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稳健性研究:回顾\思考与展望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樊行健 虞国华

　　【摘 要】 稳健性是会计确认和计量的传统及重要原则,会计实务一直深受稳健性原则的影响,而且也是会计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以前有关会计稳健性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会计稳健性如何定义,会计稳健性如何度量,会计稳健性是否存在,会计稳健性受哪些因素影响等方面,文章就以上几个方面进行回顾述评,重点探讨我国会计稳健性今后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会计稳健性;稳健性定义;稳健性计量
　　
　　一、稳健性的定义与分类
　　
　　会计稳健性(Conservatism)传统上被定义为:“确认所有的预期损失而不确认任何预期的收益”(Bliss,1924)。只有在法律意义上存在证实收益存在的证据,确认收益或预期收益才是被许可的。
　　美国著名会计学家亨得里克森(hendriksen)也将谨慎性定义为:对于资产和收入具有几种可能价值的话,会计师应按其最低的价值来陈报;而对于负债和费用具有几种可能价值的话,则应按其最高的价值来陈报。它还意味着对于费用与其迟确认还不如早确认,而对于收入与其早确认还不如迟确认。预期的收益是指在法律上对该收入的产生以及结果享有明确的占有权之前所确认的收益。但是谨慎性并不意味着在确认收益之前,就要收到所有的与之相关的现金,而是要确保那些与收益相关的现金流都是能够证实的。
　　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APB(1970)将稳健性定义为:“历史意义上,管理者、投资者和会计师都倾向于低估资产和利润,以对付计量过程中的小偏误。这导致稳健性概念的形成”。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1980.5)将谨慎性原则定义为,对不确定性的审慎反应,用以确保对商业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都给予充分的考虑。如果未来收到或支付的两个估计金额有相同的可能性,谨慎性原则要求使用较不乐观的估计数;但是如果两种金额发生的可能性并不相同,谨慎性原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抛弃可能性更大的估计数而使用更悲观的估计数。也就是说,FASB对谨慎性原则的定义,并不赞成有了充分的证据还不确认收入,以及在还没有必要的证据之前就确认损失。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在1989年7月发表的《关于编制和提供财务报表的框架》中将稳健性原则解释为:稳健是指在有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作出所要求的估计时,在判断中加入一定程度的谨慎,以便不虚计资产或收益,也不少计负债或费用。然而,审慎的运用并不允许诸如设立秘密储备,过分地提取准备,故意压低资产或收益亦或故意抬高负债或费用等,因为那样编出的财务报表不可能是中立的,从而也就不具有可靠性。
　　我国在1992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中第一次把谨慎性作为会计核算的基本原则之一,标志着中国会计改革向谨慎性迈出了第一步。财政部2006年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中第二章第十八条规定,企业对交易或者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应当保持应有的谨慎,不应高估资产或者收益,低估负债或者费用。
　　另外,稳健性还有一个被广泛引用的定义。就是Basu(1997)所给予的阐释:“稳健性意味着会计人员在确认好消息的时候对可验证性的要求更高”。所以稳健性意味着对损失和收益确认的非对称性,即会计人员对于损失(坏消息)要及时确认,而对于收益(好消息)要直到有充分的证据时才能予以确认。这个定义的基础在于对投资者的保护,因为投资者需要得到及时而充分的信息,以备决策之需;而对于坏消息而言,这种及时充分的程度就显得更为重要。Ball等(2000)认为,这种定义“不同于传统的定义(股东权益的低估)。二者相比,前者侧重于利润表,后者侧重于资产负债表。因此,可以说,前者是盈余稳健性,后者则是资产负债表稳健性”。Watts(2002)根据以往的文献,对这两种不同意义的稳健性作了深入的探讨,并描述了稳健性如何对会计的不同方面产生影响。
