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比较角度的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张 平

　　摘要：本文认为，我国构建的公共财政体制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当前中西方财政理论在相同经济基础上出现了融合的趋势，两者虽然是沿着不同的社会经济变迁过程发展，而结果相同。谓是殊途同归。
　　关键词：财政理论　公共财政　公共选择
　　
　　一、国内外研究进展
　　
　　(一)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学者从事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最早是邓子基教授，1987年主编的《比较财政学》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出版的第一本比较财政学教材。该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着重研究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理论与实践，侧重点放在具体财政制度的比较上。姜维壮主编的《比较财政管理学》和《国际财政制度比较》研究重点主要是对各国财政实践活动的梳理和总结。平新乔1992年出版的《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在讲述现代西方财政学基本原理的同时，也用比较方法研究了不同国家的财政制度问题。张馨1993年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之上修订出版的《财政・计划・市场――中西财政比较与借鉴》中，也着重分析了中国与西方财政的差异，既涉及理论。也涉及具体制度的比较，并在深入分析中西财政差异原因的基础之上，指出西方财政学对我国财政经济实践的若干的借鉴意义。从国内已有的比较财政学论著来看，各学者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计划型财政和市场型财政。而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特别是1998年我国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目标的提出，必然会对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
　　
　　(二)国外研究进展　国外的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比较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由于比较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差异，其着重点也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不同上。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制度》就是作为“比较经济学研究”丛书之一出版的。该丛书的目的是为了考察各种不同背景下经济制度的运行与经济事务的处理。马斯格雷夫在“自序”中说：“我也不提供许多国家间具体制度和政策的系统的比较，这涉及大量的细节问题。相反，我试图考察财政制度在经济生活的一些主要方面所具有的基本特征。”许多西方财政学家也发现，即使是同样研究市场经济的财政学，也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如1998年布坎南和马斯格雷夫应邀在德国慕尼黑一所大学就财政理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辩论。
　　
　　二、中西方财政理论不同的发展历程
　　
　　(一)西方国家财政理论的发展历程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莫过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这种唯物史观是我们研究N问题的指针，同样也适用于对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的比较。因此，中西方各国的社会经济变迁便成为决定中西方财政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因。沿着中西方各国社会经济的历史变迁脉络，可以清楚地发现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迥异的发展历程。西方财政理论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6世纪至18世纪重商主义时期。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这一时期的财政理论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其财政理论的核心集中在国家聚财理论方面，认为财富就是货币，财富的直接源泉是流通领域；一个国家财富必不可少的是金银等贵金属，如果它没有贵金属，就必须通过贸易来取得，对外贸易必须保持顺差。西方国家早期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表明，首先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少数国家，如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家确实通过贸易掠取他国财富来增强本国经济实力。但是，随着西方其他国家相继推行重商主义理论政策，各国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凭借商业贸易掠夺他国财富的时候，重商主义所倡导的贸易差额理论和为取得贸易顺差而执行关税壁垒政策的示范效应，使各国贸易壁垒纷纷建立起来，在客观上阻碍了国际商品流通，切断了通过贸易顺差掠夺他国金银的国际通道，客观上减弱了政府的聚财能力。其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旨在使国家富足的重商主义财政理论，在客观上却把国家推向了贫困的窘境，盛行一时的重商主义财政理论由此走向了破产。十八世纪后期，西方国家社会经济出现了新的变化，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由产业发展带来的经济繁荣，从实践上推翻了“唯商是富”的国家富足理论，使产业发展重新受到重视，过去重商主义时期那种仅仅重视商业的畸形经济结构转向生产流通并重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的变迁孕育了自由经济理论的财政思想。