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语哲学的视角看中国哲学研究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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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怡
摘要：汉语哲学的提出是当下中国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中国传统思想的表达方式揭示了汉语结构对思想构成的深刻影响，也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语言特征。汉语结构的特殊性使得汉语的意义表达具有了语境敏感性等非语言特征。汉语可以表达与其他语言共同具有的普遍概念，哲学翻译则承栽着意义转递的功能。汉语哲学不是关于汉语本身的哲学问题，也不是关于汉语能否表达哲学的语言问题。汉语哲学是关于哲学本身的问题，也就是哲学的普遍概念是否可以在汉语中得到理解的问题。中国哲学是通过对语言意义的梳理而得到阐发的。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哲学可以说是一种语言哲学，也就是通过对语言的研究而表达哲学思想，以解释汉语的微言大义来阐发自己的哲学。
关键词：汉语哲学;汉语结构;中国哲学;语言哲学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20）01-0083-09
一、引言：问题背景
汉语哲学问题重新进入当代哲学讨论的话题，与中国当代哲学自觉意识的兴起有直接的关系。20世纪初期，陈康先生曾经发过这样一个誓言：希望未来的国际哲学界能够因为不懂汉语而感到遗憾，因为未来的哲学可能就是以汉语的方式表达的哲学。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提出汉语哲学问题，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是当代中国哲学正面临一个新的转型：这不仅体现在我们接受了百年的西方哲学发展历史后所需要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面对当代中国所面对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是否能够以哲学的方式加以解读。当代中国哲学应当以何种方式出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哲学重新展现在世界哲学舞台，而是中国哲学应当以一种新的方式讨论哲学问题。这种新的方式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维度，比如：一方面，是对传统哲学的重新改造;另一方面，是如何以我们所熟悉的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来讨论中国现有的问题。因而，围绕这个出场方式引发了中外之争和古今之争等不同的学术争论。
关于中外之争，今天的中国哲学依然处于与西方哲学的不对等交流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始终没有摆脱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制约，因为“中国哲学”原本就是在西方哲学的框架之下被确立起来的。所以，中外之争是一种历史现象。但古今之争却始终存在，今天讨论的几乎所有哲学问题都不是来自于当下，而是来自于过去。因而，今天讨论的很多问题是否能够以当下熟知的方式加以处理，或者以我们所能够理解的方式去表达传统的问题，这正是中国当代学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话题。那么，汉语哲学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展现中国哲学的特有品质，还是试图用汉语的方式来表达哲学的一般观念，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以一种新的方式展现传统中国哲学的话，那么，汉语哲学早就出现了，甚至在西方哲学传人中国之前我们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哲学。但是，如果我们是以中国特有的语言结构或者表达方式来诉说中国哲学可能具有的普遍意义，那么，汉语哲学就有了一个新的指向，这不仅是指对传统哲学的改造或者说以汉语的方式来表达传统西方哲学问题，更重要的是，以汉语的方式来讨论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
