理想主义与文明至上的观念的大作家,他所见的“古典”的人,已与这个时代不能契合。
　　
　　人的确是在变化,跟着世界闪烁;从拉兹到杰玛,投射着古典身份的人向现代人的转变。两部电影也像是产生于两个世界。《流浪者》里爱情至上的沉湎、“泛神”的歌唱退场了,那枚马尔罗所说的硬币,只剩下了一面――“此在”。■
　　
　　贾晓伟:文艺评论家,现居北京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3/view-71428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