以反对国家集权垄断，倡导经济自由发展而著称的古典经济学派，最早创立了西方财政理论体系。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卷五中，分析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等财政活动，标志着财政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出现。古典经济学派的国家财政理论适应当时的特定经济结构，服务于早期资本主义产业发展需要，倡导以国家不干预经济自由发展为宗旨，以固定财政收支的自身平衡为目标，主张将政府限制在政治领域范围内。除必要的公益事业外，政府不得干涉经济的自由发展。在古典经济学派的国家经济理论中，首先限定了国家的活动范围和担负的职责，由此确定了国家财政支出理论、收入理论、平衡理论和财政管理理论。相对于重商学派提出的国家聚财理论研究范围而言，古典经济学派的财政理论研究的范围更广，内容更丰富，更具有系统性，并发展为一套科学的财政理论体系。
　　古典经济学派的财政理论由于适应了当时特定经济结构，体现了早期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维系了相当一段时期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然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小规模的经济竞争逐渐发展为大规模的经济竞争，企业兼并浪潮席卷了各西方国家。经济竞争规模不断升级的结果，一方面促进了规模效益的提高，为整个社会创造了更加丰富的物质财富，增强了整个社会商品的总供给能力。另一方面，大规模的经济竞争客观上又加剧了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程度，使整个社会的总需求能力相对减少。在“总供给>总需求”的经济结构中，私人投资者出于追求最大利润的要求，纷纷压缩投资规模并裁减工人。这在实践上，不仅无助于缓解整个社会的供求矛盾，而且会导致经济委缩。这说明，由于社会经济的变迁，仅靠市场利益机制的自发牵引作用无法解决社会经济中的供求矛盾，无法从根本上矫正私人的经济行为，无法达到社会“充分就业”目标和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最终目的，即出现了“市场失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大危机的爆发宣告了在新的社会经济中自由经济理论的终结。于是适应新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并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型财政经济理论――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功能财政理论便应运而生了。在社会“总供给>总需求”的特定经济结构下，自由资本主义的国家中性财政在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增长方面，便失去了积极意义。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凯恩斯以缓解社会供求矛盾，解决充分就业问题为突破口，以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增长为目的，重新发展了国家财政理论，论证了国家活动范围和应该担当的职责。认为国家存在的根本意义在于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当市场机制自发运行不能达到经济的宏观均衡时，国家必须出面进行宏观调控。而为了实现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必须建立适应特定经济结构和旨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尽管在这之后，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80年代出现了经济衰退与

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时期，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功能财政理论受到了来自货币学派、供给学派、新自由主义学派等的批判。但是这些学派都未能彻底推翻凯恩斯学派的功能财政理论或只是部分的修正了凯恩斯的观点。因而至今为止，西方主流财政理论仍然是以凯恩斯财政理论为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之后，普遍认识到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性，因而加强了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以便克服和纠正市场失灵。也正因为这一点导致西方国家政府公共经济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公共收支规模不断增加，引发了西方财政理论对于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如政府公共经济活动如何行事?公共经济活动如何提高其配置资源的效率以增进公共福利水平和促进社会的公平?在政府从事公共经济活动的过程中，是什么原因造成政府的失灵?面对这些问题，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等人利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分析政治(政府)决策、政治家行为特征和选民偏好特点，包括公共财政、公共决策过程，以及社会法规制度的形成等问题，提出独到见解并形成系统理论，即公共选择学派及其理论，这一理论给财政学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而近年来，激励理论、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西方财政学的发展。西方财政学已经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二)我国财政理论的发展历程
