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史到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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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作为中国西南考古的代表人物，童恩正的学术研究秉承了冯汉骥开创的“民族考古”传统，对遗存的族属关系有深入探讨。蒙文通等史学家的影响，推动他接受并深化中国文化多元说。但是，在提出“边地半月形传播带”概念之后，试图用文化人类学塑造新的考古学解释体系的童恩正，强调了生态环境与人类历史的关系，却相对忽视了文化多元说形成的张力，这造成他在此后的考古学研究中偏向于论证西方的既存概念与中国的既有陈说。
　　 〔关键词〕 童恩正;冯汉骥;蒙文通;西南考古;民族考古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9）05-0193-08
　　 从事西南地区研究而拥有全国性声誉的考古学家里，童恩正①是突出的一例。自从1960年代步入考古学领域后，童恩正的研究对象基本不出中国西南与南方地区考古遗存，但其间风格变化，有从民族史到人类学的转变。罗泰教授认为，四川地区的民族考古（ethnographic archaeology）传统影响颇深，童恩正是其代表之一;此外，童恩正也受到蒙文通等历史学者的影响。②他在1980年代对多元观念的体会，很大程度上是受蒙文通著作的启发。可以说，民国时期的中国古史多元论，是1980年代新多元论的基石之一。但与此同时，域外发达的人类学与考古学的结合，也使童恩正不再专注于考古遗存与族属的对应关系，转向摸索“体系化”的考古解释学。尽管其努力并未完全成功，但这一转变体现了20世纪末中国考古学的一大特点。
　　
　　一、考古—文献—族属
　　 1961年童恩正大学毕业时，已是小有名气的作家。在峨眉电影制片厂工作半年后，却重回四川大学，师从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冯汉骥本受美国人类学教育，其早期研究对于人类学之理论、考古发现之遺存与中国之史籍兼收并蓄，无所偏颇。但在1950年代中国大陆取消“人类学”学科、批判“资产阶级学术”的氛围中③，冯汉骥也谨慎地避免探讨普遍或特殊的人类社会现象。将考古遗存与中国史籍对照结合，寻绎出某些物质遗存的“族属”，似乎是一种既不媚俗也较安全的研究方式。童恩正在冯汉骥的指引之下，成长为一名专攻中国西南民族考古的专家。
　　 1962年，童恩正发表的第一篇考古学论文——《记瞿塘峡盔甲洞中发现的巴人文物》，即是族属研究的试水之作。他根据出土青铜剑的形制与昭化、巴县船棺葬内铜剑的相似性，判断其为“典型巴式剑”。文章简短，文末看似补充说明的一句话，“从历史记载看来，瞿塘峡一带是战国时巴国的东境，巴楚相争时曾于此置关以防卫”，倒像是关键证据。④不过，此后童恩正论述考古遗存的族属问题时，都比较注重梳理历史记载，概因古代中国西南民族的种类繁多，既争斗又融合，错综复杂。⑤
　　 受过人类学专门训练的冯汉骥，很清楚将考古遗存对应历史记载的族属，是有一定风险的。他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中便指出过，“文化特征往往可以离开民族的本身而独立传播”，“不同的民族，亦可能有相似的服饰，特别是表现在相近的民族之中，在同一民族中也可能有稍为不同的服饰，尤其是人口众多、分布区较广的民族。”即便如此，他还是认为，“利用人物图像来探索他们的族属关系”是可行的，并具有许多优势。根据石寨山遗址出土的这批文物的图像特征，冯汉骥推测“晋宁文化中的主要民族”可能是“滇族”，从发髻、衣、饰上可以辨认出，滇族统属之下还有许多其他族。他进一步推断，文献记载的“庄蹻王滇”故事可能是真的，楚人后裔强势进驻晋宁一带后，娶当地及四周不同族的女子为妻，形成了民族与文化上的融合。⑥这一文献、文物结合的分析进行得相当巧妙，对于细节纷繁的铜器图像的释读如庖丁解牛一般明晰易懂。童恩正当时认为，“学术界一般都同意滇国为楚庄蹻所建的说法”，并且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庄蹻王滇”的情形，推测滇国西境在汉代可达今云南省祥云县境，故祥云所出木椁铜棺葬的族属，应该是与“滇”关系密切的“靡莫之属”，而非原报告所说的“昆明族”。⑦
