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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藏本《琅嬛文集》考论

作者:未知

  摘 要: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琅嬛文集》钞本二卷,早见著录,曾为沈曾植、郑振铎等名家收藏,流传有序,却长期默默无闻。从笔迹和相关事迹考察,该本很可能是清代贵州学者郑珍据手稿本所抄,较《张子文秕》更能反映初稿原貌,且因抄者水平高于光绪贵州刻本的底本(王介臣钞本)而错误较少,保存的批语也足供校勘,应受到张岱研究者的重视。
  关键词:琅嬛文集 国家图书馆 郑珍 郑振铎
  中图分类号:K2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9)02-90-98
  Abstract: The two-volume Lang Huan Corpus collected by the National Library has been enrolled in a long time before and has a clear process of handing down, but it is silent and nobody notice it. This corpus may be copied by a famous scholar from Guizhou in Qing dynasty named Zheng Zhen. It is nearer to the first draft than the other copy Zhang Zi Wen Bi, and has less errors than the base of Guang Xu Guizhou edition(copied by Wang Jiechen) because of the copier has high level of literature. There are also many valuable comments in it. aLLInn all , researchers of Zhang Dai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it.
  Keywords: Lang Huan Corpus;National Library;Zheng Zhen;Zheng Zhenduo
  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的诗文在其生前就汇编成集,取张华游历“琅嬛福地”的典故,命名为“琅嬛文集”,有手稿本、钞本和刻本传世。本文要讨论的是《琅嬛文集》的一种清钞本,现藏国家图书馆,曾为郑振铎收藏,故暂命名为“郑藏本《琅嬛文集》”,简称“郑藏本”。该本早见著录,流传过程也约略可考,但从不为学界重视,就连张岱研究专家夏咸淳在整理《张岱诗文集》的时候都没有提及,其他张岱研究者如佘德余、胡益民、张则桐等的论著中也未关注它。此书2017年被收入《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影印出版,更方便见到。其在《琅嬛文集》版本流传过程中的地位与自身的价值,有必要研究揭示;整理研究张岱的诗文,也有必要参考此书。
  一、郑藏本的著录与收藏
  当代学者夏咸淳是整理、研究张岱诗文的专家。在《张岱诗文集》(增订本)的前言中,他简要叙述了版本流传情况:“张岱《琅嬛文集》手稿原为诗文合集,及散失外流,分别为不同藏书家所有……今诗稿犹为黄氏家藏物。而文稿幸赖持有者会稽(今绍兴)王氏父子以手稿誊钞本付之剞劂,此即光绪刻本《琅嬛文集》。惜王氏所藏手稿与钞本并郑珍钞本今俱渺焉不知去向。张岱生前曾对诗文手稿进行修改,倩人抄录而成《诗秕》与《文秕》,合之仍称《琅嬛文集》,拟付梓而未果,故称钞稿本或曰待刻本,今藏国家图书馆……又上海图书馆藏清钞本《张子诗秕》……是转钞于清初待刻本《张子诗秕》。”1
