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金融深化视角看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李勇辉　蒋序全　刘贵能

　　摘 要：本文利用我国1952-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分析。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得出结论：一是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与金融深化进程遵循倒“U”曲线的演化路径；二是我国金融深化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扩大的库兹涅茨效应。对此，笔者认为，随着金融的发展和现代部门在经济中比重的提高，政府在利用金融体系调控经济中的政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诱导了这一现象的发生，预计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将呈扩大趋势并将延续一段时期。
　　关键词：金融深化；收入差距；扩展的库兹涅茨效应
　　中图分类号：F0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3－0017－06
　　
　　一、理论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稳步增长。1978-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分别达到6.91%和7.02%。金融业也从几乎为零的状态发展到目前比较齐全的门类，货币化比率不断攀升，2005年为1.63，仅从这个指标考虑，我国已达到了金融发展第三阶段的水平(注：Goldsmith 在《Finance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中提出金融结构发展的三个阶段，其中第三阶段的特点是金融相关率较高，金融机构多样化。)，金融深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金融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我国收入差距也存在一定的扩大趋势，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2005年逼近0.47。大量文献表明：有关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已经得到确认，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相互影响也被证实。但是，直接对金融深化和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则起步较晚，仅有的部分文献对两者关系的研究也存在较大分歧，大多围绕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关系来展开论述。
　　最先直接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关系进行研究的是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他们在一个动态模型中讨论了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三者之间的关系。[1]模型假定了一个存在磨擦性的金融市场，投资者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投资方式，或者投资于收益率较低的无风险资产，或者进入金融市场融资办企业以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在这一假设条件下，Greenwood和Jovanovic证明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倒“Ｕ”型关系。在此基础上，Townsend 和Ueda（2003），以更统一的动态模型讨论了金融深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其动态演化路径，论证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遵循库兹涅茨曲线。而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持相反看法。[2]Galor 和Zeria（1993）、Banerjee和Newman（1993）的理论模型分别指出，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信贷市场的发展会不断地缩小收入差距。[3]Clarke，Xu和Zou（2003）利用1960―1995年91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也得出金融发展会显著地降低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的结论，同时，他们的研究发现一国的经济结构将显著地影响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作用机制，即扩展的库兹涅茨效应――横向比较而言，金融中介的发展将趋向于使得现代部门（工业和服务业）比重大的国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更高。[4]
　　国内的研究大多认为我国金融中介的发展拉大了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主要内容有：章奇、刘明兴、陶然（2004）利用各省1978―1998年的数据，对中国各省的银行信贷和城乡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金融中介发展会显著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扩展的库兹涅茨效应在他们的数据样本中并不成立。[5]温涛、冉光和和熊德平（2005）研究结果显示：中国金融发展和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有显著的负效应，并运用城乡金融资源配置不平衡进行了解释。[6]姚耀军（2005）利用VAR模型提出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两个指标，得出金融发展居民和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而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的结论。[7]张力军（2005），杨俊、李晓羽、张宗益（2006）从实证角度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8][9]然而，陆铭、陈钊（2004）有关城市化的实证研究文献表明，中国金融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10]
　　
　　二、金融深化与居民收入分配问题分析
　　
　　（一）金融深化概述及其指标分析
　　金融深化是金融深化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1973 年,麦金农（Mckinnon Ronald）和肖（Shaw）针对发展中国家金融管制问题同时提出了以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为内容的金融深化理论。[11][12]他们认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分割性是一种常态，政府为抵消这种“分割性”对经济的破坏作用，对本国经济、金融等各方面活动进行直接干预，其中对利率管制是金融抑制的重要特征之一。金融深化理论主张实施以利率自由化为核心的金融深化战略来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金融抑制问题。
　　测度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货币化和金融化程度的金融深化指标有诸多形式，如金融资产与GDP之比,M0、M1、M2 与GDP之比等。考虑到数据获取的便利性, 本文用金融机构贷款与GDP之比作为衡量指标。
　　
　　图1 以货币化比率衡量的中国金融深化进程
　　
　　（二）金融深化与居民收入分配关系