　　 童恩正对西南民族考古的研究，在文献分析上并不完全依靠冯汉骥，他有自己的解读。例如论开明族为巴族，便与冯汉骥不同。冯汉骥曾提出，古籍所载蜀的历史中一个重要转折“望帝禅让于鳖灵”的传说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彭县竹瓦街出土的窖藏铜器，可能就是这一时代转折的表现。受禅让的鳖灵，“大概是属于川西南部习知水性的部落，也可能是与杜宇族为极近似的部落。”⑧但童恩正认为，取代了杜宇族的鳖灵（开明帝）本应属于巴族，因巴地后来为楚所占领，故又被称为“荆人”。代表了杜宇族文化水准的彭县竹瓦街铜器，是春秋时期蜀族铸造的，结合了中原与蜀地的特点。而开明族本属巴人，文化落后于杜宇族，取代杜宇族成为蜀地统治者后，即战国前期，蜀地文化就开始变得与巴地文化相似了，包括葬具用船棺、铜容器多单薄的釜甑鍪等等。⑨战国时期巴、蜀文化一致性的另一个表现就是青铜剑，两地均使用柳叶形的扁茎无格剑。⑩
　　 在关注西南地区考古遗存的族属问题时，童恩正逐渐形成了自己对西南民族迁徙流转的历史图景。《四川西南地区大石墓族属试探——附谈有关古代濮族的几个问题》（1978年）一文，根据西昌等地发现的大石墓的形制、人骨状态和出土物，判断这个民族的特点：葬俗是二次葬、用大石建墓，能用铁但数量少，定居而能栽培水稻，以村社为单位聚居，发式为椎髻。然后，他引用《史记·西南夷列传》和《汉书·地理志》，根据地理方位，判断大石墓属于被称为“邛都”的民族。《史记》的这则材料将邛都与夜郎、滇列为一类，“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因此童恩正认为，这三种民族应属于同一个“族系”。再根据《华阳国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新唐书·南蛮传》等记载，推测夜郎与滇属于古代濮族系统，因此推论出大石墓的邛都应当也属于濮族。童恩正进一步论述了古代濮族的迁徙。这个被称为“百濮”的大族系在西周时散布于江汉流域，因楚人的进攻，逐渐迁往云、贵、川、湘等地，成为夜郎、滇、邛都等族的主要成分。至魏晋，在原濮人故地即江汉流域出现了“蛮、左”等族，行二次葬，尤其“左”人葬俗与大石墓最接近;原夜郎、邛都、滇族分化形成“僚”“西爨白蛮”等族，部分“僚”与“白蛮”的苗裔，如近代的“仡佬族”、唐代的“松外蛮”也有二次葬葬俗。 　　 童恩正认为“濮”人的特点在于葬俗，即“二次葬和氏族合葬”。且“葬俗是一种上层建筑……它既能随着本民族社会的发展和其它民族的影响而改变，又具有一定的守旧性和顽固性。”但是，他的文献依据主要来自于《隋书·地理志》，而且对于没有行“二次葬和氏族合葬”的濮族分支如夜郎、滇，没有任何解释。很显然，考古学家为了解决族属问题而进行的史籍梳理，缺乏对文字史料的综合分析，显得捉襟见肘，事倍功半。童恩正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在1980年所写的《冯汉骥小传》中，特意提及：“对于实际材料之应用，先生主张先从类型学的分析着手，再进而探讨其社会意义。”
　　 《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1977年）和《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戈的研究》（1979年）两篇文章反映了童恩正对“类型学”的具体实践。但有意思的是，这两篇文章看似以实物为本，以分型分式为方法，实际上仍然是根据文献论述族属特征。童恩正认为，西汉时期中国的西南地区便被分成“巴蜀”和“西南夷”两区域，而考古发现的青铜剑，也明显地可以分为两大系统，时代和分布地域均与文献所载之“巴蜀”“西南夷”情况吻合，因此，西南地区的青铜剑首先应分成巴蜀系统和西南夷系统，每一系统之下，再细分为若干形式。也就是说，实物分析之前，类别形式似乎已经画好，单缺对号入座了。如果说童恩正在此处只是因为叙述上的方便，将结论提前说出，那么，在“结束巴蜀系统青铜剑的讨论时”，他的表述暴露了他对于类型学基本前提的忽视。他说，“在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的船棺葬中，除了A型剑（按，即童恩正所说的巴蜀系统剑）以外，还出另外一种形制的剑……应是中原东周式剑的一种基本形式，很可能是巴蜀工匠以此为蓝本而仿制的，故不列入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
