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存型农户向经营型农户转变的生计资本条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刘明 冯丹蕾 张云丹 吴娜娜 宋丽蓉 田丽君

　　摘要：文章提出“生存型農户”“经营型农户”以及“农户转型”一组新概念，以表征贫困地区农村以家庭为经济单元的发展路径特征。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以课题组2018年在西北四省区收集农户经济金融数据为研究基础，对农户生计资本进行测算，依据农户家庭经济特征区分生存型农户与经营型农户，分析农户转型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农业信贷在两类农户转型过程中发挥着明显正向作用，对于无农业收入的农户，增加单位金融资本使生存型农户向经营型农户转变的发生率更为显著增加。相关结论对“后贫困”时期的启示是，综合采取一系列措施増加农户生计资本存量并改善其结构，以实现生存型农户向经营型农户转化，使农户在实现劳动力价值以外获得可观的土地、财产、管理和技能收益，由此巩固、扩大国家扶贫攻坚战略效果和防止返贫，是政策瞄准必须考虑的因素。
　　关键词：生计资本；生计可持续；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生存型农户；经营型农户；农户转型；后贫困时期
　　中图分类号：F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20）02-0050-11
　　收稿日期：2020-01-0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北地区后贫困时期农村金融创新路径与模式研究”（17JJD790016）、陕西师范大学2018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重点项目“西北地区‘后贫困’时期农村金融创新路径与模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明，男，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师范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货币经济与金融市场、农村金融、环境金融和马克思经济理论。
　　一、引言
　　农户作为农村社会中的基本单位，是研究农村贫困地区发展问题的重要对象和基础。生计（livelihood）在英语词典中被定义为“生活的手段”。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将“解决穷人的生计”作为消除贫困的主要目标。随着我国学者对农村贫困问题的研究逐渐深入和扶贫实践的进展，学术界普遍认为贫困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复合结果，仅依靠外部介入和转移支付从而增加贫困家庭收入不能根本解决贫困问题。事实上，粮食不够充足、物质资本匮乏、教育机会稀缺、社会地位低下、生活环境的脆弱等，都直接影响到贫困地区农户实现脱贫。相关研究表明，一定程度上增加穷人的资产，可以提高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从而为农户脱贫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
　　在农村社会中，农户家庭作为基本的生计单位需要承担来自市场和自然的风险。可将生计脆弱性概念应用于分析农村贫困问题。用生计脆弱性刻画农户抵御市场与自然风险的能力，生计脆弱性即表示农户应对生计困境的能力不足。较早由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框架被广泛地用以研究农户脆弱性[1]，目前学界普遍接受和认可的对“生计”的定义由Chambers提出，认为生计是个人或家庭维持生活的手段[2]。将农户的生产活动视为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在这一循环过程中，任何环境节点的风险都可能对农户生计产生冲击（Fafchamps，2003）[3]。在不同的资产状况下，生计活动呈现多样性，并且相互结合起来呈现出不同的生计策略。Panth J（2016）提出实现可持续生计的重要基础是生计结构和转变过程，进一步揭示了生计资本结构、生计策略和生计目标之间的影响机制[4]。Scoones（1998）将农户的生计策略分为单一农业型生计策略和生计多样化生计策略两类。此后关于生计策略的划分多以此为标准，围绕着农业生产活动对农户的生计策略进行划分[5]。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生计脆弱贫困户大多存在生计资产仅维持基本生活需求，发展需求受到抑制，生计适应性较差等问题（李小云等，2007[6]；徐鹏等，2008[7]；谢东梅，2009[8]；张大维，2011[9]）。