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的雅化还是地名的讹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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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子石和乌龟石是重庆老地名中很有文化情怀的地名;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两个地名在历史上还分别有其他别名，如弹子石又称诞子石，乌龟石又称五桂石、夫归石、呼归石、望夫石、鹧鸪石。现代人们普遍认为这两块石头的名称与大禹的传说有关，如《四川重庆市南岸区地名录》称：“呼归石，相传禹娶涂山氏之女，婚后出外治水，三过其门不入，妻站此石呼唤禹归，故名。俗称‘乌龟石’‘五桂石’。”邓少琴也认为：“其南岸有夫归石、诞子石……启生呱呱而泣，故有诞子及夫归之称，俗乃讹呼弹子、乌龟，失其据也。”其实早在清光绪年间国璋绘制的《重庆府治全图》就称“古称夫归石，今称五桂石”;张云轩的《重庆府治全图》也称“古名夫归，今名五桂”，好像“夫归”这类名称肯定更早一样。因为人们往往在潜意识里认为大禹的历史既然久远，所以有关大禹的地名出现肯定也应该源远流长，即其地名的出现应该更早;反而是弹子、乌龟、五桂之类的地名是后来衍生出来的，甚至还有将诞子、夫归讹传成弹子、五桂的。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
　　这里我们需要先将两种地名的历史发展轨迹梳理一下才行。
　　其实这两个地名见于文献的记载都较晚，我们发现它们也仅是在清代乾隆时期才开始在文献中出现。当然，在重庆，有关大禹的地名出现较早，这是可以肯定的，如早在晋代的《华阳国志》就有涂山、禹王祠、涂后祠的记载。元代贾元《涂山古碑》：“至今洞曰涂洞，村曰涂村，滩曰遮夫，石曰启母”，也明确了重庆有关大禹的地名确实较多较早，但是我们在明代和清代前期文献中并没有发现有夫归石的地名出现。后来，乾隆《巴县志》卷一《山》称：“今洞曰涂洞，村曰涂村，滩曰遮夫，石曰望夫。”我们知道“启母石”来源于《汉书·武帝纪》，宋代巨然《长江万里图》在重庆府的江面上标的是鹧鸪堆，在元代也只有启母石而没有望夫石、夫归石的名称。明天启《士商类要》卷二记载巴县江中滩险名是鹧鸪堆，也不是夫归石。就是到了清乾隆年间也只有望夫石的名称，并没有夫归石的名称。同时，当时这专用石头最有名的名称是鹧鸪石，如乾隆《巴县志》卷一《古迹》：“鹧鸪石，朝天门外江心巨石，昔时鹧鸪多集其上，钩輈格磔啼声到晓，一名鹧鸪堆，或日本名鹧夫堆，又名望夫石，涂后故迹也。”雍乾时期的《周行备览》记载此滩名鹧鸪滩，也没有夫归之名。嘉道之际的《蜀江纪程》中只记载鹧鸪堆，可以发现清代乾隆年间这个所谓夫归石主要名称是鹧鸪石，只是又名望夫石，也仍然没我们称的夫归石、呼归石之名。
　　目前我们发现最早的夫归石称呼始于清同治年间的记载，同治九年（1870年）洪良品《东归录》：“今朝天门外江中有石俗呼曰夫归石，意谓涂后之望夫归也，故洞曰涂洞，村曰涂村，滩曰遮夫，石曰想夫，又石曰启母，皆禹娶涂山之证。”洪氏《巴渝竹枝词》开始有“莫似过门三不入，呼归石畔待君归”“鹧夫滩畔鹧夫去，想夫石上想夫怜”诸句。可以说，同治年间的洪良品是第一个在诗文中记载夫归石名称的人。其实，夫归石、呼归石的名称大致是在清代光绪年间才开始较多使用的，如民国初年《重庆乡土志》记载：“石日望夫，即今呼归石，或称鹧鸪石。”显然，清末同治年间才开始有将五桂石谐音归夫石的现象出现，而不是夫归石摹谐音五桂石的。光绪年间《峡江图考》地图上标明有夫归石，但叙述文字仍是五桂滩，盛先良《川江水道与航行》中记载的也是弹子石、夫归石（或乌龟石）。