　　 徐坚教授注意到，民国时期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代表的中国考古学“正统”之外，各地还存在各有特色的考古学研究传统。综观《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内的文章，概以文献为基础，即便《成都平原之大石文化遗迹》《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这种看起来应当主要依托實物进行分析的论题，仍然是在描述文物外观与类型之后，回归到文献来做判断。这与李济、苏秉琦那种可以完全依靠物与物的比较进行判断的研究方式是不一样的。童恩正1980年以前的研究，基本追随着冯汉骥的方式。但是，“类型学”对他也产生了相当的吸引力。他对青铜兵器的研究显示出，中国考古学的“正统”直到1970年代末才有足够的力量影响到西南地区的学者。即便如此，童恩正的研究仍然给人留下“不当考古匠”的印象，因为他“决不停留在单纯的地层器物的排队”上。
　　
　　二、民族史—多元论—考古区系
　　 现存有关古代西南民族的文献记载紊乱而无条理，历朝历代又掺入各种理解与传说，因此仅仅使用几条记载便对应出考古遗存的族属，这种做法风险巨大。童恩正对此有所警觉，并越来越多地吸收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已逝前辈学者蒙文通，不仅在西南民族的族属对应问题上提示了童恩正，更影响他接受了中国上古文化多元的观点。不过，1980年代开放的学术气氛可能对“文明多元论”的传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童恩正就是在那时作为首批中国赴美访学的考古学者，与张光直建立了密切关系。
　　 1960年代，在冯汉骥论述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并证明“庄蹻王滇”之可信后，冯的川大同事、史学家蒙文通很快就提出了一个釜底抽薪的论点：“庄蹻王滇”故事根本就是讹传。但当时童恩正似乎并未注意到蒙文通的文章，仍然引用《史记·西南夷列传》的那段话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那原本也是冯汉骥论述晋宁石寨山文物的族属时使用的一则史料，而蒙文通特意使用了一个章节的文字来说明司马迁何以错误，那段史料为何不可相信。
　　 1970年代后期，童恩正越来越重视蒙文通的研究对于西南民族考古的参考意义。他自述道，“我开始领略蒙先生渊博的学识于万一，乃是1976年以后的事。”他甚至有可能将原本是冯汉骥对自己的影响归于蒙文通。冯汉骥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一文中，曾有一处暗示西北民族南下的史实。在1973年与童恩正合作的《岷江上游的石棺葬》一文中，则明确地提出，石棺葬有极清晰的北方草原地区文化的色彩，其建造者可能原系青海、甘肃东南部的一种部族，大约在战国或秦汉之际，因种种原因南下留居于此。童恩正同意这种观点，并且举出其他证据，如云南发现的各种动物为母题的铜牌饰。由于1970年代后期对蒙文通研究的重视，他居然留意到蒙文通此前对西北民族南下问题做过的简短说明。
　　 1980至1981年，童恩正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童恩正广泛收集东南亚地区的考古资料，目标明确，成果斐然。不过，尽管出现了张光直等美国学者的影子，蒙文通仍然是他文章里显现出来的极为引人注目的影响因素。1983年发表的《试论早期铜鼓》即是一例。童恩正将北到四川、南至马来亚与爪哇的早期铜鼓材料进行对比，把集中分布的三个区域作为讨论对象，即“滇东高原”“驮娘江-右江-郁江水系”以及“礼社江-元江-红河水系”。值得注意的是，童恩正没有进行类型研究，而是直接采用了其他研究者所分的型与式，并以伴出器物及C-14测定年代作为是否属于“早期”的证据。他认为最早的Ia式铜鼓约在公元前7世纪至前4世纪之间，出现在滇东高原的西部，即楚雄、祥云等地;约公元前7世纪后开始迅速向北、东、南三面传播，并进化成Ib式，如四川的会理、云南的晋宁、贵州的赫章、广西的西林、越南的老街等地出土的铜鼓。而创造了“早期铜鼓”的滇东高原西部的民族属于濮僚系统，但右江-郁江流域通常被视为越地，这种不一致该如何解释呢？童恩正采用了蒙文通的说法，将历史上的“百越”分为吴越、南越、西瓯、骆越四族。其中西瓯一带，自汉代起，关于“乌浒族”的记载很多，主要风俗包括“纺织斑布、鼻饮、食人、凿齿……击铜鼓”等，都与剪发文身的越人不同，而与僚人相同。因此，历史上长期被视为“越地”的右江-郁江流域其实也属于濮僚系统。童恩正进一步引用苏秉琦对印纹陶的归纳，认为这一区域刚好在印纹陶分布的范围之外，是该区域族系与越族不同的另一个“物质文化上的反映”。至于红河流域，属于“骆越”，同样，根据史籍所载风俗特点，应当归为濮僚系统。 　　 童恩正回忆说，“在探讨南方越族与濮僚民族的区别时，我依照蒙先生提示的方向，从考古学、民族学诸方面加以验证，其结果竟左右逢源，别开生面”。随后又受“蒙先生以楚文化作为南系文化的代表”的启发，撰写了《从出土文物看楚文化与南方诸民族的关系》一文，探讨“楚文化与濮僚系统、苗蛮系统、越族系统、戎族系统的关系，结果发现了大量的楚文化与这些民族的文化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痕迹，从而再一次证明了蒙先生的远见卓识。”
