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进原型人物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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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姓名字号、生活习惯、科名仕宦、人生经历乃至人物性情等诸多方面的对照可知，曾推荐吴敬梓参加博学鸿词之试的安徽学政郑江就是《儒林外史》中周进的原型。吴敬梓一方面以郑江为原型人物塑造了周进，另一方面又以自己对于士人命运的深邃体察和理解，通过巧妙的点化，给予了小说人物更为经典的性格属性和人物意义。在周进身上，吴敬梓巧妙引入了郑江的“老师”身份，这一身份让周进摆脱了仅仅作为个体人物存在的孤立状态，通过和诸多学生之间的勾连貫穿起了诸多的情节，并成为在意义层面可供追根溯源的起点。
关键词：《儒林外史》;周进;郑江;原型人物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9）03-0165-007
周进是《儒林外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除了楔子部分的王冕之外，周进也是全书第一个出场的重要士人，小说实际是以“周进传”开篇，开始对于整部“儒林外史”的叙述。就此而言，在人物形象、小说结构以及意旨表达等各个方面，周进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周进亦是学界在研究《儒林外史》时的一个焦点人物。
金和在为《儒林外史》所做的跋中曾说“或象形谐声，或廋词隐语，全书载笔，言皆有物，绝无凿空而谈者”[1]，虽然未必全然“凿空而谈”，但诸多学者在人物原型和小说本事方面所作出的一系列研究都在不断印证金和的这一说法：很多书中写及的人物和情节都有本事依托，甚至就是吴敬梓曾密切接触过的士人或事情。但周进这一人物的原型，却一直未被揭示出来，即使在提供了诸多原型人物线索的金和跋中，对于周进的原型也未置一词。事实上，与全书的诸多士人一样，周进也是在原型人物的基础上塑造而成的小说人物，而这一原型人物同样与吴敬梓有较为密切的接触。本文便以对于周进原型人物的考察为基础，探讨这一小说人物的形成过程及其在全书结构与意旨方面的意义指向。
一、原型人物考证
在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中有一首名为《送学使郑筠谷夫子还朝三十韵》的诗作，诗题中提及的“郑筠谷夫子”，便是时任安徽学政的郑江。郑江（1682—1745），字玑尺，又字荃若，号筠谷，浙江钱塘人。据唐时琳所写的《文木山房集序》：“今天子即位之元年，相国泰安赵公方巡抚安徽，考取全椒诸生吴敬梓敏轩;侍读钱塘郑公督学于上江，交口称不置。既檄行全椒，取具结状，将论荐焉，而敏轩病不能就道。”[2]612由此可知郑江不仅赞赏吴敬梓的才学，还曾推荐他参加“博学鸿词”之试。孟醒仁在《吴敬梓年谱》中提及了这一材料，并引吴敬梓《送学使郑筠谷夫子还朝三十韵》诗中的“曾令蓬户窥”以及金兆燕《寄文木先生》一诗中的“蒲轮觅径过蓬户”，认为郑江曾“亲自拜访”[3]吴敬梓。实际上，除了这些交往之外，郑江与吴敬梓及《儒林外史》之间还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并且这层联系就凝聚在周进这一小说人物的身上。