  依夏說,保存张岱诗集的版本今存黄氏藏手稿本《琅嬛文集》、国图《张子诗秕》、上图《张子诗秕》;保存文集的版本仅存《张子文秕》、光绪刻本《琅嬛文集》。其实并非如此。不仅在天一阁还保存着一种有诗有文的沈复灿钞本《琅嬛文集》,就在国图内部,除了《张子文秕》和《张子诗秕》,也还有一种钞本,为夏咸淳所未提及。该本特征如下:《琅嬛文集》,钞本一册,存文集两卷,前有王雨谦、祁豸佳序,后依次为“序”35篇和“记”11篇,内容相当于《张子文秕》一至三册,但“序”的部分比《文秕》多《柱铭抄自序》《西湖梦寻序》两篇。第一页《琅嬛文集序》题目下有“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阳文)、“耄逊”(阳文)、“海日楼”(阴文)三方章,祁豸佳《序》题目下方有“北京图书馆藏”(阳文)方章,第一卷“序”首页上题“琅嬛文集”之下有“祖同豪气未除”(阳文)方章,下题“陶庵张岱著 白岳王雨谦评 雪瓢祁豸佳校”,全书尾页最下有“长乐郑氏藏书之印”(阳文)长方章。无框无栏,每页九行,行二十一字。行间与文后有批语。正文为楷书,批语为行楷或行书。
  “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与“长乐郑氏藏书之印”是郑振铎藏书印,故暂命名该书为“郑藏本”。据郑振铎藏书编成的《西谛书目》中著录了此书,“琅嬛文集一卷 明张岱撰 清钞本 一册”1,而题跋集中未见。郑氏《劫中得书续记》中有一篇《琅嬛文集》的题跋,标明是“光绪间刊本”,即光绪刻本,并非为此钞本而作;但其中说:“此书非难得者,昔尝收一不全之钞本。”2此钞本当即“郑藏本”。在《清代文集目录序》中,郑氏记载:“壬午初春,上海孙某书散出,为蕴华阁所得。予以半月之力,择取清代文集百许种。然绝无佳者。”3“壬午”为1942年,“孙某”当即孙祖同,《琅嬛文集》可算作清代文集,正在搜求范围内,应该就在此时被郑购得4。郑振铎并不重视这一钞本,称“无佳者”,未作题跋,仅在光绪刻本的题跋中提了一句。
  再检索其他目录,可知此书早见著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中有“琅嬛文集二卷 清张岱撰 清钞本”5,藏处为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国图。《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有“琅嬛文集二卷 清张岱撰 清钞本 一册 九行二十一字无格”6。《中国古籍总目·集部》有“清钞本 国图”7,当即此书。《国家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亦有“琅嬛文集二卷 (明)张岱撰 (明)王雨谦评 清钞本 一册”8。《清人别集总目》有“琅嬛文集2卷 清钞本(北图)”9。《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张子文秕十八卷 诗秕五卷”条:“现存清钞本《琅嬛文集》二种:一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二卷本,一为宁波天一阁所藏不分卷次。”10前者即此书。《明别集版本志》著录较详:“琅嬛文集二卷 清张岱撰 清钞本 九行二十一字 卷端题:‘陶庵张岱著 白岳王雨谦评 雪瓢祁豸佳校’。 王雨谦《琅嬛文集序》,祁豸佳序 (国家)”11,“国家”指藏于国图。以上著录虽然在张岱身份的明清归属上有差异,但所指是同一部书。对这样一个早见著录的钞本,夏咸淳叙述版本源流时不着一字,实属欠妥。   晚清学者李慈铭在光绪丁丑(1877)四月十八日的日记里,保存了可能是郑藏本最早的收藏记录:
  得鄞人郭传璞孝廉书……并以钞本张陶庵岱《琅嬛文集》两册见示,前有王白岳雨谦、祁雪瓢豸佳两序……此集皆序记小文,诙谐鄙里,为明季山林中下品恶派。惟所载《越山五佚记》,虽文甚俗劣,而小有裨于志乘……又有《快园记》……又《兴复大能仁寺记》…… 12
  李慈铭描述的钞本前有两序,内容是序、记,其篇目、顺序,都与郑藏本若合符节。郑藏本现为一册,而李说两册,可能当时序和记两卷各成一册,后合订。这篇日记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此本为郭传璞藏物。《中国藏书家通典》对郭传璞的介绍如下:
  郭传璞(生卒年不详),清末藏书家,书画收藏家。字晚香,号恬士,浙江鄞县(今宁波)人。同治、光绪间以孝廉任文职官员……有“金峨山馆”,编有《便查书目》,著录图书1400余种……民国年间藏书散失。藏书印有“晚香”“臣郭传璞”等。1
  郑藏本上没有郭传璞的藏书印,但他很可能是该本的早期收藏者之一。其后的收藏情况,考察书上的印章可以大概了解。“耄逊”“海日楼”是沈曾植藏书印,均见于《寐叟题跋》。“祖同豪气未除”应为孙祖同之印。关于孙祖同,《中国藏书家通典》介绍如下:
  孙祖同(约1888—约1940),民国藏书家。字伯绳。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迁居江苏虞山(今常熟)……曾编撰有《虚静斋宋元明本书目》……晚年因经营旅社亏空,债务累累,准备卖书还债,北京图书馆闻之,遂以旧币近亿金购走。2
  按年代先后,此书大约先由郭传璞收藏,到沈曾植,到孙祖同,再到郑振铎,最后归于国家图书馆。沈曾植《海日楼题跋》中未见此书题跋;此为清钞本,孙祖同《虚静斋宋元明本书目》也不会著录。此书如何从郭传璞到沈曾植手里尚未可知,但从沈曾植到孙祖同,似有一点线索可寻。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在《新发现王国维致沈曾植手札七通考释》一文中说:“王国维这数通手札最初是由谁收藏的?暂时无法得以确证。但据夹杂于同一书中的跋文,知此《壬癸集》乃是近代收藏家孙祖同故物。其跋文云:‘庚辰腊月中澣,祖同道兄出示《壬癸集》,因随手书此。’‘庚辰’为1940年。此王国维数封手札是否亦为孙祖同所收藏?有待进一步的考订。但孙祖同居沪甚久,且精书画等鉴识、收藏,与同样精通此道的沈曾植自然有交往的可能,然此数札是得之于沈曾植本人,还是在沈曾植去世后从其他渠道获得?一时也难明判。”3既然孙可能收藏沈收到的信,便也有可能收藏沈的藏书。值得注意的是,此书早期收藏者郭传璞,见阅者李慈铭,其后的收藏者沈曾植、孙祖同,均为浙江人,可见从同光年间到民国,此书一直在浙江地区流传。郑振铎等藏家并未重视此书,入藏北京图书馆以后,也一直默默无闻,连专门整理张岱诗文的夏咸淳都没有提及。
  二、郑藏本的地位:郑珍钞本
  关于《琅嬛文集》文集部分的流传抄录,夏咸淳在《张岱诗文集》(增订本)前言中介绍道:“其《琅嬛文集》先为王惠借出……道光间携此稿宦游贵州,遇当地著名学者郑珍,出示《琅嬛文集》。珍见而奇之……‘竭数昼夜力钞录去’。王惠之子介臣也深爱是编,托人别录一本,送其父王惠‘校正’,‘什袭藏之’……会王介臣老友湘潭黎培敬(一八二六—一八八二)任贵州布政使,促成其事,于光绪三年椠于黔。然而王氏什袭珍藏的文集手稿本,及照稿本誊钞用以付梓、并经王惠‘校正’的本子,还有学者郑珍‘竭数昼夜力钞’的本子,现在都已亡佚不可复见。”4
  由此可知一共存在过三种手抄状态的文集,分别是张岱手稿、郑珍钞本和王介臣钞本。通过与现存张岱手迹比照,可以确定郑藏本不是张岱手稿本。王介臣说除了郑珍,“此外无人见也。”在没有其他版本信息的情况下,郑藏本就可能为郑珍钞本或王介臣钞本二者之一,那么它究竟是哪一种呢?