　　对会计稳健性的分类,学术界一般根据其性质的差异分为非条件稳健性和条件稳健性。非条件稳健性(Unconditional Conservatism)也称为独立稳健性(Independent Conservatism),这种稳健性意味着会计处理方法在资产或负债形成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不会再根据其后的经营环境而变化,它一般会导致不可确认的商誉存在,使得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低于其市场价值。如有关研究指出的费用化处理,以及大部分固定资产使用加速折旧法等。条件稳健性(Conditional Conservatism)也被称为事后稳健性或非独立稳健性,它意味着资产的账面价值在面临不好的环境时被减值,但是在经营环境转好时并不转回来,即对收入的确认较之对损失的确认要有更高的可验证性,如存货计价的账面与市价孰低,资产减值政策就属于这类稳健性。
　　直观上讲,条件稳健性意味着给予公司的管理层更多的判断空间,是一种原则导向的会计准则;而非条件稳健性则是会计准则强加规定的,并不留给上市公司管理层更多的判断余地,所以是一种规则导向的准则。
　　本文主要研究公司治理因素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对稳健性的定义采用Basu(1997)的观点,侧重于会计盈余的稳健性,并主要是对条件稳健性的研究,因为非条件稳健性主要受会计准则约束,本文中的公司治理因素对其影响不大。
　　
　　二、稳健性的度量
　　
　　根据Watt(2003)的研究,并结合其他相关文献,会计稳健性一般采用四种方法进行测量,即:会计盈余/股票收益率的相关性测量法、净资产测量法、会计盈余与应计利润关系测量法和事件研究法。下面逐一进行介绍。
　　首先是会计盈余/股票收益率的相关性测量法。自从Ball和Brown(1968)的论文首次验证了会计盈余和股价回报之间存在关系以来,很多文献都在解释为何它们之间的关系如此之低。其中一种解释就是股价领先于会计盈余(Kothari,2001)。因为市场回报是经济收益,而会计利润是对经济收益的确认,并且由于一些可验证性的要求,导致市场价格领先于会计信息。Beaver等(1980,1987)分别采用分组法和反向回归法找到了这方面的证据;Easton等(1992)发现,随着会计盈余和股价回报的时间长度拉长,他们之间的相关程度在加强。Col1ins等(1994)发现,造成股价和盈余相关程度低的主要原因是会计盈余缺乏及时性而不是盈余中包含了更多的噪音。因为会计稳健性意味着会计盈余对“坏消息”的反应更为及时充分,从而稳健性意味着会计盈余对差的市场回报更为敏感,即会计收益在对市场回报的回归中:“坏消息”组回归方程的斜率和R2更高一些。Basu(1997)最早运用这种关系来检测会计盈余的稳健性,他设计出如下回归:
　　EPSi,t:财务年度t公司i的会计EPS;Pi,t-1:财务年度t年初股价;Ri,t:公司股票回报率;DRi,t:为哑变数,当经Ri,t<0时为1,否则为0;β0度量了会计盈余对于好消息的敏感程度;(β0+β1)度量了会计盈余对于坏消息的敏感程度,那么β1就度量了会计信息对“坏消息”的敏感程度比对“好消息”敏感程度的增量,即通常所说的稳健性系数。Basu(1997)根据这种方法找到了稳健性存在的证据,由于这一方法可以度量稳健性程度的大小,可以使用这个指标来分析时间序列和横截面上稳健性程度的差异,从而为进一步分析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提供了便利。所以这种方法在很多经验研究中都得到了应用(Ball等2000;Holthausen等2001;),这也是目前研究会计稳健性使用最多的方法,本文的后续研究也采用这种方法。

　　其次是净资产测量法。因为稳健性意味着更及时地确认负债和损失,而较慢地确认资产和收益的增加,这就会导致利润和净资产的低估,而低估的程度可作为稳健性程度的替代变量。在具体应用这种方法时,又分为估价模型法和账面价值――市场价值比率法。对于估价模型法,最常使用的估价模型就是Feltham-Ohlson模型。该模型认为,会计折旧大于经济折旧,通过价值变量与用作估价的会计变量间的关系,来测量净资产被低估的程度,从而得出稳健性的代理变量。Ahmed等(2000)使用横截面数据,通过将商誉对异常盈余、延迟的经营资产以及本期在经营资产上的投资作回归。因为如果稳健性存在的话,那么延迟经营资产的系数就应该是正的,数据也证明了稳健性的存在。Dechow等(1999)使用时间序列数据也找到了净资产被低估的证据。Beaver和Ryan(2000)使用账面资产――市场价格比作为稳健性的度量找到了其存在的证据。其操作方法是对数据通过如下模型进行回归:
　　BETi,t=?琢+?琢t+?琢i+Σi6=0βkRETi,t-k+εit
　　BETi,t:财务年度t公司i资产的账面市价比;?琢:回归的截距项;?琢t:时间哑变量,主要度量了影响某一个横截面上年度因素;?琢i:公司哑变量,主要度量了单个公司中资产账面市价比中的持续性部分;RETi,t-k:公司i在t年度的市场回报率。这一回归的主要思想是会计是滞后于市场回报的(Beaver等,1980),从而通过资产的账面市价比对滞后的市场回报做回归,就可以控制住由于会计滞后带来的偏差,而利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分离出公司资产的账面市价比中的持续性部分。上面这些方法因为能够控制住由于会计滞后导致的偏差,而且能够反映资产持续性低估程度,所以往往被用来度量非条件稳健性。但是,持续的条件稳健性也能带来资产的低估,因此,这一代理变量也能够反映条件稳健性程度。