　　 童恩正如此推崇蒙文通，不仅仅是因为分析考古遗存的族属问题时受其著作的启发，更因为蒙文通对古代民族所做的归纳分析，加深了他对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说的理解。他特别提到，蒙文通在《古史甄微》一书中，将中国上古居民大致划分为三个民族集团，分布于北（河洛）、东（海岱）、南（江汉）三个区域，其正确性“已经为近年来的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新发现所证明”。因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别。专就对商周文化影响最大的几支新石器文化来说，“它们正好可以分为北、东、南三个系统。”即，北系的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以及二里头文化;东系的大汶口文化及山东龙山文化;南系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青龙泉三期文化。童恩正认为，“这与蒙先生的推测若合符节。”
　　 蒙文通的三集团说是民国时期出现较早的民族多元论，虽然在当时影响较小，却在数十年后，越过新一元论而对新多元论起到了催化的作用。蒙文通关于古代民族族群的划分，与考古发現中不同区域的划分正好互相印证，这极大地鼓舞了童恩正向文明起源多元论靠拢。不过，童恩正在接受多元论时，所受影响也不仅仅来自蒙文通。比如他提到的“一般研究者”都认可的“华夏、东夷、苗蛮”三集团说便来自考古界元老徐旭生。川大前辈学者中的徐中舒、冯汉骥，其实也是多元论的拥护者。徐中舒早在1927年写下的《从古书推测之殷、周民族》一文中，便主张殷、周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他可能私下向童恩正讲述了更多支持文化多元论的理由，例如童恩正曾引用过的一种说法：“六畜”中马牛羊是大陆文化产物，鸡犬豕是海洋文化产物。冯汉骥则认为，商代的彩陶与印纹白陶都可能是福建昙石山的印纹硬陶发展而来，“古代中原的陶瓷器，实有从南向北发展的趋势。”当时他甚至还不知道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不知道中国南方确实存在着可与中原媲美的新石器时代遗存。
　　 童恩正非常迅速地接受了中国上古文化多元论。在此背景之下，研究中国西南地区，就关系到中国文化来源，乃至整个亚洲与太平洋区域文明之形成的大问题。他特别指出中国西南地区所起的“交通南北”的作用，例如粟米，可能是从黄河上游顺横断山脉间的河谷南下而传播于东南亚的。因此，四川的古代文化，与中国上古文化一样，不是一个封闭而纯粹的文化，而是“若干种文化类型的汇合”。研究中国西南古代文化，就需要参考东西南北各个区域的历史。从1980年代起，童恩正就尝试着将中国西南同东南亚的资料进行整合研究。
　　 在人类起源与稻作起源两个问题上，童恩正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多元立场。当他在1980年代提出人类有可能起源于中国西南地区的时候，他想表达的不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很大程度上是想纠正中国考古学的“中原中心”倾向。他希望中国考古学界更加重视南部与西南部的发现和研究，因为这些边缘地区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是中心。除了人类起源问题外，还有稻作农业起源的问题。在1984年的一篇文章中，他批评了严文明教授关于水稻起源的“波浪扩展说”（即离杭州湾中心愈远的地方，栽培稻的时代愈迟）因为，杭州湾地区是古代栽培稻米的一个中心（约在公元前5000年），泰国东北部也是一个中心（约在公元前4000年），这两者之间，如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省，出土稻谷的遗址的时代，都没有超出公元前3000年。这虽然不能证明严教授的“波浪扩展说”一定错误，但这一不整合现象提示，华南地区应该存在早于公元前4000年代的栽培稻，它可能晚于河姆渡而早于泰国的能诺他、班清，也有可能早于河姆渡，成为东亚稻谷栽培真正的起源地。