  郑珍(1806—1864),字子尹,贵州遵义人,清代西南大儒。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的郑珍《巢经巢诗文集》与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的《巢经巢诗钞笺注》二书的插图展示了两幅郑珍的手迹,分别为行书(图一)和行楷书(图二),与郑藏本(图四、五)对比,特别是与批语对比,笔力与书写习惯非常相似,“奇”“正”“大”等字尤为明显,极有可能出自一手。《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所收《郑柴翁诗稿》(图三)是郑珍手迹,书写风格与郑藏本也相似。
  郑珍抄录《琅嬛文集》的过程,王介臣描述如下:“昔郑广文珍见之曰:‘精浑胜归唐,何论二十四家耶?箧中有此,盗贼水火不能近也。’竭数昼夜力钞录去,此外无人见也。”郑藏本正文尚工整,评语则显潦草,甚至有不易辨認者,正符合“竭数昼夜力钞录”的借抄状态。而王介臣之父王惠描述王介臣过录本则说:“属同人录出,乞余校正,分为六卷,合作一函,什袭藏之。”此书为王氏家藏物,时间从容,又是请人抄录,目的是送给父亲校正,态度是珍爱收藏,可想而知这个钞本一定是认真整齐的,不应呈现正文工整、评语潦草的状态。另外,郑藏本的纸质较薄,能隐隐看到背面的字迹,属于很一般的纸张。揆之情理,王介臣的本子纸质应讲究一些,而郑珍仓促借抄,纸张选择就比较随意。两相对比,郑藏本应该是郑珍钞本。
  郑藏本是郑珍钞本而非王介臣钞本,还有以下几方面的证据。
  首先是时代问题。郑藏本避“玄”字,如《史阙序》中涉及“玄武门”,“玄”字抄时便缺末笔,后来或点去改作“元”,或直接在原字上涂写作“元”。还避“暦”字,如《桃源历序》中的“暦”字一律写作“歴”,《历书眼序》题目中原作“暦”,径涂写作“歴”,文中出现两个“暦”字,都点去改作“歴”,批语中作“歴”。以上现象说明该本最早也是乾隆及以后的钞本,而且是先抄正文,后抄批语,抄批语的过程中顺便检查改正正文中漏避的字。
  具体言之,王惠作于“道光戊戌良月(1838年10月)”的《跋琅嬛文集》中说王介臣“属同人录出,乞余校正”,却没有提郑珍,可知郑珍抄书当在1838年10月之后。郑珍卒于1864年,抄书必在1838年10月至1864年之间。1877年,李慈铭见到了郭传璞收藏的两卷钞本,可见该本已流传到浙江,并仅存前两卷。正是在1877年,黎培敬在贵州把王介臣钞本付刻(黎《刻琅嬛文集序》署“光绪三年岁在丁丑”)。这证明李慈铭见到的疑似郑藏本的两卷本不可能是王介臣钞本。若郑藏本是郑珍钞本,不仅时间、地点上无抵牾,且与它的兄弟钞本(王介臣钞本)同见于1877年的记载,亦是其时代背景上的一点旁证。   其次是郑藏本的编排特点,即单篇独立,互不连属。该本每篇文章结束后,都不再接着写,而是用另一张纸从头开始抄下一篇。不标卷数,没有页码连缀,每篇都可以单独抽出来。《张子文秕》则是上一篇结束后,紧接着在下一行就开始抄下一篇,连空行都没有,而且有卷数,有页码,不能抽出。对比这两种现象,可以想见,单篇独立者是未定稿,是陆续补入的,也可以随时删削或调换顺序;互相连属者是一定程度上的定本,不准备再做调整,《文秕》工工整整的抄写状态,也证明已经定稿。
