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楼梦魇》看《红楼梦》对张爱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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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红楼梦魇》是文学家张爱玲情节化操作之外的特例，这部关于《红楼梦》的考据和评点专论，是她穷毕十年精力的后期作品。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这部学术专论的表征，而她与《红楼梦》及其作者之间的文化传承关系是这部专论的非学术隐义。张爱玲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对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红楼梦魇》作为自己的间接诉情文本。《红楼梦魇》的完成过程，是张爱玲消解其对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感，表达情感最后归宿的过程。同时，《〈红楼梦魇〉自序》为审视张爱玲与《红楼梦》及作者的情感渊源，考察她与曹雪芹在精神特质、审美传达等方面的契合，深入研究张爱玲的创作意识和文本意义，提供新的考察视角。
　　关键词：红楼梦魇；张爱玲；红楼梦；曹雪芹
　　中图分类号：I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8）04－0134－04
　　
　　《红楼梦魇》是张爱玲丰厚作品系列中唯一的学术著作，意在评点和考证《红楼梦》。红学大家周汝昌为此专作《定是红楼梦里人》一书，从学术层面对该书进行过再评点和详解。但笔者认为《红楼梦魇》的价值并不在其学术范畴。目前，我国大陆的研究注意力聚焦于张爱玲的文学作品，疏淡于她为之倾注了10年功力和心血的著作，这也可算是它的价值真的不在学术范畴的佐证。《〈红楼梦魇〉自序》（以下简称《自序》中是张爱玲真实再现自己与《红楼梦》情缘的写实之作，它为我们解构张爱玲与《红楼梦》渊源关系提供了重要视角。
　　
　　一、诉情文本：情感归宿的同向度
　　
　　真正的学术研究当是心境清雅醇正其间全无杂念，既不受世局与外缘的影响，也不被内心情态所支配，即所谓“惟偏蔽之务去，真理之是从”［1］的审慎，但张爱玲并非如此。她移居美国后，沉潜10年于《红楼梦》文本及版本繁琐考据，自设疑点，多版本比较，校勘辨伪，大胆假设加小心求证，以“一个字看得有笆斗大”的辞简义丰用字完成了她的“张看”。关于书名，她在《自序》里写道：“我寄了些考据《红楼梦》的大纲给宋淇看，有些内容看上去很奇特。宋淇戏称为Nightmare in the Red Chamber（红楼梦魇），有时候隔些时就在信上问起‘你的红楼梦魇做得怎样了？’我觉得这题目非常好，而且也确是这情形――一种疯狂。”在1967年秋天丈夫赖雅去世前，她已经着手于《红楼梦》的考证，1972年，台北幼狮文艺研究社出版的“幼狮月刊学术丛书”《红楼梦研究集》第30卷40期上发表了她的最早成果“红楼梦末完”，接下来几年，各专论陆续问世。这些论作均各有所得，各臻其妙，直至结集而成《红楼梦魇》。张爱玲是将经年痴红的“疯狂”情愫，转嫁到“学术研究”的特殊形式中。如果说曹雪芹将《红楼梦》原创作为直接诉情文本，那么张爱玲则是将《红楼梦》考证作为间接诉情文本。
　　张爱玲的学术研究具有明显的“作家之学术”特征，她以作家的气质与才情感受作家与作品，在抉幽探微之中获得“诗眼文心”“莫逆暗契”［2］的艺术感应。在任职加州柏克莱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的1969年之前，张爱玲曾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与柏克莱的加大图书馆借书时，她看到“脂本红楼梦”，对近人的考据，《自序》中披露“都是站着看――来不及坐下”。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她考证的着迷入神、紧迫焦渴，二是她能找到的考核和例证资料相当有限。第二个问题事关学术真伪深浅，她解决的办法是“唯一的资格是实在熟读红楼梦”，用这样最单纯的方法直奔第一手材料，反倒使她有“采铜于山”的意外清新收获。张爱玲对《红楼梦》文本的熟悉，达到了“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的境界。《自序》是我们解构张爱玲与《红楼梦》的渊源的重要视角，对这3 000字启篇语的释证，正是陈寅恪先生的“以诗证史”的文学研究的另一面――以史证诗。我们在通解《自序》的研究基础上，得其写作的真相，这与旨在学术范畴的考察立场是完全不一样的。
　　《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魇》写作，两者之于张爱玲的意味非比寻常。《红楼梦》是她凡俗世界之外的别样境界，一个令她“确实什么都不管”的“真喜欢”的境界；“偶遇拂逆，事无大小，只要‘详’一会红楼梦就好了”，《自序》里所写到的“详”《红楼梦》，是她暂时摆脱世俗烦扰，享受精神安宁愉悦的生活内容和方式。她在《自序》里所说的“在已经‘去日苦多’的时候，十年的工夫就这样掼了下去，不能不说是豪举”，既有完成某个壮举的富足和自豪，更有了却某桩宿愿的超脱和快慰。“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她用这两句诗为《自序》作结，再恰当不过了。