　　与研究市场经济的西方财政学相比，财政学的另外一个分支，社会主义财政学也随着社会主义的财政经济实践的不断发展而得以发展。十月革命之后，前苏联经济学者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结合苏联财政经济实践，创立了社会主义财政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财政理论界先是从苏联全盘引进了财政理论，并结合我国财政经济实践活动，对社会主义财政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不断进行探索，既而逐步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理论，即“财政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的需要而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分配或再分配”。这就是所谓的“国家分配论”。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基础上，国家是由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组成的，国家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都是“为了维持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财政也是服务于阶级压迫的需要。许毅在《对国家、国家职能与财政职能的再认识》中开宗明义：“认识国家的本质有必要重温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公共权力。就是国家。公共权力的本质是阶级统治的权力”，这是国家分配论之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最清楚、最高亢的表述。邓子基在《财政的本质决定财政只能是经济基础的范畴》中说：“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不论哪一种类型的国家财政，由于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总是剥削阶级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并以其为主体无偿地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的再分配，来满足需要所形成的一种以剥削为内容、具有对抗性质的分配关系”。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构建的财政理论体系的基本思路是：原始社会末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和社会分工的出现→阶级的产生→国家的产生→财政的产生。但由于“国家分配论”是在特定的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因而不可避免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随着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我国经济领域开始了重大的历史转折，这一理论就遇到了来自实践的严峻挑战。面对这一尴尬局面，“国家分配论”必须突破过去的认识，trot一种新的财政理论，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导不断向纵深发展的财政改革实践。再加上当时财政运行的现实状况是财政收入相对额持续下降的过程中，财政支出却不能同步下降，财政支出刚性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导致财政赤字屡攀新高，财政赤字率直逼3％的国际警戒线。要彻底解决不断恶化的财政分配形势，必须对财政职能或财政活动范围进行重新定位。于是以公共性作为财政分配活动的边界是顺理成章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应运而生了。以张馨发表在1997年第1期《经济学家》上的《论公共财政》为标志，公共财政理论在中国正式作为一种财政理论走到历史的前台。我国财政理论研究与西方财政理论在相同的经济基础之上出现了融合的可能。
　　
　　三、中西方财政理论融合性趋势分析
　　
　　(一)公共财政理论与“国家分配论”融合
　　我国的公共财政理论从其出生伊始，就处于和我国“国家分配论”的财政理论的激烈论战中，争论的焦点在于财政到底是公共性的还是国家性的(亦或说是阶级性的)。然而无论是在真实的历史中，还是在历代学者们的辩论中，国家或者说财政的公共性和阶级性都没有那么泾渭分明，更多、更现实的情况是，任何时期、任何地区的国家都具有两面性，即一方面尽力维护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也面向大众提供不同程度的公共服务。理想的做法是将两种理论融合到一起，寻求-I-既尊重历史、又适应现实需要的解释框架。在这方面，已有学者作过努力，如贾康与叶青于2002年第8期《财政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题名为《否定之否定：人类社会公共财政发展的历史轨迹》的文章，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表现为‘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即无产阶级社会一阶级社会――无阶级社会。与此相适应，人类社会中财政发展的基本轨迹也相应地表现为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即公共财政(原始财政)――国族财政(公共财政逐渐被否定过程)―非公共财政(国家财政-的帝皇财政与王室财政形态)――公共财政渐进重现的过程(从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将由社会主义时期完成的由形式到内容的公共性回归)――公共财政(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财政)”，“在国家产生之后及其漫长的存续期内，‘公共财政’经历了一个渐弱到渐强的过程，而‘阶级性’始终居于任一时期的主导地位，适用于马克思所描述的‘阶级压迫’的国家观，这时候财政的‘国家分配论’成立。结合我国财政发展的实际情况，贾康指出1998年后在我国已“开始启动公共财政的实质性复归过程”，“中国现阶段的国家财政，正处于其第二个‘否定’的初期，当前我们所处的时期，是―个阶级性逐渐淡出、公共性逐渐增强的时期，换言之，我国财政的发展方向是公共财政”。
　　