  《琅嬛文集》文集部分的手稿本今不知所在,可据张岱其他手稿了解手稿本的状况。黄裳收藏了《琅嬛文集》诗集部分的手稿和《史阙》的手稿,他说诗集手稿“以诗体分卷,每卷前有大题,不书卷数”,这一特征与郑藏本一致;“得此书前六月,于‘传薪’得《史阙》稿本六巨帙,用纸与此全同,然皆经剪贴作账簿状,当为宗子手稿长编原式”;介绍《史阙》稿本时说:“卷中还保留着剪贴的痕迹,可以推知,作者开始时是见书即抄,积累了大量的长编素材,最后才编纂粘接成书的。”1这种逐渐积累成的稿本状态,应当就是单篇独立、不相连属的,也为郑藏本所有。既然郑藏本不是手稿,又具备手稿本的特征,那就说明它是直接据手稿抄来的。郑珍钞本正处在流传过程的这一环上。
  再看郑藏本上的批语。光绪刻本的底本是王介臣钞本,郑藏本如果是王介臣钞本,其批语就应等于或多于刻本。然而在刻本正文第一页,就有一条郑藏本不具备的批语,即在“银钩铁勒,简炼之手,出以生涩”之旁的“一部史蔽此二语”,仅此一例就可以说明郑藏本不会是刻本的底本,何况刻本多于郑藏本的批语还有30多条。
  最后,郑藏本的题名。《琅嬛文集》第一卷大题“序”之下有题名,郑藏本作“陶葊張岱著 白嶽王雨謙評 雪瓢祁豸佳較”,《文秕》作“陶菴張岱著 白嶽王雨謙評 雪瓢祁豸佳較”,光绪刻本作“陶葊張岱著”。“陶庵”的“庵”字,《文秕》是一类,郑藏本与光绪刻本是一类;内容上,则光绪刻本简,郑藏本与《文秕》全,“较”字为避明讳,带有清初钞本的特点。“菴”“葊”都是“庵”的异体字,可通用,三种文本在这个字上的差异可以这样解释:郑藏本与光绪刻本(王介臣钞本)来自同一底本,这一底本不是《文秕》及其过录本,而是张岱手稿本,手稿本当作“葊”。《文秕》整理意识较强,可能把“葊”改作更常见的“菴”;郑藏本和王介臣钞本整理意识较弱,只是照录,保留了手稿本的“葊”字。《文秕》是张岱生前倩人抄写的,距王雨谦和祁豸佳很近,自然要按手稿录上;王介臣钞本距王、祁已过去了二百年,可能不大关注他们,就简而删。郑藏本与王介臣钞本同一底本而保留了批校者与“较”字,说明其照录不改的态度,与写“葊”字原因一致。如果把郑藏本定位为郑珍钞本,以上的细节问题,都能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
  综合分析以上各种特征,排除了郑藏本是王介臣钞本的可能,那么它就很可能是郑珍钞本。
  三、郑藏本的文献价值
  沈复灿钞本《琅嬛文集》不存序、记,已知包含郑藏本内容的版本仅有《张子文秕》和光绪刻本(《文秕》据国家图书馆扫描版,光绪刻本据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原周作人藏本)。以此两本校对郑藏本,不仅能进一步佐证郑藏本为郑珍钞本的假设,还能揭示郑藏本自身的文献价值。
  校勘结果是:正文字句,郑藏本与《文秕》同而刻本独异的有65处,郑藏本与刻本同而《文秕》独异的有179处,《文秕》与刻本同而郑藏本独异的有24处,以上差异包括“讹、脱、衍、倒”各种情况。批语,郑藏本多于《文秕》的有169条,《文秕》多于郑藏本的有52条,郑藏本多于刻本的有5条,刻本多于郑藏本的有32条,字句稍异而能看出是同一批语的不算在内。
  从正文字句来看,郑藏本与底本为王介臣钞本的光绪刻本距离较近,与《文秕》较远,至于其自身独异的24处,则多为抄手疏忽。如《诗韵确序》“几不识孰为沈韵”讹为“几不复熟为沈韵”,《博浪椎传奇序》“不可救药”讹作“不可究药”,《廉书小序》“收拾”讹作“枚拾”,《琅嬛福地记》“茂先”讹作“先生”,《越山五佚记》序“天不得而主也……天不得而圉也……天不得而发也”,第二个“天”字讹作“人”;《史阙序》脱“抑闻见之不得其真乎”一句,《岱志》“绝不以玲珑小巧示人”脱“不”字,《海志》“自辰至未”脱“自”字,“沃野二三万亩”脱“亩”字;《四书遇序》“其意义忽然有省”下衍一“省”字。诸如此类,皆一读上下文即可发现之笔误,不必深究。