农户生计脆弱性主要受家庭内在要素和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杨光，2014）[10]。家庭内部人力资本匮乏、物质设施落后是生计脆弱性的主要诱因，自然灾害、疾病突发事故等外部环境因素也会导致生计脆弱（金莲，2015）[11]。陈传波（2005）基于风险分析框架及农户脆弱性进行研究，认为贫困农民由于生计脆弱以及抵抗风险能力弱，易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12]。王成超（2012）提出生计资本、家庭结构、户主年龄、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受教育水平，自然条件和居民点布局等因素都对农户生计有决定作用[13]。抵御生计风险的基础是资产（池文芳，2014）[14]。关注贫困群体的生计脆弱性，可以有效地防止贫困反复，从根源上解决贫困问题（樊丽明、解垩，2014）[15]。同时，应当优化贫困人口的生计资本，保障其生计安全，并将能力建设放在精准扶贫首要位置（池文芳，2014）[14]。
　　阎建忠等（2009）提出，应鼓励非农多样化生计策略，建立发展型生计[16]。典型山区农户应实现以单一粮食作物种植为主的“生存型”目标向多样化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主的“发展型”目标转型（何仁伟，2013[17]；吴海涛，2015[18]）。传统农户建构适应市场机制的现代生计方式，是其能否实现可持续脱贫的关键（李海鹏等，2016）[19]。为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防止贫困户脱贫后再次返贫，基础性扶贫政策的制定要着眼于消除长期贫困，在社会层面要重点消除对返贫户的社会排斥（彭新万等，2015）[20]。通过改善脆弱性背景、持续扩张生计资本（唐丽霞等，2010）[21]，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张峻豪，2014）[22]。许汉石（2012）研究表明，多样性的生计策略组合能够增加农户抵御生计风险的能力，降低农户的生计脆弱性[23]。
　　贫困状况是一种动态过程，具有历史阶段性特征。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贫困”本身也被不断地赋予新的内涵。我国在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人口后，对相对贫困的治理将成为理论界和政策关注的焦点。贫困地区小农户由于受到自然资源特征等农业生产条件的制约，家庭经济大多仍局限于满足家庭成员基本生活需要，主要依靠实现家庭成员的劳动力价值获取收入来源与生活资料，本文定义具有上述特征的家庭为“生存型农户”。生存型农户未来能否长期稳定且较为“丰裕”地安居农村生活，即取决于能否突破家庭生计资本稀缺的内部局限以及各种外部约束，使家庭单位劳动力能够推动相较当下倍增的土地、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实现劳动力价值之外，获得可观的土地、财产、管理和技能收益，即由“生存型农户”转变为“经营型农户”。事实上，贫困地区农户能否在内生动力与外部支持的合力作用下由生存型农户转变为经营型农户，是国家推进扶贫攻坚战略获取成功，并巩固、扩大其效果和防止返贫的关键。本文提出“生存型农户”与“经营型农户”范畴，依据在西北贫困地区的田野调查数据刻画农户生计资本的规模与结构，按照一定标准对农户类型做新的划分，探索、发现家庭生计资本如何促使“生存型农户”转变为“经营型农户”，即将“农户转型”作为关涉农村经济金融领域新的命题加以研究，冀望引起经济理论界的重视。 　　二、田野調查概述与农户类型界定
　　（一）田野调查概述
　　课题组于2018年在宁夏自治区同心县（下马关镇、豫旺镇）、陕西省商南县（富水镇、试马镇）、甘肃省康县（长坝镇、王坝镇）及青海省乐都区（雨润镇、达拉乡）先后走访2068户农村家庭，收集问卷2068份，其中有效问卷1960份。所调研农户基本信息如下：第一，人口年龄分布。所调研农户家庭成员中16岁以下占比19.57%，16—30岁占比20.72%，31—45岁占比23.67%，46—65岁占比24.15%，65岁以上占比11.87%。农户家庭人口年龄分布较为均匀，主要集中在65岁以下，劳动力比较充足，但是已经呈现出人口老龄化趋势。第二，农户家庭人口受教育程度。小学以下学历占比29.54%；小学毕业占比18.37%；初中毕业占比27.13%；高中毕业占比15.02%；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9.93%。农户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大多只有初中以下学历，由之影响、决定劳动力技术水平并制约农村农业经济发展。第三，农户拥有的耕地类型及面积。四县（区）中同心县户均耕地面积最多，为35.3亩，康县和商南县户均耕地面积较少，分别为7.52亩和3.96亩，乐都区户均耕地面积最少，为3.09亩；从耕地类型来看，同心县和乐都县户均水浇地耕种面积较多，分别为1.4亩和1.78亩。按照耕种面积，同心县的耕种条件较好，其他三县（区）总体耕地面积偏少。商南县、康县耕地集中在山区，实行机械化生产的条件低，从而加剧农作的艰苦程度。