70年来，中国哲学的在场使得中国文化得到了理智上的支持和证明。中华民族始终以拥有悠久历史而倍感自豪，而中国文化则在这个历史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这里的中国文化并非简单地体现为日常所见的物质文明载体，而是更多地表现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物质上的文明是可能被摧毁和取代的，但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则始终伴随着人类的存在。中国哲学往往被看作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主要代表而被反复讨论，这也成为中国文化得以现代传承的重要标志。如果没有中国哲学，我们谈论中国文化似乎都缺少一些底气和勇气。然而，如果我们大致观察一下70年来国内的中国哲学研究，就会发现，“中国哲学”始终处于一种自我肯定与否定的矛盾中：中国哲学往往被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却失去了哲学在文化中的特有地位;中国哲学被归之于从三皇五帝开始到孙中山结束的中国传统哲学，这又失去了中国哲学的当代形象;中国哲学被归类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等并列的哲学二级学科，这又从学科体制上失去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应有地位。结果，当我们如今谈论中国哲学时，必须要加上某个定语，以确定我们用这个语词究竟是指什么。必须承认，我不是中国哲学专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没有做过系统研究。在这里，我只是试图通过对“汉语哲学”的反思，重新理解70年来中国哲学研究走过的道路，特别是从“汉语哲学”这个概念出发来讨论中国哲学，为我们重新认识和定位当代中国哲学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中国传统思想的表达方式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路径
按照目前通行的理解，汉语哲学研究首先需要从对汉语语言结构的分析人手，这涉及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或者说中国传统思想的表达方式。虽然汉语结构分析在汉语言学中得到了充分的讨论，但语言的表达方式所承载的思想内容和哲学意义似乎并没有在汉语言学中得到强调。例如，吕叔湘在《中国文法要略》中讨论了汉语的字词句（即他的“词句论”），也讨论了汉语的表达式（即他的“范畴论”），还讨论了汉语表达式的各种关系（即他的“关系论”），但唯独没有讨论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没有讨论汉语文法对思维方式形成的重要影响。在现行的汉语言学研究中，无论是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似乎都集中于语言形式的实证研究，而缺少对语言表達式与语言内容即思想的关系研究。汉语哲学研究就是试图从这种关系研究人手，力图说明汉语这种特殊的语言表达形式究竟是如何反映了汉语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又是如何影响到汉语使用者的思维方式的。
汉语表达式的第一个明显特征即其指事方式为“能近取譬”，以借喻和类比的方法来传达语词的含义，而这个含义本身在原表达式中是没有得到清晰表达的。这是中国语言表达的方式，即以借喻的方式或者是类比的方式来表达事物或对事物的认知。例如：“子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老子日：“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道德经》第八章）《说文解字》：“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哲，知也，从口，折声。哲，或从心。古文哲从三吉”。所有这些都是利用自然事物的特征和存在状态，去说明主题表达的主要思想。当代中国哲学对这种借喻和类比方式做了大量研究，例如，对中国传统的“象思维”做了系统的梳理，对中国文学中的比兴、隐喻等方法做了大量实证考察，并从中得到关于类比在哲学研究中特殊地位的结论。虽然在西方哲学研究中类比也被看作重要的论证方法，但这种方法的运用是与其他论证方式，特别是与逻辑推理方法相互结合的。然而，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类比方法则被作为可以独立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并被用于作为整体思维、辩证思维和直观思维的重要证明。这种论证方法是以事物的相似性为前提，通过心理联想的作用，使得人们从不同事物的相似关系中认识到所要论证的事物的有效性和正确性。正是根据这种表意方式，汉语表达式中充满了对外部自然事物的描述，即使是在描述人物内心情感和意识活动时也是借物抒情。这种语言表达方式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在表达思想和内心情感时善于借物移情，或者善于用具象的感性事物表达更为抽象的思想观念。在积极的意义上，这种表达方式的确为汉语表达丰富了生动具体的内容;但在消极的意义上，这也造成了思想表达的模糊和对思想观念的更多解释的空间。 汉语表达的第二个特征是，以取象的方式强调字形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密切联系。中国古代文字的形成过程，就是以这样的取象方式来表达中国人对事物的理解。例如，《<说文解字>序》：“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这些文字在以往通常是被解释为汉字形成的历史传说，在较为深层的含义上，至多说明了名与实之间的关系。关于名实关系，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曾指出：“各家所谓名都是指事物的称谓。”从文字形成的发生学意义上看，古代人类的最初文字都具有这种象形阶段。无论是古玛雅文字还是中国上古时代的岩壁文化，文字都是以事物形状的方式出现的。