  郑藏本也有值得注意的异文,可能保留了手稿本的原貌。《越绝诗小序》中称“我明太祖高皇帝”,《文秕》与光绪刻本均略去“明”字,是遗民痕迹太过明显之故。《詩韵确序》中称“庄烈皇帝”,他本均做“烈皇帝”,也是敏感词汇。《兴复大能仁寺因果记》开篇“晋丞相掾许玄度”,他本无“掾”字。按《世说新语·言语》“刘真长为丹阳尹”条注引《续晋阳秋》:“许询字玄度……司徒掾辟,不就,蚤卒。”余嘉锡按“司徒掾辟”即“辟司徒掾”之倒文。“司徒掾”或可作“丞相掾”,但与“丞相”相差甚远,可见郑藏本这个“掾”字十分关键。但郑藏本原本也作“晋丞相许玄度”,后在“相”字下添了一个“掾”字。这个字若为底本所有,开始漏抄了,在抄批语的时候顺手添上,则郑藏本保留了手稿本原貌;若底本原缺,说明张岱记错了,是抄手凭自己的知识添上的,那么抄手也需要一定的水平,这与郑珍的学者身份亦相符。
  三类异文中,郑藏本、刻本一致而《文秕》独异的情况最多。因为郑藏本很可能是郑珍钞本,与刻本同出于手稿本,所以此类异文即为《文秕》与手稿本之差异。有的异文,《文秕》较逊色,郑藏本佐证刻本,保留了原貌。如《四书遇序》“邂逅相遇”,《文秕》作“邂逅相逢”,此段正谈“遇”,为“逢”则错过主题。《越山五佚记·怪山》“勒弥勒佛像以镇压之”,《文秕》讹作“填压”。《快园记》“下有角鹿、麀鹿百余头”,《文秕》“麀鹿”讹作“麋鹿”,角鹿为公鹿,麀鹿为母鹿,正相对,与麋鹿无关。《史阙序》“得一语焉,则全传为之生动;得一事焉,则全史为之活现”,《文秕》后句作“则全史为之生动”,涉上重复。《皇华考序》“可见按图索籍,山溪道路,一目了然……此时版图画一,途路分明,毋使越裳之人迷其疆界”,《文秕》“版图画一”作“按图索籍”,亦涉上重复,且脱“毋”字,文意不通。《海志》“沙松如絮,没鞋靸”,《文秕》脱“如”字。王雨谦《琅嬛文集序》“而明诸日月”,《文秕》“明”作“昭”,于意无优劣,但反映了《文秕》抄者谨慎的态度,至晚清时,则照录“明”字,体现了原貌。   更多的则是《文秕》高出一筹。因为其他两本一处同时抄错的几率较小,所以可能是手稿本原文即有不足,整理《文秕》时进行了修改。如《石匮书自序》“墨汁斗许”,《文秕》作“墨瀋斗许”,“瀋”即“汁”的古雅说法。《一卷冰雪文序》“玉石之有胞浆,诗之有冰雪”,《文秕》作“玉石之有胞浆,诗文之有冰雪”,字数更协调;又引苏轼语“读之惨凉”,《文秕》作“读之惨凛”,苏文原为“惨凛”。《老饕集序》“我兴至宣庙”,《文秕》作“我明兴至宣庙”,文义通顺。《四书遇序》“自有注脚,则十去其五六矣;自有诠解,而去其八九矣”,虽可通,而字数不协,《文秕》后句作“而十去其八九矣”,更工整;“色声香味触发”,《文秕》作“色声香味触法”,佛教常识也。《昌谷集解序》“服生熟多,则用大黄芒硝解之”,“生熟”《文秕》作“生熟地”,结合《陶庵肘后方序》可知是地黄,简称“地”,缺则不可解。《梦忆序》“昔人生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文秕》作“昔日”,可知他说自己,与昔人何干?又“黍熟黄粱,车旅蚁穴”,《文秕》作“车旋蚁穴”,旋即回,车回梦醒,正与“黍熟黄粱”相对,“旅”字为形近而误。郑藏本先作“旅”,后改为“旋”,情况与“丞相掾”之“掾”字等。《陶庵肘后方序》“勺水不入口者,旬有八日矣”,《文秕》作“勺米”,病人积食,十八天不进食,或许还可支撑,若十八天不饮水,则断无生理。《茶史序》“待其返。更定矣,老子睨余曰”,《文秕》于“老子”后多一“返”字,又下文更多“灯下视茶色,与瓷瓯无别,而香气逼人,余叫绝”四句,又于“少顷”与“一壶满斟”中多一“持”字,可补缺。