便如金和所说，吴敬梓多用“象形谐声”、“廋词隐语”的方式在原型人物姓名字号的基础上生成小说人物的姓名字号。从姓氏看，“郑”与“周”是同声，就名字而言，“江”与“进”也是同声。在《儒林外史》的第七回，梅玖曾道：“现任国子监司业周蒉轩先生讳进的，便是生员的业师”，同在第七回还叙及了一块为周进所立的长生牌位，上有“公讳进，字蒉轩”[4]93，95的字样。如前所说，郑江号筠谷，这一“筠”字，在郑江知交好友的笔下有时也写作“篔”，例如全祖望为郑江所写的墓碑铭题名便是“郑侍读篔谷先生墓碑铭”[5]。这一“篔”字与“篑”字的繁体“簣”字形相近。
在《儒林外史》第二回，周进与薛家集诸人同桌吃饭却不曾下箸，据周进自己所说“实不相瞒，我学生是长斋”，并且“如今也吃过十几年了”。由于周进吃斋，梅玖说起了一个有关秀才吃长斋的“一字至七字诗”的笑话，引得“众人一起笑起来”，而梅玖也得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以更为刻毒的“但这个话不是为周长兄，他说明了是个秀才” [4]22，23来羞辱尚是童生的周进。在这处情节中，周进的吃长斋是引发这些嘲讽和侮辱的基点。在郑江的诗集《筠谷诗钞》卷一中，有一首名为《病后徐荩臣惠药资及园蔬长句以谢并述鄙怀》的诗作，其中有“知我慕元绝腐腥，馈我菘韭纷清馨”[6]495之句;在卷六的《谢同年张东亭惠菜》一诗中也有“五十年来藜苋肠，晚菘风味忆江乡”[6]536之语，可见郑江也吃长斋。并且从两首诗的题名看，郑江这一吃斋的习惯为他的朋友所熟知，因此常给他送蔬菜。
《儒林外史》中的周进刚出场时是一介“赤贫之士”，以坐馆为生。后来由于“失了馆”，“在家日食艰难”[4]33，28，只能跟着做生意的姊丈金有余做记账之事。郑江则由于“家遭回禄势中落”而沦为寒士，也唯有处馆，“藉敎授以奉堂上之养”[7]。在郑江记叙早年生活的诗作中，“虚窗掩泪独沉吟，瑟缩单衾鸡骨瘠”[6]495、“已见苏裘敝，行看管榻穿”[6]496、“新编篱落护桑麻，也称穷愁处士家”[6]499等描写其穷愁之态的诗句颇为常见，从中足可以看到他生活上的困窘。
从一个穷困潦倒的老童生到最后考中进士并成为显宦，周进的人生经历了令人啧啧称奇的逆转。而逆转的关键则在于金有余等几个商人，便是在这几个商人的慷慨资助之下，周进才得以通过捐纳的方式进入国子监并获得了乡试资格，从而就此踏上了科甲仕宦之途。而据《随园诗话》卷十二所载：“吾乡郑玑尺先生，名江，康熙戊辰翰林。幼孤贫，里中有商人张静远者，助其读书。”[8]294正是因为这位名叫张静远的商人的资助，郑江才能够业儒，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了从孤贫之士到翰林显宦的人生跳跃，以至袁枚会将此视为郑江人生中的关键事件记录在诗话中。
在《儒林外史》中，周进中举之后“到京会试，又中了进士，殿在三甲”[4]34，这一科名也恰与郑江一致，郑江是康熙五十七年戊戌科三甲进士。[9]从官职看，周进考中进士后，“授了部属。荏苒三年，升了御史，钦点广东学道”[4]34，郑江则于雍正十三年（1735）被任命为提督安徽学政。在广东学道任满后，周进“升做国子监司业”[4]91，而郑江则在任安徽学政之后“晋侍读”[7]。清制，国子监司业与翰林院侍读都曾是正六品，两个官职品秩相当。[10]3309，3319 从地域看，在小说中有两个省与周进的故事直接相关，一是山东，这是周进的家乡，也是周进在小说中出场的地方;另一处则是广东，周进任广东学道，并且“到广州上了任”[4]34。郑江同样与山东、广东两省有所关联。雍正十三年（1735），郑江被任命为“山东乡试正考官”[11]，吴敬梓《送学使郑筠谷夫子还朝三十韵》中所说的“邹鲁心源接”[2]276，所指的也正是这件事情。郑江亦曾“出使广南”[12]，对于这段经历，他不仅写下了《粤东纪游》一卷[7]，在其诗作中也多有反映：《度大庾岭》、《碧落洞》、《飞来寺》、《题广州寓楼》、《挹秀轩秋怀》、《寓广州衙斋作》、《留别广州张子容太守》、《九日过飞来寺》、《归度大庾岭》等诗作将此次广东之行的整个过程较为清晰地记叙下来。