但随着文明程度的发展，许多民族的文字都逐渐摆脱了象形方式，而更多采用更为抽象的字母形式。字母文字的出现不仅是人类认识活动的重要结果，更是人类思维方式的重要变化。这意味着，人类的认识活动不需要借助于事物的形象去理解外部世界，而是更为重视认识内容的逻辑关系。然而，在世界上许多民族的语言都以字母文字为特征的情况下，汉语言文字却依然保持着象形文字的形式，并在当代文化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自己的文字形式的反思：象形文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汉民族的思维方式？象形文字是否也对汉民族思维方式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语表达的第三个特征是言不尽意的方式。“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日：圣人立象以尽意。”（《周易·系辞上》）“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三国志·魏书·卷十·荀或》）这不仅强调了字形和意义之间的解释方式，还涉及在形义之间生成新字的各种方法，包括指事、象形、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中国古人对文字表达方式采取的这种方法，跟古希腊人或者说不同于中国文化的其他民族表达事物的方式截然不同。这种不同在于，中国文字的字形和字音属于两种不同的意义系统或解释系统。这两种不同系统导致汉文字本身变得极为复杂。汉字的取象方式与表意方式的分离，使得我们今天依然可以使用表象方式的文字，同时改变着表意内容。因而，表形可以固定，而表意却是可变。前者是确定的，后者却是可变的。这使得汉语的运用必须是对两者的很好结合。所以，西方人在学说中国话时，并不觉得有多少困难，但学习中国的文字却非常困难，因为从字形上读不出音来。汉文字本身没有标音系统，确认读音是以字来注音，用假借字标音。这在《说文解字》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还涉及字形的变化，如拆分、组合以及形义之间的相互作用、推拉关系、互适关系以及重構关系等。这些就导致了中国语言本身的复杂性，也就是以一套不变的形态，对应一个可变的意义系统。根据这种语言形式造就的思维方式，就突出显示了在思想上的“留白”特征，即思想的表达总是以空白和间距为表征。这里所说的“思想的表达”重要的是以文字为形式，而不是话语。按照汉语言学的通常看法，语言包含了声音和文字，而文字不过是对声音的记录而已。在以往的西方哲学传统中，文字记录声音而使其具有意义，似乎也是哲学家们接受的共识。然而，汉语文字的特殊性却在于，这种文字并非声音的简单记录，而是对事物形状的抽象摹写。如前所述，汉文字与汉语言并非完全一致的系统，两者的分离导致了语形与语义的分离，即汉字的取象方式与表意方式的分离。由于汉语本身不存在单独的标音系统，因此，汉语的标音就只能借助于文字本身。这就使得汉文字在汉语文化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我们对汉语文化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对汉文字的理解而实现的，因为汉文字记载了中国文化的悠久历史，也传承了中国文化的主要精神。在这种意义上，研究中国文化和哲学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分析我们的汉语文字，研究汉语结构对中国文化形成的作用，或者是从中国文化观念中挖掘汉语表达方式的重要影响。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反观70年来国内的中国哲学研究，可以发现这样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
首先，中国哲学研究容易纠结于“以西释中”或“反向格义”的学科情结，或者是为论证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而套用西方哲学的理论框架，或者是为了捍卫这个学科的独特性而在史料学中寻找思想根据。前者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主流倾向，自冯友兰等人开创中国哲学门开始就确定了西方哲学的解释框架，无论是对本体论研究还是对认识论研究，都无法摆脱西方哲学的论说方式和概念体系，直到20世纪80年代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概念范畴史研究，依然是延续着这种基本思路，这一思路导致了90年代中国哲学界出现的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后一种方式则是因循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方法，以国学研究为核心，试图通过对经史子集的文献梳理和对诸子百家的思想分析来发现其中的微言大义。虽然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从汉语哲学的角度看，这些研究似乎都没有为我们提供真正有效的或可以得到普遍认可的哲学理论，也没有对传统哲学问题提供具有当代意义的哲学回答。这里所谓“有效的或可以得到普遍认可的哲学理论”，是指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所确立的共同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应当是基于对中国哲学的历史解释和当代创新，而不是基于某种外在于哲学的历史一政治一意识形态的要素说明。这样的要素说明往往是根据研究者先定的研究目的和要求，为了确保这个目的的正确性要求而对历史上的理论观点作出符合当下目的的解释。因而，哲学与政治之间原本就“说不清理还乱”的关系，在当下意识形态的要求下就变得更为复杂。