　　张爱玲家学深厚，自幼酷爱文学，对《红楼梦》痴迷有加。据说她12岁时读《红楼梦》，读到80回以后，只觉得“天日无光，百般无味”，可见她对此书的艺术感觉之了得。她在《存稿》一文中，追忆自己14岁那年，写了个纯粹鸳鸯派章回小说《摩登红楼梦》，还像模像样地拟订共计五个回目。在《红楼梦魇》第一部分“红楼梦未完”的开篇，张爱玲写道：“有人说过‘三大恨事‘是’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第三件不记得了，也许因为我下意识的觉得应当是‘三恨红楼梦未完’。”从她“下意识”将《红楼梦》作为生命最强烈情感的归宿，到“有意识”地为之沉潜十年理性考证，可以说，《红楼梦》这部作品里的艺术元素与张爱铃的生命元素融结为一体了。对《红楼梦》的研究，考据的名义下的是她对《红楼梦》的诗艺渊源、审美情趣、风格意蕴等“诗眼文心”的入迷，甚至影响到她自己作品的叙事模式。张爱玲创作中的爱情婚姻题材选择，饮食男女琐事铺陈和心理描写、形象塑造和语言风格等文本构成因素，都可以确证她和它之间的千丝万缕联系。所以，周汝昌先生盛赞《红楼梦魇》，也用了一句性情中语：“只有张爱玲，才堪称雪芹知己。”
　　
　　二、末世情怀：文人品格的共同构型
　　
　　“纵观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变之间际，常呈一纷纭错杂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多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3］陈寅恪先生关于“士大夫阶级”与时代社会的关系的论述，照应了曹雪芹和张爱玲共同精神气质的种种现象。
　　曹雪芹对颓败了的贵族世家感情复杂，“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与“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共享《红楼梦》的情感空间，同情、无奈的末世喟叹与悲愤、质疑的否定批判共存于文本中。曹雪芹没落贵族的宿命思想和深刻的悲观主义，诉之于这部家族史和情爱史中。甚至有学者认为，曹雪芹“对没落贵族的哀叹和惋惜要大于其对没落贵族的批判和讽刺”。［4］张爱玲于20世纪40年代横空出世，以女性命运的多种形态和生命的欲望为创作视觉，对女性时代人生的境况进行深度自省和反思。研究者习惯把张爱玲的《金锁记》与《红楼梦》放在一起审视，并对前者给予过极高的赞誉：“我们的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5］
　　张爱玲感性与理性经验里所获得的末世之感，是她和《红楼梦》及其作者形成精神气质契合的渊源。她的末世之感主要是从这两种经验中离析出来的。一是早期经验里的失败感与没落感。根据弗洛伊德还原式的解梦法，追根溯源的童年创伤是梦的隐义，对她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早期经验里充满失败没落感，即便是1952年避居香港后的多种经历，也与她的早期经验构成连带关系。1937年17岁那次逃离父亲家，是她第一次迎受生命冷酷真相；1939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将英格兰求学之梦改到了香港，是她对命运的委曲求全；1942年从沦陷的香港退回到出生地，是她人生至此最无选择的选择。1940年《西风》杂志刊出了她的应征作品《天才梦》，其中很出名的一段话是：“……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噬性的小烦恼，生命只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样的句子，出自一位19岁少女的笔下，不能不说她性格里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敏感、忧郁、成熟、世故，过早涉入悲凉的世事已给她的心灵铺上了灰暗、苍凉的底色。二是对日渐式微的社会的危机感和忧患感。经过“五四”的扫荡，旧生活方式和文化形式已经沉沦，新的生活轨道并未完全形成，这是一个新旧之际的“末世”和乱世。加上世界范围内的战争危机，普通人的生存已面临严重威胁。张爱玲曾在《五四遗事》一文中说：“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香港和上海是张爱玲生活和书写的两个重要场景。作为新旧社会转形期的都市，这里是自由经济与传统文化共同产生作用的地方，交织着现代化的喧嚣和传统的没落多种元素。她曾在《传奇再版序》中表述过自己的困扰和恐慌：“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张爱玲以这样“末世”创作心理，审视文化败落时期的人生状态和情感心理，表现人性在危机时代的扭曲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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