　　再次是会计盈余与应计利润关系测量法。这一方法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种度量方式:盈余持续性、盈余和应计的偏度和波动程度以及累积应计度量。Brooks和Buckmaster(1976)就从盈余持续性出发,发现极端负的盈余比极端正的盈余更容易出现反转,而Basu(1997)也找到了这一证据。他运用以下模型作出回归:
　　此外,还可以使用盈余和应计的偏度来度量稳健性的程度。Givoly和Hayn(2000)以及Ball等(2000)就在美国以及其它国家发现了偏度的存在。另外,由于稳健性的存在导致会计盈余更加充分和及时地反应股价的波动。又因为股价的波动程度往往是大于会计盈余的(Sloan,1993;Ball等,2000),所以稳健性会导致盈余更大程度的波动。Givoly和Hayn(2000)找到了美国上市公司的盈余和应计的波动程度在上升的证据。此外,由于盈余更多的受到坏消息的影响,从而导致累计应计为负数的现象,因此可以通过使用累计应计来度量稳健性。Givoly和Hayn(2000)就发现,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就出现了负的累计应计,而且程度越来越大。
　　由于稳健性意味着会计盈余对坏消息反应的更加及时和充分,而对好消息的反应是逐步的,从而造成负的盈余和盈余变化更加容易出现反转,而正的盈余和盈余变化的持续性比较强,因此就可以使用盈余的持续性模型来度量稳健性。Brooks和Buckmaster(1976)就发现,极端负的盈余比极端正的盈余更容易出现反转,而Basu(1997)也找到了负的盈余变化比正的变化在下一期更容易出现反转的证据。
　　最后是事件研究法。事件研究法是对稳健性度量的大胆尝试,Shroff等(2004)开始使用这种方法。基于事件研究法的思维,作者无论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对稳健性研究的层次上,均对Basu(1997)一文作了有益的补充。从研究方法上来说,作者采用两种方法对“好消息”和“坏消息”进行了区分:一是使用三天的经市场调整的回报率的异常值(高代表“好消息”,低代表“坏消息”;二是用营业利润的特别项目的正负值作为“坏消息”和“好消息”的度量。两种方法均是通过观察“坏消息”是否比“好消息”在会计盈余中确认得快,从而得出会计稳健性存在的证据。从研究层次上来看,作者对稳健性导致盈余确认的不对称性有两层研究:一是相对“好消息”而言,“坏消息”应与本期盈余有更大的关联;二是相对“坏消息”而言,“好消息”应与后期盈余有更大的关联。
　　
　　三、稳健性的存在性研究
　　
　　Basu(1997)以美国公司为样本,运用会计盈余/股票收益率的相关性测量法,在高诉讼期间,公司会计盈余稳健性在逐步提高,但是在低诉讼期间变化不大;Ball,kothari和Robin(2000)以西方七国为对象进行研究,发现普通法系国家的公司盈余比成文法系国家有更高的稳健性;Givoly和Hayn(2000)运用会计盈余与应计利润关系测量法发现,美国公司的会计盈余稳健性在近50年期间都有显著增强;Holthausen和Watts(2001)运用Basu(1997)的方法对美国公司进行检验发现,1927～1941年和1954～1966年期间美国公司盈余也具有稳健性。
　　此外,Ball,Robin和Wu(2000)以中国1992～1998年上市公司为对象,采用Basu(1997)的方法研究发现,我国公司盈余缺乏稳健性;但是,Lee和Cao(2002)通过研究我国1992～1999年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在1996年和1998年存在盈余稳健性;李增泉等(2003)通过对中国1995～2000年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其总体上会计盈余符合稳健特征;赵春光(2004)讨论了会计盈余稳健性的变化趋势,发现在1999年、2000年、2001年会计盈余稳健性有所提高;陈旭东和黄登仕(2006)使用1993～2003年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发现,会计稳健性在1998年后逐渐增强,2001年后上市公司具有会计稳健性;但是李远鹏、李若山(2005)以中国1998～2003年公司为对象进行研究,发现控制住亏损公司稳健性就不存在,从而认为我国公司不存在会计盈余稳健性,以前所检验出来的“稳健性”只不过是亏损公司的“洗大澡”现象而已;此外,曲晓辉和邱月华(2007)的研究也支持“洗大澡”说。
　　