其次，当代中国哲学容易纠结于在传统继承与当代创新之间徘徊。由于中国哲学学科在当代学术学科划分中更多被看作具有历史研究性质，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的主体部分，其中包括中国哲学史料学和史学史研究等。这样，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就被看作属于历史研究，特别是对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研究完全被纳入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围。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围，也使得中国哲学研究在当代哲学研究中，特别是在国际哲学研究中，处于不利地位。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历来被看作在继承传统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哲学也往往被看作以此为主要内容。然而，对传统哲学的研究由于缺少创新意识和方法而难以长久，这已经为许多中国哲学研究者所关注。事实上，任何对传统的研究都应当建立在创新的基础之上。无论是对传统文本的解读还是对传统理论的分析，似乎都需要观念和方法创新的支持。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哲学研究必须在创新基础上才能形成真正具有当代意义的哲学观念和理论，相反，任何仅仅停留在对传统文本解读上的哲学研究只能成为“故纸堆的学问”。从汉语表达式的特征来看，中国哲学研究应当抓住汉语的这些特征，根据对汉语结构的文本分析，揭示出中国哲学思想的“微言大义”。这首先就需要我们对中国哲学所使用的概念和命题进行语义分析，不仅要解释这些概念和命题的文本意义，更要对它们所提供的思想内容进行类比解释。例如，关于“亲亲相隐”的说法，一方面要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制度与伦理道德之间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还要理解这个说法的提倡者希望由此表明的基本立场。其次，还要对这些概念和命题的当代意义进行阐发，由此表明中国传统思想与当代解释之间的内在张力。例如，如何理解“天人合一”概念在当代哲学中的意义，以及这个概念在哲学传统中形成的历史过程，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这个概念的真实内涵。最后，还要从哲学研究者的立场出发对所研究的对象提出理解的方法论作用。事实上，在当代哲学研究中，方法论的作用已经普遍深入到我们对历史传统的理解之中。能否从哲学史研究中提炼出哲学方法论意义，这也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例如，“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争论显示出我们对哲学方法论问题研究的缺失，而“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念也使得哲学史研究仅仅为了满足当代理解的需要而失去了哲学的时代超越性要求。这些都导致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始终处于方法论上的立场摇摆状态。这种研究现状无法满足中国哲学研究的学术传承和创新的要求，也使得当代哲学研究中缺少中国研究者的声音。 再次，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迫切需要真正的思想包容和学术规范，需要逐步改变哲学研究中“唯我”“唯上”“唯本”的现状。这里的“真正的思想包容”是指，对各种哲学理论和观点采取尊重和开放的态度，坚持从逻辑上（而不是从政治上或历史上）对各种理论观点作出分析判断，坚持学术讨论的基本原则和标准。纵观70年来中国哲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我们在思想上的进步主要来自对历史文献的重新评价和对现实问题的普遍要求，而不是来自对学术思想的规范性要求。学术思想的规范性是以学术研究的规范性为前提的。没有学术规范的要求，思想上的进步难以维系，前人的研究成果也难以成为后人研究的起点。这里的“学术规范”不仅是指学术写作和出版上的规范要求，更是指学术上的思想传承所需要的规范要求，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学缘关系”的建立。具有思想创新和独特性的学派学说，成为这种“学缘关系”得以建立的前提和保障。