　　（二）农户类型划分
　　将在西北四省区获取的农户样本区分为生存型农户与经营型农户，划分农户类型的思想源于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论述“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也源于作者2003年以来在陕西、青海和重庆（城口县）贫困地区的调研。生存型农户与经营型农户均属于小农户范畴。两种类型农户的划分标准为：（1）满足以下所列一项即为生存型农户：家庭年收入在三万元以下①；土地规模在60亩以下；在课题组家访、调研期间（2018年6—7月间）仍未脱贫；（2）经营型农户有商业经营、加工作坊等家庭产业，且满足以下所列一项：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土地规模在60亩以上；家庭拥有大型农机如收割机、抽水机等生产工具。在按照以上条件筛选出两类型农户后，计量分析选取样本进一步排除个别数据收集不完整的家庭。
　　“生存型农户”属于较为典型的“小农户”，是以保守农业生产行为为主要家庭收入来源，以维持生存为主要目标的农户类群。生存型农户按照是否有农业收入，可将其分为有农业收入生存型农户和无农业收入生存型农户。生存型农户家庭大多仍保有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的小规模农业生产，具有自给自足的特点。农户倾向追逐整体收入流增长的初级层次②，即其需求为迫切改善家庭生活条件，力求摆脱贫困。在西北贫困地区，生存型农户具有数量多、规模大、对地区发展影响深远的特点，更为接近传统“小农户”特征，生存型小农户具有勤劳、质朴、节俭的优点，但传统上也被视为贫穷、落后、保守的社会群体。其经济地位及拥有资源处于弱势，使其面临严重的金融支持瓶颈，成为“金融排斥”的对象。
　　经营型农户是指生产具有一定规模，其农业经营不限于传统的小规模种植与养殖业，已经超越传统社会中以小规模农业为主、以小手工业者和小型商业（小商贩）为兼业的“小农”③。从事小规模工商业或规模农业的农户类群，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存在生存与生活压力④。将经营型农户按照是否有农业收入，可进一步区分为有农业收入经营型农户和无农业收入经营型农户。经营型农户较生存型农户生产的市场化程度更高，具有显著投资行为，倾向追求整体收入流增长目标的中间层次，即获得可支配收入能够明显改善家庭成员经济状况，并形成对家庭生产生活的良好支持。经营型农户家庭所从事种植业主要为经济作物，而非较为保守的传统粮食种植，将家庭劳动力配置于获取较高效益的产业。
　　三、生计资本测量与模型构建
　　（一）生计资本指标体系的构建与量化
　　我们采用“主观赋权法”量化农户生计资本。该方法灵活程度较高，对农户生计资本刻画更为接近农户生计资产真实状况。理论界对量化和测算生计资本的方法做了大量研究。李小云（2007）对农户的脆弱性进行定性研究，选取生计资本测算指标计算出农户不同生计资本指标值，从而刻画农户生计资本的总体水平[17]。参考相关研究，并基于课题组收集西北四省区样本农户经济金融调查问卷，筛选相应指标体系用于测算各项生计资本。
　　自然资本。选取土地面积和土地质量衡量自然资本。土地是农户通过生产决策实现劳动力价值和创造价值的主要生产要素，对农户的生存质量以及生活方式有重要影响，传统农户依赖土地等自然资源维持生计。若家庭受到负向冲击，面临预期支出的刚性和预期收入不确定性，经营土地成为农户最后的生计保障手段。
　　物质资本。物质资本为农户用于生活的房屋、用于生产的设备和相关设施。根据家庭住房面积与当地房屋均价计算得到家庭住房的市场价值，以此比较不同类型农户生活和居住情况。家庭耐用消费品与生产工具可以被看作家庭拥有财产状况。家庭所拥有财产的度量值为按照不同选项的市场平均价值折算的金额。
　　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包括农户对可以支配的资金进行储蓄和因投资、消费而筹集的贷款。储蓄和贷款在农户资产组合中的作用是它们可以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资本，是农户最直接的储备，以供农户发展生产，应对各种风险。金融资本不足通常会抑制农户的投资和发展。金融资本的可用性反映了农户创收以及动员和使用资源的能力。
　　人力资本。户主为家庭主要劳动力，其具备的技能可以大致反映农户家庭拥有的人力资本水平，也往往直接决定了农户所从事的生产经营类别。一般来说，家庭能获得长远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力资本提升，人力资本积累对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均具有促进作用。