　　同时，我们发现早在清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年间，五桂石的名称就已经广泛使用，如乾嘉之际的陶澍《蜀鞘日記》卷三谈到的是五桂石，而非夫归石。特别是有关清代巴县档案中“五桂石”地名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如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有关五桂滩救生资料甚多，却并无夫归石名称出现。同治三年（1864年）官府公布的“实贴得所码头”名称中也称五桂石码头，并无夫归石码头之说。咸同之际的《渝城图》中标明的也是五桂石，而不是夫归石。同光之际罗缙绅《峡江救生船志》所附的《行川必要》中记载的五桂石，也无标夫归石的。道光江北厅志地图中标的是鹧鸪石，民国时期的其他地图中均为五桂石。只是在民国三四十年代，重庆才形成夫归石、望夫石、呼归石、乌龟石、鹧鸪石并称的局面。
　　此外，夫归石的另一个名称乌龟石出现的时间也是在清乾嘉之际，如李元《蜀水经》卷五采访当时的船工谈到乌龟滩与鹧鸪滩为两滩，并不是一个滩，可以肯定当时的名称为乌龟滩，而不是夫归滩。道光年间编的《云南通志·食货志》及《云南铜志》卷三附的京铜运输的滩险中，仍称乌龟石滩，也略比夫归石的名称出版较早。民国时期的文献中乌龟石的称呼仍然较多，如民国初年孝顺武《川行日记》就记载为乌龟石。
　　实际上我们发现弹子石在整个清朝都是称弹子石，并无诞子石之称出现，如乾嘉之际的陶澍《蜀鞘日记》卷三谈到的是弹子石，而不是诞子石。咸丰八年（1858年）巴县档案也记载为弹子石，同治三年官府公布的“实贴得所码头”名称中也称是弹子石码头，咸同之际的《渝城图》中标明的也是弹子石，而不是诞子石。同光之际罗缙绅《峡江救生船志》所附的《行川必要》中记载的是弹子石，也无标诞子石者。光绪年间黄勤业《蜀游日记》谈到的是弹子滩。道光《江北厅志》地图中标的是弹子石，民国时期的地图中亦均为弹子石，并无诞子石之名。所以《重庆南岸区地名录》中仍然记载：“弹子石来源于长江边有三石顶着的一巨石，形似‘弹子’而得名（一九二六年夏，弹子被雷击毁）。”那么，诞子石的名称是何时出现的呢？现在看来可能是在近几十年才经文化人演绎出来的，如邓少琴认为：“其南岸有夫归石、诞子石……启生呱呱而泣，故有诞子及夫归之称，俗乃讹呼弹子、乌龟，失其据也。”应该说邓少琴可能是最早演绎此说的学者之一，因为在此之前并无任何文献将弹子石称为诞子石。只是到了1993年出版的《重庆市南岸区志》，才将弹子石演化为诞子石的传说予以文本化，所以，弹子石在民间最终雅化为诞子石的时间可能并不久。显然，与邓少琴先生观点完全相反的是，弹子石、乌龟石的名称见于文献记载当远远早于诞子和夫归;不可能是讹呼失其原，而是后人在弹子石、乌龟石地名上的文化演绎和地名雅化。
　　我多次谈到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存着作为文化的历史和作为科学的历史的两种历史;特别是在乡土历史重构中，这种作为文化的历史往往气场巨大。而这种文化的历史也融入在地名的命名之地，往往是通过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新编故事后注入到地名中，使传说固化到景观上。从地名学的规律来看，一般说来中国传统乡土地名往往自然地名相对较为稳定，而文化地名往往会在新的社会背景下被不断重新建构翻新，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从元代到近代夫归石经过了启母、望夫、鹧夫、夫归、呼归等不断演化。从地名学规律来看，地名的雅化是作为文化历史的一种重要手段，而地名雅化往往更多是将自然地名赋予文化内涵，寄予文化诉求，一般少有将文化地名再赋予自然名称。从以上的历史文献的梳理来看，可以肯定的是，在历史上五桂石、乌龟石、鹧鸪石、弹子石的名称要早于夫归石、呼归石和诞子石的。而且一般来说社会下层对于自然地名的流传更会广泛，而中上层社会可能对于雅化了的文化地名更有情怀。不过从社会整体来看，社会性下层往往占多数，所以到近代，不论是口头语言、文字书写、地图标注，都是以五桂石或乌龟石、弹子石为主。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中国的上古历史往往被后人不断地重构，不仅是在遥远的古代，甚至在近代我们仍然在重构中。作为历史学者重要的是从纷乱的历史现象中去剥离那些文化重构的东西，尽可能发现其中原始的、真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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