最后，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迫切需要真正的现代意识和国际视野，需要进入国际学术主流的整体能力和自主话语。在当代国际哲学研究中，中国哲学依然被看作一个极具特殊性的部分，这从西方哲学家介入中国哲学研究的方式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例如，无论是华人哲学家杜维明、成中英等人的中国哲学研究，还是美国哲学家安乐哲、南乐山等人的儒学思想研究，都把中国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旁观者，始终以中国哲学的视角去审视西方哲学的研究。当然，应当说，正是由于他们的工作而使得中国哲学研究在当代世界哲学研究中成为一种可以与西方哲学形成互补的思想成分，也使得世界哲学的研究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即形成了从以西方哲学为核心的世界哲学研究转变为以中国哲学研究为代表的多样性的世界哲学地图。然而，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这种有意识地把自己的研究纳入世界哲学研究视野的工作还远远不够，研究者的现代意识和国际视野也远远不够。这主要体现在，哲学研究还没有完成从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型，哲学研究中的主要问题依然来自近代哲学，思考和讨论问题的方式也主要是近代哲学的二元论方法，还没有从现代哲学的角度理解当代哲学问题。这里的“现代哲学角度”主要是指对近代哲学以及古代哲学的批判和反思，凸显研究者的独特主体地位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真正的一元论研究立场，而不是对二元对立中的一元选择。
三、汉语结构的普遍特征
如何从汉语表达式的表意活动中找到一种逻辑关联性，这是我们研究汉语结构普遍性问题的重要出发点。由于我们在运用表形系统来作出表意活动时是按照每一个人对字形的解释去理解意义，因而使得表意活动具有特殊性而不具有普遍性，这就需要通过语言结构的分析去把握具有普遍意义的语词概念，由此说明汉语结构所具有的普遍特征。
由于汉语表达式在表意上的不可通约性，中国一些近代学者在接受西方表意文字后提出改造汉语的主张。20世纪20年代，包括鲁迅、陈独秀等人在内的当时的一些新文化先驱者不满于汉语音形分离的局限，提出要采用西方罗马文字来表达中国思想。这种汉语的罗马化思潮在当时风行一时。而能够推动这一思潮形成的重要原因是汉语拼音的普遍流行。这种由西方传教士最初发明用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注音方法，很快也成为中国人学习汉语的重要手段。这说起来有点奇怪。因为中国古代没有汉语拼音，古代人借助字形来理解字义。而汉语拼音的普及则使得现代中国人放弃了传统字形解读方式，拼音解读的结果使得汉语的罗马化变得可能。20世纪40年代，講授老北京话的课本采用的标注方式就开始使用拼音方法。从学习汉字的方法改进上看，汉语拼音的确有利于汉语学习的推广，但这对汉语结构的逻辑表达并没有任何推进。如今对中国古代文献的解读方法与20世纪初期相比，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今天更需要的是弥补性工作，就是要把中国古代文献中隐藏的逻辑结构显示出来。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主谓结构是隐藏在表达方式之中的，因此现在需要重建，就是要把这些结构凸显出来，这是当今中国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文献解读方面应当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此外，在符号系统的意义关系上，特别是在所指与能指的关系上，能指概念作为一个语言符号系统的主要功能，主要表征语言指向对象的一种活动方式，即我们以能指的方式断定对象。但这种断定方式是以观物取象的方式。比如，说山是山，说水是水。这里的“山”和“水”既可以作为一个具体对象名称，也可以作为普遍概念。这样的普遍概念实际上指向具体对象，这就取决于每一个概念所使用的不同方式，而不是取决于这个概念本身所指向的必要条件。由此，这些外在语言的因素会直接影响我们对语言的使用方法，语言就变成了一个自身非自主的系统。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语言结构本身是不能独立作为一个完整的表意结构，而只能够借助于非语言的形态补充这样的语言表达方式，才能使我们的语言表达变得更加完整准确。这就使得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了。
汉语的表征形式和思维形式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也是我们需要加以讨论的话题。例如：词性使用的分布状态，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人日常表达中，哪一种词性使用的频率是最高的？有人说是动词，因为中国人比较强调实践、行动，所以动词用得比较多。这种词性使用分布表明，当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词性是名词时，表征我们关于对象的名称是确定的。当我们谈论一个事物时，就是要使用这个事物的名称，以及要确定这个对象的性质。当给出一个对象的名称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用这个对象所具有的性质来谈论这个对象，或者是谈论与这个对象相关的其他对象。这样，本质主义就会成为主要的思维方式。这就表明，我们确定有一个本质的东西存在，对象性质同时规定了事物的客观结构，我们把事物的存在方式作为谈论事物的基本内容。如果使用动词频率比较高的话，就是比较重视变化，比较重视动态结构。在古希腊语里，动词变形体现在名词上面，一个名词它可以既承载着名词的作用，但更主要反映着它的行为方式。