就性情而言，老童生阶段的周进显得颇为淳朴老实，因此当他面对梅玖以及王惠等人的戏谑和欺侮时，没有任何言语上的反击，不过是“脸上羞的红一块白一块”以及“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而已，最后也是因为“呆头呆脑”[4]23，27，28不懂得奉承薛家集的实权人物夏总甲而失了馆。郑江的性情也正与之类似。雍正在见到郑江后，“有郑江老实之旨”[7]，吴敬梓在《送学使郑筠谷夫子还朝三十韵》中所说的“醇儒受主知”[2]276所指的也应正是此事。在友朋的口中，郑江亦是“平日自视欿然，其在侪辈似不能言者”的木讷之人，并且“胸中粹然醇然，不设城府，待人以忠信”，在其他的同僚“多皈依当路以求速化”的状况下，郑江独能“淡然无求”，“回翔书局者廿年，未尝有积薪之憾见于词色”。并且“和硕果亲王尝欲延宾客，同官求之者如云。桐城方学士望溪以先生荐，力辞不赴”[5]。在家乡守制时，郑江也“未尝一饰竿牍于当事。时高安朱文端公方抚浙，不肯一往”[7]。
不仅是朴实，在成为显宦之后，周进还记得十多年前自己在薛家集教过的小学生荀玫，并嘱托范进：“贤契留意看看，果有一线之明，推情拔了他，也了我一番心愿。”[4]92，这种念旧重情与提携后辈也是周进性情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面相。而郑江亦是如此，不仅“身既通贵，布衣之交四十年如一日”，而且“后进有隽才，折行辈接之，称说不去口”[7]。
周进的性情朴实与提携后进更体现在学道任上。在任职之初，周进便立志：“我在这里面吃苦久了，如今自己当权，须要把卷子都要细细看过，不可听着幕客，屈了真才。”[4]34在面对范进的试卷时对于初看完全不喜欢的文字一连看了三遍，终于看出其中的好处。周进在阅卷中体现出难能可贵的耐心和用心，而范进也正是有赖于周进的耐心和用心才得以从年老志颓的窘境中超拔出来。如果说周进以这样的态度优待范进，还有一些额外的情感因素：他在范进身上好像看到了另一個过去的自己，因此推己及人，格外用情。那么他对于考生魏好古的态度则更能说明问题：虽然魏好古的话引发了周进的不快和驳斥，并派人将他赶了出去，“却也把卷子取来看看”，并看出“文字也还清通”[4]36，也让魏好古进了学。
郑江同样是以认真细致、耐心负责地阅卷并且喜欢奖掖后进而著称的考官。除了山东乡试的主考官，郑江还曾担任过两次顺天乡试的同考官。雍正元年（1723）癸卯恩科的顺天乡试，由于郑江在阅卷时“校阅公明”，因而“议叙授检讨”。在担任山东乡试主考官时，郑江更是“矢竭公慎，殚心校士，非极荒谬者必阅至终篇。援笔点勘，右腕几脱，竟以左笔终事。搜剔落卷纤悉，靡有遗憾，闱中虽给事仆役莫不感叹”[7]。而在安徽学政任上，郑江也是恪尽职守，其《宣州校士作二首》之二这样写道：“官烛□余夜未阑，东风习习送轻寒。揩摩老眼清于水，不遗名花雾里看。”[6]539这样一个夜深人静之时依然在批阅试卷，并且不断揩摩老眼、希望没有遗落地选拔士子的形象，无疑是身为“宗师”的郑江的最好写照。不仅是认真阅卷，郑江还“雅意庇寒士”[13]，“使节所莅，凡名德之后、贫弱不克自振者必委曲成全之”[7]。据《绩溪县志》所载：
曹秉渊，字在迹，旺川人，廪生。博通群籍，暮年益肆力于经，融贯诸说，直造先儒堂奥。尝肄业敬敷书院。抚军赵国麟刊其课艺行世。学使郑江岁试称为徽郡第一，曰：“以子之才，犹闲诸生乎？”为叹息者久之。[14]