　　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指农户实现不同生计策略所需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本相对较难衡量与框定，选择家庭是否有干部成员和礼金支出以刻画其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对生存型农户生计选择的意义在于：社会资本在农户生产和生活遇到阻碍时，外部对其提供支持和帮助的可能性大小和程度。社会资本对每个农户单位来说具有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决定其对农户生活质量所产生的影响不同。个人吸收的社会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们所参与社交网络的质量和规模。例如，在被调查的宁夏同心县，该地区将礼金支出作为人情往来的重要途径。 　　根据课题组所做田野调查数据确定样本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并对评价指标进行量化。对生计资本的定义和描述见表1。
　　（二）生计资本指数计算
　　对农户生计资本测算采取融合定性与定量分析层次分析法（AHP）。首先通过决策者的经验判断当存在多个衡量目标时每个目标能否实现。进一步通过计算，得出每个决策方案的标准权数。由权数可以得出各方案的优劣次序。具体步骤为：一是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将测算和确定的最终目标看作最高层次需求，即需要解决的问题；将需要考虑的因素称作决策准则，定义为中间层（准则层）；将决策的对象定义为最低层。就相邻的两个层次而言，可以将较高层看作是目标层（次级目标），较低层看作是因素层。按照研究主旨，目标层为农户的生计资本总量，准则层为五种生计资本。二是构造判断矩阵。采用层次分析法构造判断矩阵，构造方法为一致矩阵法，即把所有因素放在一起，进行两两相互比较，而不是对所有因素一起比较。
　　四、对农户类型转变机制的分析
　　（一）对样本农户生计资本的评价
　　由农户的生计资本值（见表3）发现其自然资本在总体生计资本中占比较高（仅次于人力资本）。观察不同地区农户样本，西北四省区的情况不尽相同。陕西商南县与甘肃康县人均土地面积较少，且以山地居多，供农户耕作的土地稀少；宁夏同心县农户拥有土地面积大，但由于气候干旱，严重缺水，土地质量较差；青海乐都区农户土地质量较高，种植业发展较好。经营型农户的土地质量与生存型农户比较无明显优势，但土地面积多于生存型农户（与对农户分类有关）。
　　根据定义，人力资本以家庭劳动人口及其受教育程度计算。样本农户的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但由于劳动力质量较低，大多数农户从事技术与资本配置水平低的生产经营活动。由于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生存型农户与经营型农户之间人力资本数值差异不显著，说明提高贫困地区的受教育水平，提升其文化程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一般家庭生计资本水平并转而影响其生产生活。在所调研地区户主的教育水平以小学和初中居多，且大多数农户缺乏种植、养殖之外的农业或者非农业技能。
　　经营型农户的物质资本远高于生存型农户，拥有更多生产、生活资料。经营型农户对于房产的投资高于生存型农户，但其拥有牲畜存栏数量与生存型农户相当，少数农户拥有大型养殖农场。乡镇、村基础设施没有计入农户家庭生计资本，调研发现农户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表示满意，说明政府投入资源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获得农户一致认可。
　　农户的金融资本数值在五种生计资本中处于末位，经营型农户的金融资本略高于生存型农户，两种类型农户金融资本值分别为0.19、0.18。说明农户金融资本积累较低，承受风险能力弱。按照家庭年收入与购买保险总额计算的金融资本指数，经营型农户大于生存型农户，同时反映两种类型农户保险意识和投资保险的资金实力差异。贫困地区两种类型农户的信贷可得性均不足，生存型农户尤甚。宁夏同心县农户信贷水平是一例外，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农户的社会資本总体水平在五种生计资本中最低，说明农户获得外部支持的能力较弱。社会资本是以家庭是否有干部成员与礼金支出金额衡量，两种类型农户社会资本差别起因于家庭是否有干部成员和礼金支出数额。经营型农户在两个分项均优于生存型农户。较高社会地位可以为经营型农户家庭经济发展提供更好支持。传统血缘和地缘社会关系网络决定礼金支出数额，同时也与是否重视与亲朋之间关系有关。社会资本整体测算值较低，表明农户在面临风险冲击时得到来自社会关系网络的帮助的可能性较小。
　　由于对农户单个生计资本数据已经做标准化处理，所以允许对两类农户生计资本合并加总分析贫困地区农户生计资本状况，以及对两类农户各自生计资本分项及总体进行比较。观察表3可以发现：