所以，古希腊语更强调的是动词，而不是名词。在现代英语中，更高使用频率的是形容词。形容词表达的是一个说话者或者一个行动者对一个外部对象的主观态度。事物本身不存在被使用的状态，所以刻画对象的性质或者状态，都是出于说话者对事物性质的一种说明或者解释，其中就包含着对事物的评判态度，因而，所有的形容词都带有说话者的主观意向和价值取向，也表征了人们跟外部世界之间的一种关系。当名词被高频率使用时，说话者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当形容词被高频率使用时，说话者就是一个积极的主动者。当然，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但从这种词性使用频率的分布上，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语言使用方式中所体现出的特有的思维方式。 汉语的使用在确定能指和所指关系时，更多取决于一些非语言或外在语言的因素，如语境特征的描述。汉语是一种语境敏感的语言，它必须借助于外在的非语言因素。因而，文字的组合方式、情景依赖等语境因素，都会直接影响汉语的意义。汉语的表达方式往往是意在言外，这就导致了外在语言的因素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语言表达方式。但在汉语结构方面，我们的语言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表征我们的思维方式呢？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汉语的思维表征，一个是汉语的文字表征。思维表征部分就是汉语的意义表达问题，也就是我们用汉语如何表达我们试图表达的意义。其中，一方面，这包含了意义在言语之外，即非语言的因素影响了意义的表达;但另一方面，汉语的结构特征也规定了意义的表达，如并列、递进、承接、选择、转折、复合等等句型结构，突出了语句意义的强调、选择、因果、条件等表达方式。汉语的文字表征体现为“文”与“字”的分离与结合。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明确指出：“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依类象形，即独体为文;形声相益，即合体为字。唐朝张怀璀在《文字论》中说：“文字者，总而为言。若分而为义，则文者祖父，字者子孙。察其物形，得其文理，故谓之曰文;母子相生，孳乳浸多，因名之为字。题于竹帛，则目之日书。字之与书理亦归一因文也者，其道焕焉。日月星辰，天之文也;五岳四渎，地之文也;城阙翰仪，人之文也。”当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当我们留下一些文字的时候，这个文字实际上是一种痕迹，承载着的是意义。但在汉语表达式里，由于“文”和“义”系统互相独立，因此如何把这两个独立的意义系统结合起来，使它们完成表意功能，就是一个重要问题。或许，这对于使用汉语作为母语的中国人而言，这种表意功能是自然而然的，但对于西方人来说则难于理解。事实上，中国的思想观念和文化都是通过语言来表征的，而语言表征如何被解读出它的意义，则又取决于非语言的因素，这些就使得语言的结构变得极为复杂。
四、汉语结构与其他语言共同表达普遍观念
张岱年先生说：“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体系，经历了这么多不同的时期，形成了完整的哲学范畴，包括了自然哲学、人生哲学、知识论的概念范畴等等。这些不仅是对中国人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的概括总结，也是对古代人类思维方式的概括总结。”。这个说法很模糊，因为在任何一个语言系统中，我们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说明，每一种文化所传递的或者说所使用的语言已经构成了一些完整的概念体系。这个概念体系里，有一部分是哲学的，有一部分不是哲学的。这些哲学的概念体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可以被提取出来的，包括自然哲学、人生哲学、知识论等，它们都是来自西方的概念，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因为中国哲学整体框架来自西方，离开了这个框架，我们很难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独立的哲学。
当然，这里所说的哲学一定是与表达哲学观念的语言结构密切相关的，因为西方哲学的概念研究就是依据哲学家们对他们使用的语言结构的解释。中国古人的世界观和宇宙观也是依赖于我们的语言解释系统。例如，《易经》提供的对宇宙的认知，就是古代人认识世界的一种框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字，是从一到万物的一套算术系统。这是一套可以形式化运行的方式，就如同毕达哥拉斯早年在构造世界构成方式时提出的那套数字系统一样。可见，不同语言系统可以承载着相同的哲学概念，所表达思想内容之间的互通性，就涉及哲学翻译的可能性。