　　金融资源的动员与分配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基础。在金融深化进程中，资源配置的方式发生改变，获取金融资源更便利的个人将利用可获取的资源进行各种收益率高的投资活动，而其他人则可能由于投资门槛的存在而只能从事一些收益率较低的工作。从这个角度看，金融深化进程中资源配置的机制必将影响到居民收入分配水平。我国金融体系属于政府主导的行政金融体制，国有金融企业利用垄断优势积聚了大量社会资本。而政府则通过计划和行政手段把由国有金融机构积累的资金投入到政府扶持的国有经济部门及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而其它的部门则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这种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式将通过收入分配效应体现出来。
　　从我国现状来看，我们的收入分配情况表现出如下的特点：一是收入差距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呈扩大趋势，上升速度较快；二是收入差距问题广泛存在于各地区、各行业和各群体之间；三是除部分收入差距合理外，相当一部分收入差距是不公平分配的结果。
　　
　　三、模型设定、数据说明和分析方法
　　
　　本文在分析金融深化与居民收入分配关系的基础上，引入Clarke，Xu和Zou（2003）模型，利用我国1952-2005年的相关统计资料进行经验分析，以验证我国金融深化与收入差距之间应遵从的演变路径，这条路径是否合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有何不同。
　　（一）模型设定
　　为更深入地讨论我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笔者借鉴Clarke，Xu和Zou（2003）的模型，建立基本回归方程：
　　（1）
　　其中，下标t表示时间，样本包括了我国从1952年至2000年的数据。Gini为基尼系数，代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总体水平，Finance表示金融发展水平的变量。X为可能对居民收入分配造成重大影响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投入水平、经济开放程度、政府财政支出力度等，?着为残差项。
　　f（finance）的形式和符号是本文分析的重点，这里套用Clarke，Xu和Zou（2003）提出的模型，即：

　　
　　其中，mode表示工业和服务业占GDP的比重， 体现经济结构和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影响的联合效应，如果扩展的库兹涅茨效应存在，可以先验性假定 ；按照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Townsend 和Ueda(2003)的观点，应有 ＞0， ＜0；按照Galor 和Zeria（1993）、Banerjee和Newman（1993）的理论模型，应有 ＜0， ＝0。
　　（二）指标选取和数据说明
　　1．基尼系数（gini）。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相对不平等程度时所最常用的一个指标。由于我国官方至今没有公布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对其做过估计，由于计算的方法以及选取的样本不同，得出的结果有一定的差异，但都认为近年来我国基尼系数处于不断扩大的趋势。本文1952-2000年基尼系数的相关数据取自Ravi Kanbur and Xiaobo Zhang（2005）年的研究，[13]2000-2005年数据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资料与Ravi Kanbur and Xiaobo Zhang（2005）的数据，利用Eviews软件，根据简单的线性关系并修正序列后预测得到。回归结果拟合优度达到94.1％，利用拟合方程预测的基尼系数序列方差率0.005，偏差率为0.011，说明预测的精度很高，预测值非常接近实际值，能较好地保持数据的连续性、完整性和真实性。
　　
　　图2 我国Gini系数的变化趋势
　　
　　2．银行信贷占GDP比重（fina）。衡量金融发展程度，常用的一个指标是M2占GDP的比重，简称麦氏指标；Clarke，Xu和Zou（2003）在分析金融发展对各国收入分配的作用时，利用私人部门在金融中介中贷款占GDP的比重（private credit）和居民储蓄存款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各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变量。Arestis（2001）考虑到不发达国家中信贷的作用，启用银行信贷占GDP比重这一指标。而中国属于典型的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章奇等（2004）的研究中，就是采用的这一指标，本文沿用他们的方法，并用麦氏指标对其结果进行检验。
　　3．人均GDP的自然对数（lnrpgdp）。自从1955年库兹涅茨著名的倒“U”假说提出后，关于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的研究可谓浩如烟海，但这一观点在理论和实证上一直受到经济学家们的质疑，我国学者李实（2002），王小鲁，樊钢（2005）等通过实证分析认为我国收入收入差距随着经济的发展一直处于扩大趋势，收入分配领域的倒“U”现象并不存在。[14][15]因此本文假定人均GDP与基尼系数之间存在线性关系。
　　4．教育经费占GDP比重（edu）。教育因素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在许多文献中已经得到证实，如Becker和Chiswick（1966），Tingbergen（1972），Winegarden（1979），赖德胜（1997）、Gregoiro和Lee（2002），李实、丁赛（2003），白雪梅（2004）等人的研究，本文采用白雪梅（2004）所使用的教育经费占GDP比重(edu)作为反映教育情况的控制变量。[16]
　　5．外贸依存度（trade）。William R. Cline（1999），Bloomington和Francois Neilson（2001），Branko Milanovic（DEC）（2002）等人的研究认为经济开放对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影响是显著的。从我国来看，从1952年到2005年，中国贸易出口从贸易额27.1亿元人民币增长到62648.1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15.75％，2005年我国出口总额占GDP比重达到34.22%，外贸已成为影响我国收入分配的重要变量。
　　6．财政支出占GDP比重（fisc）。引入这一控制变量则是源于王小鲁，樊钢（2005）的研究，他们的实证研究发现，财政支出显著的降低了居民收入差距。
　　本文数据如无特别说明，均由历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整理而成。2005年教育经费占GDP比重数据未能找到，用上一年度值代替。实证分析结果全部利用Eviews5.0实现。
　　（三）实证分析方法
　　1987年Engle和Granger提出协整理论及其方法，为非平稳序列建模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17]其基本思想是：虽然一些时间序列本身是非平稳的，但其某种线性组合却是平稳的。这个线性组合可以反映变量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即协整关系。进行协整分析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协整变量必须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为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本文首先利用ADF单位根检验法，确定变量是否平稳及其单整阶数，利用协整检验方法确定金融发展以及其他控制变量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然后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检验金融发展各变量与居民收入差距的因果关系。为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定性，本文同时利用麦氏指标替代fina，对实证结果进行检验。