　　四、稳健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根据Holthausen & Watts(2001)以及Watts(2003a)的观点,主要有四个方面影响会计盈余稳健性:公司契约、法律诉讼、税收以及政治成本,其中,契约需求是最重要的动因。公司契约当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契约以及股东(管理层)和债权人之间的契约。在股东―管理层之间的契约当中,稳健性可以作为抵减管理者过于乐观的机会主义的一种工具。因为经理补偿契约的存在以及经理盲目扩大经营帝国的倾向,都会导致经理隐瞒亏损项目而只报告盈利项目的行为。而稳健会计信息的存在就可以缓解这一冲突,帮助投资者及早发现并中止亏损项目,从而降低了投资者的风险,提高了企业价值。其次,在股东(管理层)和债权人的契约下,当企业经营好时,债权人也仅能得到其本金和利息;而当企业资不抵债的时候,却无法收回投资,这就意味着债权人面临着一个非对称的收益。正是由于这种非对称收益的存在,使得他们更关注企业的最低价值,而稳健的会计信息能够缓解管理层(股东)对资产和利润的高估,从而可以限制对股东清算股利的发放,这些都起到了保障债权人利益的作用,从而缓解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冲突,降低债权人的风险,提高企业价值。对于法律诉讼的影响,Watts(2003a)认为,企业管理层在高估利润和资产的时候更容易面临诉讼的风险。其中一个例子是Kel1ogg(1984)发现,审计师面临的高估诉讼和低估诉讼之比为13:1,所以企业通过稳健性原则来降低诉讼成本,于是稳健的会计信息在这方面也可以提高企业价值。Kothari(1988年)曾经指出,1966年以前的证券法导致很少有法律诉讼的存在,这就为稳健性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迅速提高提供了解释。另外一个导致稳健性存在的原因是税收。尽管很多会计准则要求的处理方法和税法是相分离的,但是也有一些必须一致,例如美国税法对于存货的LIFO和FIFO就要求会计和税务处理必须一致。为了尽可能地降低应税所得,就产生了对稳健会计信息的需求。最后一个影响稳健性的原因是政治成本,这是因为监管者在会计信息被高估的时候将面临更多的批评,所以稳健的会计信息可以降低政治成本。

　　从横截面上看,Ahmed等(2002)发现,股东和债权人的冲突越大,会计信息的稳健性程度越高;而且稳健性程度越高,公司的债务成本越低。这就证明了债务契约也是构成稳健性的原因之一,而且稳健性缓解了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提高了企业价值。Ball等(2005)以英国未上市的私人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其稳健性很低,他们对此的解释是私人企业往往存在大股东,所以就较少使用会计信息来制约管理层,而对于稳健会计信息的需求也相对较弱。Ball等(2000)运用Basu(1997)的方法发现,普通法系的国家比成文法系的国家更具有稳健性。他们还发现了英国的稳健性低于普通法系的国家,他们将此归因于英国的法律诉讼风险小。Ball等(2003)以东南亚4个国家和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香港)为样本,发现这4个国家和地区虽然从会计准则的角度而言和普通法的国家更为类似,但是缺乏对稳健会计信息的需求。具体而言,他们认为,由于股权集中度比较高以及法律诉讼压力较小,导致这些国家上市公司的管理者和审计师都没有类似普通法系国家那样的激励去披露及时和充分的会计信息;债务融资也往往是通过私人渠道获得,所以债权人也没有足够的动机去获得稳健、及时的会计信息。这就导致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会计信息稳健性的程度比成文法系管家还要低,也说明了会计准则是导致稳健和及时会计信息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对会计信息的需求才是会计信息质量的决定性条件。Lara等(2005年)使用法国、德国、英国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Jones模型分离了正常应计和可操纵应计,发现造成英国稳健性程度比较高的原因,是管理层通过可操纵应计向投资者传递有用的信息。Bushman等(2004年)利用跨国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当国家对企业和银行的控制比例越高,其稳健性越低。因为从掠夺之手来看,官员为了掩盖自利的干预行为,通常会压制公司信息的公开披露;从帮助之手来看,由于政府直接控制和管理企业,会计信息用来降低信息不对称的作用减弱。
　　我国关于会计稳健性的研究起步不久,但成果较少,且主要集中于研究其影响因素上面。
　　孙铮、刘凤委、汪辉(2005)研究了债务契约是否构成稳健性程度差异的因素,发现中国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越高稳健性程度越大,而且当进一步控制住亏损公司的影响后,只有亏损和资产负债率交互项是显著的,于是他们认为债务约束是构成中国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的一个因素,特别是当公司亏损时,公司债权人会使用稳健的会计信息以保证其利益不被侵害。刘凤委和汪扬(2006)也有类似发现。