从郑江对于经学精湛但年已迟暮仍是一介秀才的曹秉渊的褒扬和提拔中，我们也能看到超拔范进于童生之中的影子。而吴敬梓在《送学使郑筠谷夫子还朝三十韵》中所说的“持衡余奖进，取士掩瑕疵”[2]277，虽然指的应是郑江对于自己的推荐，却也让我们想到了《儒林外史》中周进对于魏好古的录取。
综上所述，“周进”与“郑江”，无论是姓还是名都是同声，簣轩之“簣”与篔谷之“篔”则是形近;周进吃长斋，郑江也吃长斋;周进是由于受到商人的资助方能考上科举，并借此摆脱了贫寒的生活窘境，郑江同样是在生活困境中受到商人的资助才走上了仕宦之途;周进的科名是三甲进士，曾任掌管一省学政的学道之职，郑江同样是三甲进士，曾经担任学政;周进是山东人，在广东任学道，郑江则曾任山东乡试主考，并曾出使广东;周进木讷诚朴，不会奉承有权之人，郑江同样是老实醇厚之人，从不依附权贵以求飞黄腾达;周进顾念旧情、提携后辈，郑江也是极重旧情，好奖掖后进;周进在学道任上细心阅卷、提拔贫寒之士，而不管是身为科场考官，还是一省学政，郑江都殚心校阅、成全庇护贫弱寒士。两者之间存在着如此多的相类甚至相同之处，因此，郑江应该便是《儒林外史》中周进这一人物的原型。
二、原型人物的小说化过程
由上一部分所论可以看到，吴敬梓是以郑江为原型塑造了周进这一小说人物，不论是姓名字号，还是科名官职，抑或人生经历、生活习惯，以至人物性情，我们都能在周进和郑江之间找到诸多的对应，甚至周进的很多方面都与郑江如出一辙。但原型人物绝不等同于小说人物，尤其对于周进这一人物而言，倘或只是亦步亦趋地在翻刻现实中的郑江，也绝不可能像小说里呈现出的状况一般，成为一个经典的形象。就此而言，两者的相似性是探讨两个人物之间关系的基础，而更值得关注的则是两者之间的不同，正是这些不同，让小说人物和原型人物拉开距离，并得以成为一个意义更为深刻和久远的形象。 就两人之间的不同而言，最显著的一点是周进和郑江得到科名迟速有别。在《儒林外史》中，周进60多岁时仍是童生，后来援例入监，方才一连考中了举人和进士。而生于康熙壬戌（1682）的郑江，科举之途则要坦荡得多。他“未弱冠为诸生”，“癸巳万寿特恩开科，以礼经魁其房”，在32岁时就已中举。此后，郑江在当科会试中落第。直到戊戌（1718）终于考中进士，并在馆选中考取庶吉士，其时郑江37岁。[7]郑江成为进士时并不算太年轻，但相对于周进，却要早达得多。
由此可见，在塑造人物时，吴敬梓实际上是将郑江的早达改换成了周进的晚遇。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这一修改或许与吴敬梓和郑江交游时的现实状况有关。如前所述，根据唐时琳所写的《文木山房集序》，应是在雍正十三年（1735）郑江担任安徽学政后吴敬梓才与郑江结识，此时郑江54岁。而到郑江离任，吴敬梓前去送行并写下《送学使郑筠谷夫子还朝三十韵》一诗时，则是乾隆五年（1740），郑江59岁。也就是说，在吴敬梓结识郑江并与之一起交游的这段时间内，郑江的年纪正与小说中周进刚出场时的年纪相仿。不仅是年纪上的相近，吴敬梓还可能将此时郑江的某些形貌也赋予了周进。
在第二回，周进以这样的状貌出现在《儒林外史》中：“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玄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这些对于服饰和相貌的描写不仅衬出周进的贫寒境遇，也反映出他的不修边幅，这也是为何梅玖会在“一字至七字诗”中以“胡须满腮”[4]21，22来嘲讽周进。而现实中的郑江不仅“貌寢，眇一目”[8]294，且“又不喜事威仪，望之无足动人”[5]，恰是一个很不注重形貌的士人。這一习惯即便在郑江任官之后，也依然没有改变，“自重德舆轻绂冕”[15]既是时人对郑江品行的褒扬，也写出了他对于自己形貌的轻忽。对此，郑江也有一番自嘲：“十年不制衣，穿空露两肘。十日不栉沐，虮虱缘须走。”（《戏柬张东亭》）[6]534如此状貌正与小说中刚露面时的周进相去无几。
