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化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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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天兵
中国的经济竞争力是靠经济学家来决定,是从宏观层面来决定的;而西方的经济竞争力是靠企业家来决定,是从微观层面来决定的。
当西方经济体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风雨飘摇时,中国成为稳定全球经济的中流砥柱。2010年,中国又率先跨出了经济全面复苏的脚步。但是,如果人们对比中国企业和西方企业的运营效率,却很容易发现有相当大的差距。这看起来是―个悖论:中国经济总体很强,而构成经济总体的企业个体却比较弱。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领导人非常智慧地创造了“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制度,把经济体的一部分(主要是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通过市场化对外资以及私营企业放开;而把另一部分(主要是资源、金融及基础行业等)通过国企控制进行计划和调控。这样,尽管单个国企的效率不高,国家的一体化调控还是能够帮助提升中国经济的总体竞争力。因为它可以通过一个国家的范畴统一来协、调不同的经济部门,然后形成一种协同效应,使这种协同效应大过单个企业的竞争能力的总和。
比如,国家对资源类或者基础行业的控制能够帮助稳定制造业的输入成本,对汇率的控制可以提升整个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可以帮助快速释放或者控制市场流动性等。这些都是计划部门所产生的竞争力。这也会使这种体制下的国有企业面临一些问题。
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体制的核心思想,是将社会资源充分释放到市场化的企业里面,通过完全的市场化竞争,鼓励企业提升竞争力,从而提升整个经济体的竞争力。通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西方大企业通过不断的管理改进,在不断的生存与淘汰中将企业效率提升到了极致,也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将足迹踏遍了全世界的各个角落。
然而,当跨国企业的股东在全球范围多元化后,企业利益会较少地与某个国家的利益完全重合。因此,每个行业内领先的跨国企业更多是从股东的角度或是企业自身的角度出发做出决策。这就比较难以形成一个国家整体经济的竞争力。这也是中国和西方的经济发展的―个重大差别所在。
相比西方企业,中国的国有大型企业自身的国家符号的印迹是很深的。这就导致了中西方两种经济体和经济体中企业个体的竞争力有着截然相反的差别。很多人不理解这一现象是因为没看到两种体制的差别。
钱德勒的研究表明,现代经济中,经济体的竞争力体现在大型企业对于资源的使用调配上。西方经济体的资源调配效率主要体现在跨国公司从企业自身发展目标出发对资源的调配。而中国的政府通过国有企业群体掌握着经济体内的大部分资源,因此,中国经济的资源使用效率主要体现在政府对各个经济部门的资源调配的能力。所以,中国的经济竞争力是靠经济学家来决定,是从宏观层面来决定的;而西方的经济竞争力是靠企业家来决定,是从微观层面来决定的。这是中国和西方的另一个差异所在。
尤其是在近十来年,这种体制上的差异导致了中国经济本身的高速增长。由于中国的计划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作用之后,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过程中,就导致了中国的市场环境和西方市场环境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体现在,中国市场的特点与西方市场的特点有很大的差异性。中国市场是高速增长的,但不是连续的。而西方市场是比较成熟的市场,所以西方市场增长虽然缓慢,但相对来说却是可持续的。中国市场的增长属于波浪式的增长,中国的很多行业都发生过一种现象,起初这个行业会有很好的市场需求,接下来这个需求就会变得很高,然后就会有很多的投资到这个行业里,最后是这个行业的产能阶段性的过剩,过剩―段时间后,投资萎缩。接下来又有好的市场需求,这种需求再次导致大量的投资投进去。这样就造成行业的周期性变化,总是有投资追逐着行业的利润。在中国市场很多行业都出现过这样的波浪式现象。这种现象背后也是跟中国特色的市场结构有关系。
中国经济制度和发展阶段的特殊性,以及中国企业成长的特殊背景,导致了中国企业管理面临着一系列特殊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有别于西方管理的独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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