　　朱凯(2005)则发现,在银行贷款比例较低的情况下,民营控股的上市公司稳健性显著高于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随着银行贷款比例的提高,两类公司会计信息的稳健性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银企关系以及银行利益的重要性对公司会计信息稳健性具有显著的影响。何贤杰、朱红军和陈信元(2006)进一步发现,政策性贷款的存在是造成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信贷要求差别的重要原因,对于没有政府干预或干预较少的贷款,银行对两类企业会计稳健性的要求没有显著差别;而中央政府提高金融资产质量的政治压力和向非国有企业提供信贷时潜在的政治成本,又迫使国有银行为了控制信贷风险而对非国有企业实行过于严格的会计稳健性标准。
　　陈旭东和黄登仕(2007)从企业生命周期角度分析发现,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初期,盈余没有稳健性,与此相反,处于生命周期的后期,盈余具有稳健性。因为在企业生命周期的早期,企业更多是采用关系型融资(比如债务主要来自于当地的银行),因此稳健性需求低。而在企业逐步成长后,业务区域的扩展导致当地信贷人通过私下沟通来了解借款人信息的难度提高;同时,知名度的提高导致异地信贷人出现。因此,债务融资逐步地走向市场化,信贷人因此提高了对稳健性的需求。
　　曹宇、李琳和孙铮(2005)使用我国数据研究发现,大股东控制权越强,其会计盈余稳健性越差,而大股东董事长兼任上市公司董事长也减低了盈余稳健性。
　　陈少华、王利娜(2006)运用会计盈余/股票收益率的相关性测量法发现,会计稳健性受到公司治理因素的影响,国有上市公司较之非国有上市公司,其稳健性程度要弱,内部人和大股东控制比较严重的上市公司(具体表现为董事会领导结构不独立于经理层和大股东),其盈余稳健性要差。
　　陈胜蓝、魏明海(2007)发现,董事会独立性的提高有助于增强公司盈余的稳健性。赵德武等(2008)利用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因子分析、通径分析等方法实证检验了独立董事监督力对盈余稳健性的影响,发现独立董事监督力对盈余稳健性有着显著的影响,且这种影响随公司治理的改善而增强。
　　曲晓辉和邱月华(2007)以我国1995～2004年上市公司的数据为对象进行研究,发现强制性制度(以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制度》和《企业会计准则》)是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要想提高会计稳健性,还必须完善与准则相配套的强有力的法律和执行机制。
　　黎文靖(2007)以2001～2003年度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诚信档案中被谴责的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沪深两交易所设立的诚信档案制度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改善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进而提出政府及其相关机构的会计监管能够影响会计盈余的稳健性。
　　朱茶芬、李志文(2008)发现,国家控股降低了公司会计盈余的稳健性,进一步研究发现,这是由于国家控股所导致的内部人控制、债务软约束和政府干预等三大治理的弱化,是抑制国有公司披露意愿、降低其盈余质量的根源。
　　
　　五、评述及思考
　　
　　会计中稳健性原则的存在由来已久。Basu(1997)认为,其存在至少有500年之久。但是对稳健性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则是从20世纪开始的,主要成果在于两大方面,一是基本确定我国存在会计盈余稳健性,并且由于国家监管力量的增强,这种稳健性也在逐步提升;二是找到了一些影响会计盈余稳健性的因素,如赵德武等发现独立董事的监督力有助于提升会计盈余稳健性。
　　在目前我国这样一个新兴加转轨的市场环境中,结合我国国情研究稳健性的命题还有很多。比如,2006年颁布的新会计准则部分采纳了公允价值的计量属性,那么公允价值与会计稳健性该如何进行权衡?又如,公司治理是影响公司内外部契约执行程度的重要因素,那么公司治理诸因素对会计盈余稳健性的影响又是怎样?此外,目前所有的稳健性度量模型都是根植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在对我国公司盈余稳健性进行研究的时候,这些模型是否适用,如果不适用的的话,又该如何改进?等等。这些都将是我们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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