因此，当吴敬梓在安排周进出场时，写的虽然是一个老童生，却基本是按照当时他所见到的安徽学政郑江的年貌在塑造周进，这一方面再次说明郑江便是周进的原型，另一方面却也在周进的落魄困窘和郑江的不事威仪之间呈现出一个有趣的反差。需要注意的是，服饰上的反差在小说中的周进身上也曾经显示出来：在第三回，已经成为学道的周进“看看自己身上，绯袍金带，何等辉煌”，而眼前“穿着麻布直裰”范进的“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则让他想起了童生时的自己。从这处细节可以看到，周进应该不像郑江一般，在成为显宦之后仍然保持着寒士时的生活习惯，而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评点者微微有些促狭的“酒饭有荤否？先生曾开斋否？念念！”[4]34似乎也切中了作者此后再也没有提及周进是否一直吃长斋的隐意。
就此说来，吴敬梓结识的是年近六十的郑江，也基本是按照此时郑江的年貌去写周进这一人物。但吴敬梓远没有局促在有限的时间点上，而是以时间流动的态势在塑造这一人物。六十多岁时的周进实际上是凝聚了三十多岁以前郑江的贫寒窘迫以及年老时的不修边幅。从这一意义上说，吴敬梓并非将郑江的早达改换成周进的晚遇，而是将两个不同时空的郑江合二为一，并通过六十多岁这个时间节点，既将现实中郑江弱冠之前的童生期拉长到周进的五六十年，同时又将郑江从童生到进士几乎跨越三十年的求取科名之途，在周进身上凝缩到半年左右便告速成。正是通过这样的拉长和凝缩，老童生周进出场时虽然木讷少言，整个形象却如同经历了久远时间的浸渍一般，无言自语、沧桑感人;而周进的科场奇遇也在飞驰电掣中令人目眩神迷。
换言之，除了显见的早达和晚遇，在获取科名方面郑江与周进之间还存在着渐进与速成的差别。周进的晚遇和速成在小说中给读者留下了完全不同的印象：前者虽然极端地代表了士人在功名之路上的等待会有多么令人绝望却真实可感;后者以令人欣喜宽慰的面目及时出现，却让人觉得更像是荒诞变形的现实。而这样的印象也应该是吴敬梓通过周进这一人物刻意传达给读者的。经由这两种印象的冲击碰撞，速成的功名其实完全消解在晚遇者漫长的等待中——正如同当我们说起周进时，我们永远记得的是那个头戴旧毡帽的老童生，而不是绯袍金带的周学道。而消解的也不仅是功名的速成而已，所有获取功名的幸运都消解在其中：相对于等待和停顿而言，对于功名的获取不过只是一瞬，而这样的一瞬却很可能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博取。功名的速成既成为对于现实的荒谬变形，却也成为更具本质意义的现实。
正由于有这样的消解，郑江的早达、渐进与周进的晚遇、速成，两种科名道路固然是彼此隔绝的，但又全无分别。对于科举中人来说，追寻功名的付出以及方式各不相同，可唯有无尽的等待才是他们人生共同的永恒主题。在这样的状况下，科名的获得更像是一场虚幻的梦境——就像范进从中举后的疯癫中清醒过来所说的话：“我这半日，昏昏沉沉，如在梦里一般”[4]42，而无尽的等待才是真实的人生。
时间流动实现了对于郑江这一原型人物的变形和重塑，但即使原型人物的信息只是原样重现于小说人物的身上，周进也仍然会具有原型人物所没有的经典特质。如前所说，在成为显宦之后，郑江在日常服饰方面仍然保持寒士时的本色，在其他官员都冠冕堂皇、威仪赫赫的映衬下，由于十年不制新衣，郑江陈旧甚至破旧的衣服应是官场中的一个异数。这既成为周进状貌的直接依据，“旧色”也是周进这一人物出场时的一个隐性特征。