　　 开放的心态与敏锐的眼光，使童恩正不断地将研究区域扩大，不仅跨越巴蜀、南中国、东南亚，还跨越了文献、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他灵活地将自然环境、遗存形态、历史记载等资料结合起来，找到各个区域互有联系的线索，组合为令时人耳目一新的历史发展区域图，成为从“新一元论”到“新多元论”过渡中的猛将。不过，正如罗泰教授分析20世纪80-90年代考古学研究中的“区域主义”时指出的那样，众多新多元论言说并没有挑战中国民族主义考古学的中心论点。虽然童恩正曾严厉地批评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倾向，但他自己似乎也是其中的一员。“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是童恩正最为人称道的论断，却不仅没有论及中国内地与境外的关系、指明打破现代国境线对研究者观念束缚的意义，反而出人意料地强调了“古代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这样一个概念。
　　
　　三、新的体系化解释
　　 在讨论“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时，童恩正指出，比较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不能仅仅依赖一两个“文化因素”。不过，他赞同“文化因素之间的相似性愈多，则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愈加密切”。因此，从细石器、石棺葬、大石墓与石棚、石头建筑遗迹、其他文化遗物，以及生态环境的相似之处这六个方面，童恩正进行了比较，证明中国东北至西南存在一个半月形的文化传播带。但是，到底进行比较的“文化因素”达到多少数量就算可靠了呢？童恩正没有说明。他在这篇文章的末尾写道，“本文的目的，是试图将考古学文化放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一定的社会背景之下考察，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通过1980年代开始的学术交流，童恩正有机会旁观方兴未艾的欧美新考古学以及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论战。新概念纷至沓来，可能出于反感此前中国理论界的僵化，又或者见猎心喜，童恩正不再满足于追问考古遗存的族属，也不再满足于文献史料与出土物的互证，大约从1980年代的后期，他的文章开始强调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也就是说，他的关注重点似乎转向了研究法。尽管此后仍有文章涉及文化多元说，却不再是议论的重点，而且他特别留心把文化的“起源”与“形成”区分开，以示对文明中心的承认。 　　 童恩正对于“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也许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毕竟老师冯汉骥便受过这一学科体系的影响。他发现，欧美的“文化人类学”在解释人群所处的社会与文化时，历来有不同的派别，有不断的发展。理论与方法之间互相促进，比如，当美国人类学家注意到生态环境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时，就出现了运用多种自然科学手段去收集人类在“能量消耗、地理环境、自然资源诸方面的资料，并进行各种复杂的计算。”此外，生计经济、语言、婚姻与家庭、亲属关系、社会团体与政治组织、宗教信仰与仪式等等方面，文化人类学都提供了许多理论和方法。
　　 对于创造了林林总总的考古遗存的那些历史上的人，童恩正一直感兴趣的是，什么决定了他们的行为？在强调生态环境之前，他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解释，其一是族属，其二是他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1980年后，他已经感到单线的社会发展阶段论不足以解释多样的考古遗存。1986年，童恩正参加了在美国爱尔丽舍举行的“中国古代史与社会科学一般法则讨论会”，提交了《从考古学资料看中国西南地区的奴隶社会》这篇论文。文章指出，奴隶社会也有不同类型，在中国西南地区，便可发现蜀、滇、冉駹三种奴隶制，分别是“由征服产生的个体经济的农奴制”“庄园剥削制”和“父系家长奴隶制”。但他很快便不满足于这种对摩尔根-恩格斯社会发展模式的小修小补，提出“摩尔根和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所论及的全部内容都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