　　第一，农户家庭五种生计资本中人力资本、自然资本水平明显高出其他资本，两项合计占家庭生计资本总量的56.36%（依据表3计算）。参考对问卷的统计描述，农户总体受教育程度较低，所拥有的土地质量不高和数量有限（同心县较为特殊）。综合生计资本结构判断，说明农户总体生计资本是稀缺的。
　　第二，两种类型农户生计资本中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均处于末位，既反映贫困地区农户在金融体制与社会网络中的地位，也是制约农户家庭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决定农户配置资源的能力，是在较高层次参与生产经营与市场活动的最活跃和极具渗透力的生计资本⑤。
　　第三，生存型农户与经营型农户生计资本中社会资本差距最大，为46.15%；物质资本次之，差距为35.71%；其他依次为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按差距降序排列）。如果参照这一排序，隐含地说明金融部门对经营型农户给予的信贷倾斜支持仍显不足，或者经营型农户对正规金融交易的参与程度较低，未体现出相对生存型农户具有明显优势⑥。
　　需要说明，由于收集资料的局限，表3反映的生存型农户与经营型农户生计资本中人力资本的差距可能存在低估。因为，无论测算家庭劳动力或者全部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若仅仅依据受教育程度加以衡量，舍弃通过各种培训获得的技能及由代际传承或经验习得的经营能力因素，就容易遗漏掉人力资本中很重要的分量。 　　（二）实证结果分析
　　在确定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基础上，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由前文可知，由于对不同生计资本的拥有量及组合情况差异会产生不同的农户类型。有鉴于此，对生存型农户向经营型农户演进过程生计资本的影响做进一步分析。
　　观察表4发现，金融资本相对丰富的生存型农户有较大概率转变为经营型农户。当其他条件已定，金融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生存型农户转化为经营型农户的发生率增加2.74个单位（e1.008×1= 2.74）。当其他条件不变，自然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经营型农户发生率减少0.13单位（e-2.049×1= 0.13）。上述结果的启示是，仅增加土地面积和提高土地质量，缺少金融资本支持，难以实现生存型农户向经营型农户的转变。
　　社会资本对生存型农户转化为经营型农户存在正向作用。社会资本的衡量指标为家庭是否有干部成员及礼金支出数额。村干部是农村农业政策的直接宣传者和执行者，生存型农户家庭中若有干部成员，表示该农户社会地位更高，所接触到的资源、生产机会更广泛，转化为经营型农户的可能性也更大。礼金支出规模代表农户与周围关联农户的亲密程度，也隐含着社会网络对农户提供生产生活支持的发生概率。社会地位以及与社会网络的疏密程度均将影响农户获得外部资源的可能性，从而影响生存型农户能否顺利实现转化。
　　观察计量验证结果，说明样本农户的物质资本对农户类型转变影响不显著。潜在原因是农户住房资产对获取信贷资产等生计资本尚未发挥作用，其他家庭生产工具在物质资本中比例很低，也不足以发挥支持农户转型的积极功能。
　　（三）区分有无农业收入的实证结果
　　在调研过程中，作者发现目前部分贫困地区农户已完全不再经营土地，这部分农户的收入主要来源为在周边县市取得务工收入或者从事种植、养殖业以外的其他产业。因此，将农户进一步细分为有农业收入生存型农户、无农业收入生存型农户、有农业收入经营型农户、无农业收入经营型农户。分别研究生存型农户向经营型农户演进过程中生计资本的影响作用。
　　由表5可知，在有农业收入生存型农户向有农业收入经营型农户演进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中，五项生计资本的待估系数均为正数，说明对有农业收入生存型农户向有农业收入经营型农户演进具有正向作用，即五项生计资本越丰富，农户类型成功实现转变的可能性越大。不过，人力资本的影响不显著。金融资本与物质资本对农户类型演进起到较为重要的影响，金融资本与物质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有农业收入生存型农户向有农业收入经营型农户转变的可能性均扩大约3个单位。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每增加1个单位，有农业收入农户类型转变概率分别增加1.17、1.12单位。