哲学翻译的可能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在各个不同哲学形态里所包含的可以被称作哲学的概念之间是否可以互译的问题。而且，事实上完成的哲学翻译究竟是语言互译，还是概念互译，抑或观念互译？例如，西方语言中的“being”这个哲学概念究竟应当如何翻译？翻译成“是”，还是“存在”，抑或是“有”？国内哲学界围绕这个话题展开的长久讨论表明，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翻译问题，它承载的是一个概念的可理解性问题。如何把一个来自异域文化中的概念理解为具有本土文化特点的概念，这原本就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在哲学翻译上通行的方式是对所翻译的概念术语加上详细注释，用以解释这个概念在原有的文化传统中所具有的最初含义，并用本土语言对这个概念加以翻译。当然，这样的注释通常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原概念在原有语言中所具有的含义以及哲学家对这个概念所赋予的含义，例如，黑格尔使用的“Sein”与海德格尔使用的“Sein”在原有德语中具有相同的含义，但在他们的解释中则具有不同的概念内容;另一方面则是翻译者在自己母语中对这个概念的翻译和解释，这个翻译和解释是否符合原概念在哲学家那里的理解。正是基于这样两个方面的考量，翻译者通常会以较大的篇幅对所翻译的哲学概念作出详细注释，而这些注释不仅为理解哲学概念提供了帮助，而且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充分根据。例如，陈康先生所翻译的柏拉图的《巴曼尼得斯篇》，就是国内翻译的经典之作。虽然我们还可以讨论《巴曼尼得斯篇》里的很多内容是否如同陈康先生所解释的那样，但我们要理解柏拉图的这篇名作，就只能是从他的注释人手。
五、汉语哲学：关于中国语言哲学的一种设想
汉语哲学的话题，既涉及中国的语言结构，也涉及是否承认汉语表达方式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概念的问题。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最主要的工作方式是注疏，这种方式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为理解经典文献作准备，也构成了整个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包括对《道德经》和《论语》这些经典的注释。我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时，主要不是阅读这些经典本身，而是阅读各种注释版，恰恰通过阅读注释，我们才能够知道经典的真实含义。由于不同注释家对文本的解读不同，通过文本比较，我们就能够了解古人如何解读最初的原始文本，由此形成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由此可见，中国哲学研究始终重视语言的作用，或者说，中国哲学正是通过对语言意义的梳理而得到阐发的。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哲学可以说是一种语言哲学，也就是通过对语言的研究而表达哲学思想，以解释汉语的微言大义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事实上，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派形成了整个近代中国哲学史上有典型意义的语言哲学，这就是以语言分析方式来处理古代文献。我希望，今天我们能够通过建构一种作为语言哲学的中国哲学，来解释中国哲学的微言大义，用语言分析的方法说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
这样，汉语哲学就有了一个新的解读。汉语哲学不是关于漢语本身的哲学问题，也不是关于汉语能否表达哲学的语言问题。汉语哲学应当是关于哲学本身的问题，也就是哲学的普遍概念是否可以在汉语中得到理解的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对西方哲学的重要概念的汉语翻译纳入汉语哲学的讨论当中。例如，围绕“being”的讨论就不是一个翻译问题，而是一个哲学理解问题。当然，在其他语言中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但在汉语表达式里，当讨论这些西方概念时，如何用汉语的方式去表征这些概念所包含的内容，这就属于汉语本身的问题，也就是汉语能否传达哲学的普遍概念的问题。这样，研究汉语哲学，就变成了研究作为语言哲学的中国哲学。
由上可见，汉语哲学讨论的是哲学本身的问题，而不是关于汉语的问题，也不是关于语言的问题。汉语哲学不涉及语言的问题，虽然对汉语哲学的研究是从分析汉语的语言结构人手的。汉语哲学也不是对某个特定的哲学语言的研究。哲学使用的就是日常语言或自然语言，但自然语言本身承载的内容是哲学概念，这套哲学概念需要经过解释才能够被理解。“让哲学说汉语”往往被理解为提倡汉语哲学的重要理由。但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比喻而已。汉语哲学不是让哲学说汉语，而是讨论哲学与语言表达式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何种语言，比如，普遍语言、理性语言、逻辑语言以及表征语言，还是某种自然语言，比如，法语、德语、英语、汉语等等，它们都表征着我们所讨论的哲学问题，也就是用于揭示这些语言中所承载的哲学概念，考察这些哲学概念在这些语言中的普遍意义。汉语哲学就是要处理这些与哲学密切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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