　　 但是在“生态环境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童恩正并未取得他想要的新的解释体系。生态环境的相似或差异在他的研究中仅仅起辅助说明的作用。与此同时，对解释体系的反思已流行于中国考古学界，争论也随之而起。区系类型指向“满天星斗”似的文明源头，安志敏认为，这种学术看上去非常不严肃。安志敏提出，文明是有一定标准的，中国文明的起源并非多元。
　　 童恩正对此提出商榷。他说，文明的标准其实与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准一样，“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把文明看成是许多“单项因素的凑合”，或者说“博物馆清单”式的文明观，并不能有效说明“人类历史这一极端复杂而又变化多端的阶段”。他认为，生态环境、经济形式、人口增长的速度以及带来的压力、远程贸易、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改变、技术的进步等等，都是促进文明形成的重要因素。而且，这些因素之间互相储存、互相制约，形成了复杂的关系网。如果“抽出一二样技术上的成就（如金属、礼仪性建筑、文字等）以断定某一社会是否进入文明，而忽视整个社会的自然、历史背景，显然是不科学的。”也就是说，“文明的标准”不能像摩尔根模式一样，再次陷入“技术决定论”中，而要“从社会整体众多因素的相互作用中考察文明形成的原因及文明最终形成的标志”。即便是众皆认可的进入文明的标志——“国家”——这个概念同样有着相当多样的解释。
　　 在童恩正的商榷文字里，多元问题是一个焦点，但他的立场看上去有些许动摇。他承认，“如果笼统地将中国文明形成的阶段定在夏商之际，即二里头文化的阶段，笔者是完全同意的”。他认为问题在于，文明发展是否只有一种模式？各地文明是否有不同的标准？以及“各地方文化……向文明时代进化的根本原因，究竟是该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还是主要归之于中原文化的传播和刺激？”他所举的例子是，羌、匈奴、肃慎、巴、蜀、滇等等“边地民族”，从东周起，多已进入阶级社会;秦汉设立郡县以前，又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那么他们或他们中的一部分是否已经进入了文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些文明的独特性（如羌、匈奴、肃慎等当时并无文字，滇、夜郎等亦无城市）该如何评价？
　　 但是，童恩正没有就此追问文明标准是否成立的问题，反而是大体接受了安志敏所说的“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階级社会”作为文明的标准，指出安志敏与苏秉琦的区别在于，“文明的曙光（指起源）”与“文明时代（指形成）”不是一个概念，“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不是形成）的一元论或多元论的问题”值得讨论，言下之意，关于中国文明的“形成”则不存在一元还是多元这个问题。显然，童恩正已经认同了中国文明“形成”中的一统局面。有点类似于，在“起源”问题上，他用“边地”将了“中原”一军，支持多元架构;在“形成”问题上，仍然是“边地”臣服于“中原”，认可了中原的更高地位。
　　 把“形成”与“起源”刻意区分开来，展现出童恩正的意识里，仍然有根深蒂固的“中原大一统”观念，和“成王败寇”的判断标准。“多元”意识屈居“一统”之下，还表现在论“滇”的社会形态为“酋邦”一文中。他认为“滇”族社会是比国家低一等的社会形态，尽管“接近国家”。在论中国南北古代文明发展异同的文章里，他认为，“南北不同的是，中原龙山文化经历了酋邦社会以后，继续向国家发展。而南方的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在进入原始社会晚期以后，社会生产和社会组织的发展似乎处于停滞的局面，并没有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地进入文明，而至北方的政权到达南方为止，始终没有发展到国家。”不久后，他以“巫”与“巫术”在中国南北方的不同发展为个案，更加详细地阐述了这一观点。