《儒林外史》在一种万象更新的气氛中开篇，除了第一回楔子部分明朝代元而立、改换新朝之外，第二回的正文部分起首便是新年正月初八，第一个出现的有头有脸的人物夏总甲是新参的总甲，第一个现身的士人梅玖是新进学的相公，第一个露面的“老爷”王惠是“前科新中的”[4]25举人。从时间背景到主要的出场人物，所有的一切都是新的，只有穿戴破旧、年老志颓的老童生周进是旧的。这一新旧之间的截然对比凸显了周进的落魄和迟滞：仿佛周进不是从汶上县城来到薛家集，而是由陈旧的过往来到崭新的当下;又或者周进一直停留在过去，任由时间流逝、人事变迁，从来就没有往前迈步过。 这种新旧对比也映衬出周进与周围一切的格格不入。在喜新厌旧心理的趋导下，薛家集人对于周进的冷漠和嘲讽正是因为他的旧色;而同样是由于旧色的作祟，周进也根本无法融入“乡俗鄙薄”[4]30的薛家集。在这里，薛家集不只是薛家集，而是整个风气鄙薄却又看似万象更新的现实社会的一个隐喻。从这一意义上说，不仅周进对于科名的苦候与追寻充满了虚幻和荒诞的色调，透过这一“新”与“旧”的截然对比，甚至于老童生周进在社会中的存在都显得突兀和多余，这种集体性的漠然、排斥会比等待及悬望本身更令人无奈和绝望——这是周进在贡院中昏厥、痛哭乃至吐血更为关键的原因，也是吴敬梓藉由那抹旧色赋予周进这一人物的更深层次的命意。
三、周进形象于小说结构与意旨表之意义
《儒林外史》中的“周进传”并非一个我们所熟知的那种怀才不遇的故事——因为相对于通俗小说中常见的那些才子，周进根本无才可怀;可周进的结局却一如我们对于怀才不遇故事的预料：他最终实现了发迹变泰。对于周进而言，个体性格远不是这一人物的全部意义，作为《儒林外史》中第一个出场的重要士人，周进在全书结构与意旨方面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或许更为关键。而这些特殊作用的呈现也唯有在原型人物郑江的映照下才会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来。
“老师”是郑江一个重要的身份。郑江曾经两次担任顺天乡试同考和一次山东乡试主考，并曾任安徽学政之职，除此之外，在家乡守制之时，郑江还应浙江巡抚之聘，“主敷文书院”[7]。因而，他不仅是书院的学师，还是乡试的房师、座师，并是一省士子的宗师。在时人涉及郑江的记载中，有很多事都关乎郑江对于各类学生晚辈的提携和帮助，便连郑江与吴敬梓之间的往来也可归入师生之交谊。对于周进而言，如果说老童生是其发迹前的身份标签，那么获得科名之后他最重要的身份并非官员，却同样是“老师”。周进曾任广东学道，此后，又“升做国子监司业”[4]91，在周进中进士任官之后，除了书末“幽榜”一回，小说中便再没有以“周进”相称，而只呼之以“周学道”与“周司业”，既是一省的宗师又是国学之师，“老师”是发迹之后的周进最为重要的身份，而小说中人不断以“老师”称呼周进，实则也是在强化他的这一身份。
随着身份的变化，人物性情的不同侧面会发生或隐或显的偏转。当周进身为童生的时候，在梅玖、王惠之流的欺侮轻忽之下，我们能看到周进性情中的老实淳朴，却往往会忽略隐藏于幕后的老腐迂儒。但在周进成为“周学道”、“周司业”之后，其性情中的迂腐与偏执却转至台前，他和魏好古之间的对话便说明了这一点。而周进评阅范进的卷子直看到第三遍才觉出好处，既写出他的认真，却也如评点者所说的一般：“阅文如此之钝则作文之钝拙可知”[4]46，点染出了周进性情中此前未曾有机会充分露面的“钝拙”。