　　(二)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思路的融合从公共财政理论在我国提出开始，就标志着中西方财政理论在相同的经济运行基本规则――市场机制这一基础之上，呈现出日益明显的融合与趋同。当前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的基本思路都是：市场有效运行→市场失效→(公共)政府介入→公共财政，都认为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建立的最好的经济运行制度，是能够将人们的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最有机地结合起来，将社会发展的各种动力源泉最大限度凝合起来的制度安排。但由于市场机制作用的理想基础是完全竞争市场。因而纯粹市场机制的现实调节结果并不理想，会出现竞争的不完全、外部效应、信息不充分、交易成本、偏好不合理、收入分配不公和经济波动的缺陷，导致市场失灵。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大危机正是市场失灵的最集中体现。当前中西方财政理论均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能自发调节经济至理想状态，所以需要国家进行宏观调控，需要政府去干预经济运行，弥补市场缺陷。如美国著名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理论，将市场经济下的财政职能归纳为资源配置、经济稳定、收入分配，这已经成

为全球财政学界的共识。在探讨和界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职能时，我国理论界有不少学者接受了这三大职能。陈共教授在1994年出版的《财政学》(修订版)中，主张以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为立足点研究财政问题，提出财政的“三大职能”，即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经济稳定和发展职能，得到了理论界的一致认同。
　　
　　(三)中西方财政职能理论的融合
　　中西方相同的财政职能理论出发，必然引出相同的财政支出理论。为了实现国家的宏观调控，必须有财政支出作为物质保障。中西方各国财政支出范围大体上均包括：为各级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提供经费、为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提供经费、为基础设施的投资和运营提供经费和为社会公平提供物质支持。财政支出也都分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两类。购买性财政支出直接影响经济运行，对资源配置影响大；而转移性支出则间接影响经济运行，对国民收入分配影响大。中西方财政除了在财政支出理论上近似以外，在财政收入理论方面也日益趋同。如都以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最主要形式，采用相同的税收分类方法、相同的税制设计基本原则――公平与效率原则，使用相同的财政收入总量衡量标准――财政收入集中率(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等。在处理国家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方面，中西方财政也有着相同的财政体制理论，均认为各级政府要明确划分事权、财权，这是由国家政权结构的层次性、公共产品的层次性和财政职能的层次性决定的。各级政权的财权应等于其事权，否则会引起某一级政权的功能越位或者缺位。在实践上，中西方各国也都采用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来处理各级政权间的财政分配关系。此外，我国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配置全社会的资源。政府财政活动的基本目标被确定为满足经济社会的有益需求，并且要直接插手社会经济的生产、再生产过程以实现全社会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传统的社会主义财政的上述特点实际上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受过良好教育并有较高职业技能的政府官员可以掌握更多的信息，可以在经济活动过程里做出比消费者个人决策更优的判断，从而以政府偏好代替消费者偏好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因此，在上述思想指导下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一切活动，包括经济活动完全是通过强制性的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的。财政管理和决策机制也不存在将个人偏好转化为最大化的社会公共偏好的问题。甚至财政活动可以不考虑个人偏好和任何经济规律的制约。民众对财政行为的合理监督也因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特殊地位而难以实现。而当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公共财政是国家或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类型和模式。以市场的资源配置基础作用决定了公共财政的作用领域只能是市场失灵的领域，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市场能干的，政府就不要去干；市场不能干的，政府就要去干”。政府及其财政只能干市场不能干而又需要干的事，只能站在市场活动之外去为所有市场主体的活动提供服务，从而表现出是一种“公共”活动。因此，公共财政的这一重要特征决定了公共财政应当通过某种决策选择机制将个人偏好和个人决策表达为一种社会的偏好和公众的决策。这恰恰是公共选择的作用机制，我国的公共财政应当也必然是公共选择的财政。因而我国财政理论体系中直接引进了西方财政理论中的公共选择理论。这一理论主要包括政府失灵理论、投票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和寻租理论。
　　
　　作者简介：
　　张平(198―)，女，天津市人，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1]张馨：《论公共财政》，《经济学家》1997年第1期。
　　[2]甘行琼：《西方财政理论的发展趋势》，《财贸经济》1999年第9期。
　　[3]杨志勇：《新比较财政学导论：结合市场化实践的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03年第9期。
　　[4]宋德安：《契约论、公共性与公共财政》，《财政研究》2003年第1期。
　　[5]武彦民：《财政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6]张馨：《比较财政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编辑　聂慧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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