《萧邱谵述小序》“家文恭生二子一女,长则余大父学使公,次则季祖廷尉公”,《文秕》作“家宫谕文恭公……”,张岱于祖辈称“公”,称官职,于曾祖更当如此。《琅嬛福地记》“石彭与凫毛,所见同儿稚”,《文秕》作“石鼓”,是重大者,与“凫毛”相对,“石彭”不通。《岱志》“鲁之乔木,孔子桧、子贡楷、大夫松、峄阳桐,仅存朽株”,岱有《孔子手植桧》诗,知其非朽株,《文秕》作“鲁之乔木,如孔子桧,独踞朽寿之外;至若子贡楷、大夫松、峄阳桐,仅存朽株”,方是原意。下文“為大部洲所无”,《文秕》作“为四大部洲所无”。《海志》“徙其民三十万户入内地,遂荒废”,《文秕》作“徙其民数十万户入内地,立碑山上,子孙朝有奏开金塘山者,全家处死,地遂荒废”,详细完整;“蹶而仆,又谓是菩萨掖之也”,《文秕》作“蹶而不仆”,文理方畅,否则既已摔倒,复何云“掖”?凡此种种,均为《文秕》优于手稿者。因《文秕》抄于张岱在世时,所以这些改动很可能大部分出自作者自己,可视为作者修改稿。
  第三种异文是郑藏本与《文秕》同而刻本独异的情况。既然郑藏本与刻本同出一源,那么刻本的独异就不是手稿本的问题,而是王介臣钞本的问题,郑藏本与《文秕》共同保存了原貌。如《水浒牌序》“方许解观”,刻本讹作“方许改观”。《海志》“不谓老饕如余”,刻本“如”讹作“和”;又“哗然大笑”,刻本“笑”讹作“啸”。《快园记》“所陈设者,皆周鼎商彝,法书名画,事事精辦”,刻本讹作“精辨”。《历书眼序》“是又律学中之尾生孝已矣”,刻本作“尾生者已矣”,是不知“孝已”为商代人名而妄改。《萧邱谵述小序》“灼然玉举”,刻本作“玉质”,是不知典出《世说新语·赏誉》:“刘万安即道真从子,庾公所谓‘灼然玉举’”而妄改。《西施山书舍记》“长袖胡旋”,刻本作“周旋”,是不知“胡旋”为舞名而妄改。《孙忠烈公世乘序》“实置声援,则设官选锐”,刻本讹作“设板”;“云礽五世”下脱“玉燕投怀,克肖河东三凤;白眉绳武,不亚荀氏八龙”四句。《夜航船序》“吾辈聊且记取”,刻本脱“聊”字。《琅嬛福地记》“异日愿裹粮再访”,刻本脱“愿”字。《岱志》“房百十处”,刻本脱“百”字;又“已射而代”,刻本讹作“已歇而代”,“射”即一射之地,“歇”字牵强。《石匮书自序》“史遂不能果作,而作亦不复能佳”,刻本脱“亦”字;又“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以故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刻本“以故”倒为“故以”。《大易用序》“顺此者方为吉祥,悖此者即为祸患”,刻本“祸患”倒为“患祸”;又“霍光当难道安,否泰睯矣”,刻本讹作“忘安”,未解文意。以上错误有妄改,有脱漏,有误倒,多出于浅陋,可见王介臣钞本的抄手与校刻者水平一般。
  刻本也有优于《文秕》、郑藏本之处,应为抄者或校刻者对原文的修改。如《石匮书自序》“甫能成秩”,刻本改作“甫能成帙”。《史阙序》“其义则某窃取之矣”,刻本改“某”为“丘”,还孔子语原貌。《陶庵肘后方序》“先大夫忽然起立,握拳乱筑人,若具数百斤勇士力者”,“若”字为刻本所添,明其病中狂态,非真有也。《雁字诗小序》“若再加以李杜之年,再加以李杜之学问”,刻本删去“问”字,字句协调,且于意无差。《廉书小序》“聚炭怀山,积薪襄岭”,刻本改作“襄陵”,是据“怀山襄陵”成语。这些小修小补不能掩盖王介臣钞本整体水平一般的事实。
  郑藏本保留了大量批语,与《文秕》和刻本的批语对校可知,三者大部分重复或类似,基本可以确定这些批语是王雨谦所作。除去重复或类似的部分,三本各有一些批语为其他两本所缺,以郑藏本为比照项,《文秕》多于郑藏本者有52条,郑藏本多于《文秕》者则多达169条;郑藏本多于光绪刻本的有5条,光绪刻本多于郑藏本的有32条。