身份的变化引发了性情不同侧面的偏转，这些偏转和人物身份的变化又结合在一起，引发了完全相异的意义指向。倘或这些迂腐、偏执与钝拙只是附着于老童生周进的身上，最多只能导致他的晚遇，可当所有的这些性情特点都充分展现在作为老师的“周学道”、“周司业”身上的时候，所影响的就远不只是周进一人而已。在广东学道任上，周进看中了范进和魏好古的文字，让两人进学成为秀才。据后文可知，魏好古曾“作了一个荐亡的疏”，一篇文章里“倒别了三个字”[4]53;而范进的才识也在他出任山东学道后得到了展现：旁人说了一个有关苏轼的笑话，范进茫然不知苏轼为何人，答以“苏轼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 [4]93，这两处细笔刻画的当然是范进和魏好古，反笔衬出的却也正是当初取中他们的恩师周进。由此返观第三回的回目“周学道校士拔真才”，取中所谓“真才”的，或许就并不是周进的耐心细致和雅庇寒士，而正是他的迂腐、偏执与钝拙。
从以上所论可以看到，当周进成为“老师”之后，原本纠结于他身上的迂腐、偏执与钝拙等性格特质拥有了更多的表现机会，这些性情也不止体现于周进一个人，而是通过 “老师”的特殊身份，施加到与他相关的诸多学生的身上。在《儒林外史》中，即使是在诸多的重要人物里，周进也显得颇不寻常。作为第一个出现的重要士人，此后接连出现的范進、魏好古、荀玫、严贡生、王德、王仁都是他的学生，倘或还算上始终没有露面的那位顾小舍人以及号称是周进学生的梅玖，在整部小说中，周进是拥有最多学生的士人。如果说，虞育德是小说下半部的儒林泰斗，那么周进隐然便是上半部小说的士人领袖，巧合的是，虞育德的官职是国子监博士，而周进的官职则是国子监司业，两人相互映衬的官职其实也点出了他们各自的士林地位。
正是借助于周进所具有的老师身份和领袖地位，个体性的迂腐、偏执与钝拙获得了群体性弥漫的机遇，所有这些学生都沾染其中。同时虽然程度有别，方式各异，这些学生也都藉由各自的关系网络，继续将之传播发扬，便如成为山东学道的范进，便是周进在这一方面最好的承继者。就这点而言，在整部小说中，我们往往会关注到笼罩在儒林中的那种凝滞衰颓的暮气，而追根溯源，小说中第一个出现的重要人物、同时也身为“老师”的周进，是这一暮气的直接来源。由此再回看周进刚出场时的旧色，其实也正是这一暮气的别样反映：只不过在童生阶段，更多呈现出来的是令人同情的旧色，而到了老师阶段，则越发表露为凝滞儒林生机的暮气。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周进发迹之后，迂腐、偏执、钝拙、暮气等都簇拥在都“周学道”、“周司业”的身上，可这些却又和周进一直固有的老实淳朴、念旧重情、负责细致等性情杂揉在一起。以至从表面看过去，似乎我们看到的还是那个周进，但实际上，性格侧面的偏转已经让一个不一样的周进现出身形，而在这些看似凝固不变的性情的遮掩之下，另外一些微妙的变化也在悄然发生。
在周进初到薛家集的时候，周进六十多岁，王惠则“约有三十多岁光景”[4]25。而到了王惠中进士之时，已是“须发皓白”，据后文王惠自己所云“我恰是五十岁登科的”[4]99可知，时间已过去了十数年，此时周进应该也已八十余岁了。八十余岁的周进是否还保持吃长斋的习惯我们不得而知，但周进却或许已经背离了当时吃长斋的初衷。周进曾向薛家集众人解释自己为何吃长斋，“只因当年先母病中，在观音菩萨位下许的”[4]22，可见周进吃长斋是由于对于母亲的孝道。可在第七回，荀玫在其母去世后欲图夺情留任，并去和周进、范进两位老师商量，而两人的答复都是“可以酌量而行”[4]100。小说以颇为婉曲的手法点出了十数年前后周进对于孝的不同态度，其实也正是借此一端以微言之笔写出了周进性情的转变。 平心而论，相对于发迹之后的范进、荀玫在孝道方面更为显著和恶劣的表现，周进的这一点微小的转变似乎算不了什么。无论是范进在为母亲守制期间穿着吉服去见汤奉以及在酒席间“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4]57，还是荀玫在应该守制的时候试图通过匿丧和夺情的方式保住他的官职，在对于孝道的背离上，他们都比周进走得更远。但需要注意的是，周进是范进和荀玫的老师，如前所说，这些学生在传递和发扬着老师的迂腐、偏执、钝拙，同样，虽然在周进的身上体现得并不明显，可学生身上所显露出的对于孝的背离，其源头也正是老师周进。