　　由表6可知，在无农业收入生存型农户向无农业收入经营型农户演进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中，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待估系数均为正数，说明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对无农业收入生存型农户向无农业收入经营型农户演进具有正向作用，即上述两项生计资本越丰富，农户类型发生演进的可能性越大。金融资本对农户类型的演进具有重要影响，金融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无农业收入生存型农户向无农业收入经营型农户转化的可能性增加2.67个单位。自然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待估系数为负值，其对于无农业收入的农户类型转变起到反向作用。关于土地面积等自然资本增加对生存型农户转型的反向作用，可解释为当土地面积在一定范围增加（增加规模有限），农户家庭实现温饱以后的“守成”观念形成向经营型农户转变的阻力。多数农户家庭社会资本构成主要为礼金支出，对于无农业收入农户，大多又属于以务工为主要收入来源，礼金支出抑制了农户将消费后剩余收入转化为家庭产业投资，由此导致社会资本对农户转型的反向抑制作用。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对农户转型的影响结果不显著。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有农业收入与无农业收入农户由生存型演进为经营型，生计资本对其影响作用是不同的。自然资本对于无农业收入的农户来说，在其由生存型农户转化为经营型农户过程中起到反向抑制作用；对有农业收入的农户而言，增加一单位自然资本，有农业收入的生存型农户向经营型农户演进的可能性增加1.17个单位。金融资本对有农业收入和无农业收入的农户的类型演变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于无农业收入的农户来说，增加一单位的金融资本，生存型农户向经营型农户演进的可能性更大。物质资本对无农业收入农户的类型演进影响不显著，对有农业收入农户的类型演进影响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結论
　　西北贫困地区的生计资本总体水平较低，发展不平衡，生存型农户尤为如此。在持续实施国家扶贫攻坚战略强大作用以及农村部门努力下，预期2020年底以前我国将消除绝对贫困，贫困地区农民群体的生产生活条件将得到明显改善。但是，由于贫困地区农户依托的产业条件基础仍然比较脆弱，相对贫困、发展的“机会贫困”问题在一定时期仍然存在，原有贫困地区将进入上述意义的“后贫困”时期。通过外部政策支持和充分发挥农户群体内生动力，实现农户生计资本可持续发展，促使生存型农户向经营型农户转型，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也是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农户经济生活条件的长期过程。
　　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仍有待完善，农业市场体系不健全，农户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仍然较弱。金融资本在生存型农户向经营型农户的演变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发展包容性、普惠性金融，提高农户通过扩大内涵、外延再生产获取收入流的能力，其实质是促进农户类型的转变。社会资本同样是促进农户类型转变的重要因素，生存型农户可以通过积累社会资本提高发展能力，增加规模农业及非农产业收入，最终实现农户类型的演变、跃迁。 　　目前，贫困地区农户的生计策略多较为单一和不可持续。贫困地区仍以生存型农户居多，其收入主要来源于进城务工。经营型农户大多对市场应变能力不足，所依托产业规模和产品、服务的附加值低，人力资本水平低和技术含量少。脆弱的生计资本水平限制了农户的生计策略改变，制约其向经营型农户的转变进程。
　　（二）政策建议
　　1.有效利用自然资本，优化提升物质资本
　　根据土地资源特点发展特色农业，合理、综合配置农业生产要素。根据技术变化以及市场对农产品新的需求组合，调整农业生产内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减少土地荒废，充分释放土地资源的经济社会功能。贫困地区农村物质资本明显改善意味着农户生活质量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提升，也意味着农户具有从生存型向经营型转变的迹象。对于贫困山区，要同时发挥农村公共服务与金融系统的功能，促进畜牧养殖业农户掌握现代养殖技术，扩大养殖业规模，注重提升畜牧养殖业产品品质，打造品牌效应，适应市场需求，有效增加农户养殖业收益。
　　2.增加培育社会资本，培训提升人力资本
　　农户自给自足经济形式以及与之对应的相对脆弱的社会资本是生存型农户转型的重要制约因素。应加强培养生存型农户的互助意识和契约精神，建立生存型农户与经营型农户之间的帮扶关系，从而提高农户群体的组织化水平，增强其抵御和防范经济风险的能力。引导农户加入各种专业合作社，提高不同类型农户群体的集体生产力。在面对不可预知的外部风险和压力时，能够获取各方面及时充分的帮助和支持。