  郑藏本多于《文秕》的批语主要集中在第一卷“序”中,有143条,第二卷“记”仅有26条。这些批语多简短而浅显,有的只有几个字,如“点睛”“确论”“极是”“叠喻不穷”等。不以内涵、文采取胜,但有助于后代读者理解和注意文中的亮点。《文秕》第一卷主要采用眉批的形式,空间有限,不得不删汰细碎,保留篇幅较长、内容精当、具有总评性质的批语。第二卷改为行间批与眉批并行,缺失明显减少。郑藏本多出的这些批语,光绪刻本也多保留,二本相似度较高,这证明它们同出一源。因为《文秕》第一卷评语严重缺失,郑藏本的校勘价值就此凸显——不至于使光绪刻本成为“一言堂”。   《文秕》多于鄭藏本的52条批语里,第二卷占了31条。尤其是《岱志》《海志》两篇宏文,有许多重要的批语郑藏本未抄。前文已考察过郑藏本的抄录过程,是先以楷书抄正文,再以行书抄批语,顺便校改正文的错误。这种批语前详后略的情况,可以解释为抄者的时间紧迫,抄完正文后,批语来不及全抄,所以逐渐疏略。郑藏本仅存前两卷,假设有以后的部分,可以想见其中批语会越来越少。批语逐渐疏略的事实同样把郑藏本的身份指向郑珍钞本,与批语潦草、纸质随意一样。
  郑藏本与刻本属同一系统,但批语也有出入。郑藏本多于刻本的5条中前两条(真得紧、恰好)《文秕》也不存,仅见于郑藏本。刻本多于郑藏本的32条中第一卷“序”有24条,21条为《文秕》所无,第二卷“记”有8条,2条《文秕》亦无。这种现象正和《文秕》前略后详而郑藏本前详后略的特征相符。受抄写者注意力所限,批语有遗漏在所难免,三个版本互有出入,互相补充,便能组成目前最完整的批语。
  通过对正文与批语的考察,郑藏本的文献价值渐趋明晰。它虽不像沈复灿钞本那样贡献了前所未见的篇章,其中批语也在他本有所保留,但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项,校勘价值不容忽视。在《文秕》系统和手稿本系统这两个传承脉络上,郑藏本与光绪刻本同出于手稿本,相互印证,保留了许多未经《文秕》改动的初稿原貌与批语。在手稿本系统内部,郑藏本又以郑珍这样的高水平抄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足以校正刻本错误的可靠版本,它在刻本出错的地方往往能避免出错而与《文秕》一致,就说明了这一点。其忠实于初稿的程度高于《文秕》,而准确性又高于刻本,可补缺,可正讹,这就是郑藏本的校勘价值。
  综上所述,郑藏本《琅嬛文集》应为贵州学者郑珍从王介臣处借抄手稿本而成的钞本,约于同治初到光绪三年之间从贵州流传到浙江,先为郭传璞收藏,并借给李慈铭阅读,当时即仅存两卷。而后流传于沈曾植、孙祖同、郑振铎之手,最后归于国图。整理研究张岱诗文的人应该关注这一钞本,因为它介于《张子文秕》与光绪刻本《琅嬛文集》之间,抄录态度忠实,水平较高,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关于郑藏本是否确为郑珍钞本,还缺乏直接有力的证据。若真能论定其为郑珍所抄,则价值将不止于张岱研究,亦有利于郑珍研究。至于其题名,可仿天一阁沈复灿钞本命名为“郑珍钞本《琅嬛文集》”,或以其始为郑氏所抄,而终为郑氏所藏,名之曰“郑本《琅嬛文集》”。
  责任编辑:黄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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