总之，周进这一人物之所以重要，不止是因为人物形象本身的经典价值，将周进置于全书的体系和脉络之中，其在小说结构和意旨表达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更为关键。周进是小说中诸多士人的老师，凭借这一人际关系及其衍生出来的关系网络，小说实际上是以周进为隐性的核心在构建相关的情节和人物，这使得小说起始部分一至八回的叙述尽管经历了诸多人事及地域的转换，但纷繁而不杂乱，不仅有清晰的叙事线索可以追寻，而且彼此之间血脉贯通、浑然一体。而这一结构体系的建立也为小说的意旨表达提供了便利。
纵观上半部《儒林外史》，士人的品行表现为一种整体性的沉沦，也便是说，品行的变化及堕落是这些士人的常态。但具体到个体的士人，变化的幅度却并不一致。总体说来，士林品行的变化也有一个从微弱到剧烈、由隐讳至彰显的渐变过程。这种渐变的过程可以通过范进、荀玫、王惠等人的逐一变化串联勾勒出来，在这条线索上，变化的极致便是上半部临近结尾部分的匡超人。由此可以理解为何周进的性格变化如此细微和隐蔽，这是因为身为小说中出现的第一个重要士人，周进处于渐变过程的起点，细微和隐蔽是其应有的状态。虽然周进自身的品行变化细微和隐蔽，但此后士林渐趋剧烈和彰显的群体性品行堕落却和周进有着脱不了的干系：周进不仅是变化的源头，同时亦是变化的推动力，他个体的迂腐、偏执、钝拙、暮气等影响了儒林的沉沦——虽然表面看去他只是在念旧重情、认真尽责而已，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周进的“老师”身份去实现的。
虽然郑江和周进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两个人物却是分别生活于不同空间的独立个体。因此，在小说中吴敬梓投射到周进身上的情感与现实中吴敬梓对于郑江的情感也不能划上等号。从吴敬梓所写的《送学使郑筠谷夫子还朝三十韵》中可以看到，对于郑江的知遇和提携，吴敬梓充满感激之情，甚至于结尾的“抠衣姑孰路，惆怅送旌麾”[2]277，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周进离任时范进送别的情景：“学道轿子一拥而去。范进立着，直望见门枪影子抹过前山，看不见了，方才回到下处。”[4]36但在小说中，吴敬梓却收敛了这一感激之情，以极为冷峻峭拔的笔触塑造了周进，虽然在对于周进的刻画中，我们能看到某些同情和悲悯，但这些情绪与现实中的感激仍然大相径庭。以郑江到周进演变轨迹为范本，我们能看到《儒林外史》中人物生成的细致过程，而这种诗文作品和小说中情感流露的相异性，也使得周进成为了小说作家在面对原型人物时如何收束情感以达到更好的人物塑造状态的一个绝佳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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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編辑 黄胜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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