　　人力资本是促进生存型农户向经营型农户转变的极为重要的生计资本。政府应继续加大对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支持力度，从根本上解决农户群体的“知识贫困”和“智力贫困”问题，促进贫困地区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要重点关注生存型农户，帮助其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促进生存型农户向经营型农户转化。
　　3.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保障水平
　　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区域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地区发展活力很大程度受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政府应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以加强贫困地区与外界联系为最主要目的，加大对贫困地区交通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尤其应增加对山区乡村的道路升级改造投入，明显改善自然村落、乡镇与大中城市之间的通达性，节约人流、物流的时间成本和运输附加成本。
　　生存型农户尤其缺乏抵御风险以及释放生活压力的能力。应继续提高贫困地区农户的社会保障水平，使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更加广泛。实现医疗保险的全覆盖，促进先进的医疗卫生资源向贫困地区农村延伸，强化对贫困地区农户的基本健康和生活安全保障。
　　4.创新农村金融体系，提高金融资本服务质量
　　金融资本不足是制约贫困地区生存型农户实现转型发展的关键因素。信贷投放规模有限，信贷投放短期化不适用农户长期投资，金融生计资本脆弱是贫困地区农户所面临的普遍问题。政府需要探索新思路，创新农业金融制度和农村金融市场，完善农村信贷机制，提高商业银行对农业类贷款的投放，增加小额贷款投入，支持生存型农户发展，帮助推动经营型农户发展壮大。扩大农村金融服务机构的覆盖面，为农户提供便捷金融服务，在农村扩大设立金融服务网点，为贫困地区农户提供规模适度和差异化、多元化金融支持。建立贫困地区农户信用体系，通过建立信用体系以及采用家庭联保方式，提高贫困地区农户的信贷可得性。可以考量相关金融管理和监管机制设计，将生存型农户向经营型农户转变的相关指标纳入对农村商业银行的考核激励。
　　注释：
　　①2011年11月，中央决定将农村贫困人口认定标准调整为人均收入2300元/年，新标准比原有标准提高80%（原有标准为1274元）。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后，2017年贫困标准为人均收入3335元/年。课题组收集的是农户家庭2017年可支配收入数据。家庭收入3万元以上约等于（高于）贫困线标准的2.3倍。
　　②依据收入、储蓄（积累）特征可以将家庭收入流划分为：（1）初级层次，指家庭收入主要用于基本生活消费，储蓄仅是象征性的，收入流不稳定；（2）中级层次，指收入用于基本生活消费后有一定规模储蓄，可将部分储蓄用于投资，收入流相对稳定；（3）高级层次，指收入除消费以外有大量剩余，可用于积累和对金融、实物资产投资，收入流持续增长。
　　③黄宗智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农村社会的“小农”家庭定义为以耕作土地取得主要收入来源，同时兼业小手工业、小商业获取少量收入弥补家用，即所谓“拐杖逻辑”。目前，由于大部分农户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进城务工，或者依靠在当地经营小规模工商业为生，已经无法以“拐杖逻辑”刻画当代“小农户”的经济与社会特征。
　　④按照税负相关划定标准，本文所界定分类的“经营型农户”与“生存型农户”均属于“小农户”，尚未达到“小微企业”划定标准。税收中的小型微利企业包括三个标准：一是资产总額，工业企业不超过3000万元，其他企业不超过1000万元；二是从业人数，工业企业不超过100人，其他企业不超过80人；三是税收指标，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6号）规定，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5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⑤用以度量社会资本的信息具有局限性，但并不影响此处结论。
　　⑥物质资本主要内容是农户房产价值，物质资本对金融资本拉动作用没有体现，原因在于农户宅基地与住房抵押贷款仅在近期开始试点，未在大范围推广。其中也有因估值、抵押物变现等具体障碍没有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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