　　
　　四、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分析
　　笔者对拟引入变量的水平值以及一阶差分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其中检验过程中滞后项根据SIC准则确定，结果如表1。根据ADF检验结果，fina变量在5％水平上是平稳的；根据PP检验结果，fina在10％水平上非平稳，其一阶差分在1％水平上平稳。因此，模型中仍然引入了这一变量。其它拟引入的变量在5%水平上都是一阶单整的，满足进行协整分析的条件。
　　
　　对于上述的回归结果，利用基于残差的协整检验方法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回归后各方程的残差都是平稳的，说明回归方程的各变量之间确实存在协整关系，模型设定正确，回归结果可信。
　　（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只能检验各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而不能检验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利用Granger（1969）提出的方法，检验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因本文重点考虑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故忽略其他因素与gini的因果关系讨论，而只选取与金融发展有关的变量。具体的Granger因果关系如表3。
　　
　　从表3可以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与金融发展有关的各变量都是gini的Granger原因，而gini不是各变量的Granger原因，这与协整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
　　为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定性，本文同时利用麦氏指标替代fina，对实证结果进行检验。分析的结果与上文基本一致。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上述各回归方程经调整的拟合优度较高，最低值为0.829；F统计量较大，联合检验的相伴概率几乎为零，说明方程整体拟合程度较好。
　　第一，变量fina在除方程[2]的所有方程中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是显著的，其符号在两个方程中为正，而在其它六个方程中为负。从的系数来看，在对影响收入差距的其他变量进行控制前，它是不显著的，而在对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投入水平、经济开放程度和财政支出力度等变量进行控制后，体现了较高的显著性水平，因此不能拒绝金融深化与收入差距之间倒“U”关系的假设。
　　
　　图3 fina与基尼系数的关系 图4 fina*mode与基尼系数的关系
　　
　　第二，从体现金融深化和经济结构联合效应的fina・mode变量来看，fina・mode在各方程中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符号为正，说明在我国的金融深化进程中，金融资源向现代部门倾斜的政策可能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扩展的库兹涅茨效应在我国是存在的。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赶超战略，使国家集中财力物力优先发展重工业。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的发展服务于这一战略，政府利用金融系统支持重工业和国有企业。我国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作用机制由政府的政策导向来推动，并非完全按照经济发展规律自发进行的。由于政府的政策偏好，长期倾向于依靠金融体系来达到其支持国有企业和重工业，而忽视了农村经济、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结果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发展水平稳步提高，一方面，经济中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提高，其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在现实中的体现就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另一方面，在现代部门的内部，各行业收入差异也在不断扩大。

　　第三，从各系数的关系来看，基尼系数的大部分都由常数项解释，由金融深化相关的指标的解释的比率不高，说明可能存在影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变量未引入模型中。
　　第四，通过以1977年为断点对回归方程进行Chow检验，分别对1978―2000年样本数据做分段回归，笔者发现新方程[2]、[4]、[6]、[8]的回归结果中，各变量的绝对值显著地变大。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金融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进一步加强。
　　
　　五、结论
　　
　　通过对我国金融深化与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和回归分析，本文得出如下两点基本结论：一是我国金融深化进程中，收入差距与金融深化之间存在着倒“U”的现象，现阶段还处于上升的阶段。另一方面，存在扩展的库兹涅茨效应，金融深化与经济结构变化的联合效应体现为对收入差距的拉大作用。二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的改变，越来越依靠经济调节的方式调控宏观经济。在政府财力相对下降，金融资产稳步提高的条件下，政府对利用金融体系调控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依赖日益增强，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进一步提高，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改变。基于本文的研究可总结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构建市场主导的金融资源配置机制，完善金融市场。政府部门应尽量避免对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干预，让市场机制在金融领域充分发挥作用；建立市场化的准入与竞争机制，消除市场准入和市场竞争中的所有制歧视，为民营金融业提供一个公平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积极有效地推进我国金融深化进程。
　　第二，建立信用机制，降低对低收入者贷款门槛。低收入者贷款存在规模小，手续繁杂，坏账比率高等特点，这是银行等金融机构不愿与其打交道的主要原因。可由政府牵头，成立权威的资信评估机构，加快信用信息征集、信用等级评价体系的建设，为社会成员和各种类型的企业、机构建立信用档案，使银行等金融机构能够方便地获取贷款人的信息，甄别贷款风险，降低交易成本，从而降低贷款门槛，扩大对低收入者的贷款力度。
　　第三，加速农村金融改革的步伐和力度。农村金融改革严重滞后，已成为社会发展和人民收入提高的瓶颈。应在产权清晰的基础上，鼓励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允许企业和个人向农村金融领域投资，发展多元化的农村金融服务机构；在资金价格等问题上，实现城乡金融市场的有效对接，引导农村资金的回流；同时积极发挥政府财政的作用，对农民贷款进行财政贴息，切实有效地提高农民收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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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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