　　
　　四、结语
　　 在接受新理论和运用新技术方面，童恩正无疑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考古学界首屈一指的人物。这位颖异的学者其实从1950年代进入学术界后，就时常站在潮头。他曾考察遗存所代表的社会发展阶段，同时更关注古代西南的族属与历史;他强调中国西南与南方地区的重要性，加速了中原中心论的分崩离析;他率先论述奴隶社会的多种表现形式，批判摩尔根模式，运用“酋邦”“复杂社会”等新概念，探讨“文明”发展与“国家”形成。不过，在张忠培对“民族考古学”进行了果断有力的批评后，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者对“遗存-族属”式的研究产生怀疑。尽管童恩正在民族史与考古学结合的方式上存在可议之处，但他最为出色的研究是在民族史框架下产生的。且杜正胜先生所提出的将中国古代文献作为一种“民族志”，来分析中国考古学面对的物质遗存的建议，仍有其合理性与发展空间。然而，随着多元论色彩的淡化，童恩正在对考古学解释体系的探索中折损了颇为有力的一翼。如果一个甚有特点的文化，注定要被华夏文明吞噬，那么后世的人们，还有什么理由要不断地去追问它的特点？去寻绎它的生命？ 　　① 本文为避免“尊题”以及行文杂沓之感，对已逝的前辈学者均省去了尊称。童恩正学识渊博、能力超群，本文无力涉及他在文学领域的深厚造诣。对于他在考古等领域的学术贡献，已有许多学者进行了总结，例如罗开玉：《童恩正先生的学术贡献》，《南方民族考古》2014年;Brian Dervin Dillon， “Enzhong Tong： Archaeological Hero，”Version 8， 2014;Lothar von Falkenhausen， “The Life and Work of Tong Enzheng，”The “CrescentShaped CulturalCommunication Belt”： Tong Enzhengs Model in Retrospect， Anke Hein（Ed.），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2679， 2014， pp.18-48; Lu Hongliang and Zha Xiaoying， “Rethinking the CrescentShaped CulturalContact Belt，”The “CrescentShaped CulturalCommunication Belt”： Tong Enzhengs Model in Retrospect， pp.49-56; 范勇：《童恩正先生与西南考古》，《四川文物》2000年第5期;陈德富：《童恩正教授对中国博物馆学的重大贡献》，《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李绍明：《童恩正对民族学的重大贡献》，《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林向：《刻苦勤奋勇于探索——记童恩正教授治学道路上的几个特点》，《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邱钟仑：《忆名誉理事长童恩正教授》，《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第13期，1997年;罗开玉：《童恩正导师与西南民族考古学》，《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李复华：《西南考古研究的硕果——在“童恩正教授学术思想座谈会”上的发言》，《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范勇：《童恩正小传》，《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
　　②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The Life and Work of Tong Enzheng，”The “CrescentShaped CulturalCommunication Belt”： Tong Enzhengs Model in Retrospect， pp.21-22.
　　③ 胡鸿保主编：《中国人类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4-122页。
　　④ 童恩正：《记瞿塘峡盔甲洞中发现的巴人文物》，《童恩正文集·古代的巴蜀》，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年，第196-198页。
　　⑤ 例如《对云南冶铁业产生时代的几点意见》《略谈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葬的族属》。
　　⑥ 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24-146、142-143页。
　　⑦ 童恩正：《略谈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葬的族属》，《童恩正文集·南方文明》，第346-347、346页。
　　⑧ 冯汉骥：《四川彭县出土的铜器》，《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第19-27页。
　　⑨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童恩正文集·古代的巴蜀》，第72-79页。
　　⑩ 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童恩正文集·南方文明》，第354-389、382页。
　　童恩正：《四川西南地区大石墓族属试探——附谈有关古代濮族的几个问题》，《童恩正文集·古代的巴蜀》，第288-302页。
　　童恩正：《冯汉骥小传》，《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第213页。
　　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
　　甚至史语所内部也存在多样的研究传统。徐坚：《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
　　林向：《刻苦勤奋勇于探索——记童恩正教授治学道路上的几个特点》，《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
　　蒙文通：《庄蹻王滇辨》，《蒙文通文集·古族甄微》，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270-297页。
　　童恩正：《精密的考证、科学的预见——纪念蒙文通老师》，《童恩正文集·古代的巴蜀》，第180、186、182-183页。
　　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的石棺葬》，《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第32-51页。
　　童恩正：《四川西北地区石棺葬族属试探——附谈有关古代氐族的几个问题》，《童恩正文集·古代的巴蜀》，第275页。
　　童恩正：《近二十年来东南亚地区的考古新发现及国外学者对我国南方古文明起源的研究》，为1981年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考察7个月所写总结，《童恩正文集·南方文明》，第251-269页。
　　童恩正：《试论早期铜鼓》，《童恩正文集·南方文明》，第464-501页。
　　王汎森：《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到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64页。
　　民国时期，古史辨运动打破了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后，民族与文化的多元论逐步建立起来。但是1950年代全国范围内的考古新发现支持了新的一元论结构，直到1980年代，新的多元论才重新成为主流。参见陈星灿：《二元对立：30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新阶段》，《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4期;《从一元到多元：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心路历程》，《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
　　童恩正：《中国西南地区民族研究在东南亚区域民族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童恩正文集·南方文明》，第197頁。 　　徐中舒：《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序》，《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第1-2页。
　　童恩正：《中国西南地区民族研究在东南亚区域民族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断得到最新科技考古成果的证实，参见Deng， Zhenhua， Hsiao-chun Hung， Xuechun Fan， Yunming Huang， and Houyuan Lu. “The Ancient Dispersal of Millets in Southern China： New Archaeological Evidence，”The Holocene， vol.28：1，2018，pp.34-43.
　　童恩正：《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童恩正文集·古代的巴蜀》，第316页;《略论我国西南地区的史前考古》，《童恩正文集·南方文明》，第174-191页。
　　童恩正：《人类可能的发源地——中国西南地区》，《童恩正文集·南方文明》，第6-30页;Barry Sautman ， “Peking Man and the Politics of Paleoanthropological Nationalism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60， no.1， Feb. 2001.
　　童恩正：《略述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兼谈农业考古研究方法》，《童恩正文集·南方文明》，第162页。
　　Lothar von Falkenhausen，“The Regionalist Paradigm in Chinese Archaeology，” 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 Philip L. Kohl and Clare Fawcett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98-217.
　　Enzheng Tong， “Thirty Years of Chinese Archaeology（1949-1979），”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 pp.177-197.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带》，《童恩正文集·南方文明》，第558-603页。
　　童恩正：《中国南方农业的起源及其特征》，《童恩正文集·南方文明》，第126-153页。
　　语出美国学者路易斯·宾福德（L.Binford），强调考古学应从人类学的大格局中思考理论与方法问题，被视为新考古学或过程主义考古学的宣言。
　　童恩正：《文化人类学》，《童恩正文集·人类与文化》，第1-344页。
　　例如《古代的巴蜀》一书。
　　童恩正：《从考古学资料看中国西南地区的奴隶社会》，《童恩正文集·南方文明》，第604-638页。
　　童恩正：《摩尔根的模式与中国的原始社会史研究》，《童恩正文集·人类与文化》，第347-386页。
　　参见查晓英：《20世纪末关于中国考古学走向的争论》，《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安志敏：《试论文明的起源》，《考古》1987年第5期。
　　童恩正：《有关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与安志敏先生商榷》，《童恩正文集·人类与文化》，第424、426-427页。
　　童恩正：《中国西南地区古代的酋邦制度——云南滇文化中所见的实例》，《童恩正文集·人类与文化》，第477-506页。
　　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童恩正文集·人类与文化》，第387-413页。
　　童恩正：《中国古代的巫、巫术、巫术崇拜及其相关问题》，《童恩正文集·人类与文化》，第434-476页。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进历史真实之道》，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
　　参见〔英〕希安·琼斯：《族属的考古——构建古今的身份》，陈淳、沈辛成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例如对考古遗存与“夏代”关系的讨论持续不断，参见孙庆伟：《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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