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经营规模、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生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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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农户作为农村社会中最基本的决策单位，其生计问题影响到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方向。在新型城镇化和农村产业融合的复合背景下，农户生计策略逐渐显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特点。加强对于农户生计策略的研究，有利于帮助农户提高自身发展能力、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本文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研究基础，基于湖北省宜昌市和荆门市的595份农户抽样调查资料，重点研究了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耕地经营规模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性影响。耕地经营规模越大，农户在农业生产中投入的资金、技术、劳动力越多，农户生计策略越偏向于纯农化。在控制了其他解释变量的情况下，耕地经营规模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上升0.008。②家庭生命周期同样也会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性影响。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不断演进，农户家庭在人口负担、劳动力数量、生产生活需求等方面都会发生改变，农户生计策略逐渐偏向于纯农化。同样控制了解释变量后，家庭生命周期每提高一个阶段，农户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上升0140。③耕地经营规模和家庭生命周期共同影响着农户的生计策略。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建议：一是地方政府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土地流转政策，鼓励农户进行土地流转，推进耕地适度规模经营。二是依据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家庭的就业意愿，开展差异化的指导与帮扶。三是应更加关注农户生计问题，促进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发展。
　　关键词 生计策略；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家庭生命周期
　　中图分类号 F3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9）05-0157-08 DOI：10.12062/cpre.20181117
　　生计是“建立在能力、资产（包括储备物、资源、要求权和享有权）和活动的基础之上的谋生方式”[1]，而农户生计策略是指农户为了实现生计目标对资产要素利用和生计活动的选择[2]。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急剧转型，农户生计策略逐渐显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特点：一方面在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农村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农户的谋生方式发生变化，生计策略开始由传统农业向非农化方向转变[3]；另一方面随着农村产业的深度融合，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和销售、餐饮、旅游以及其他服务行业紧密结合，农民就业创业积极性不断提高，农户增收渠道不断拓宽、兼业化程度明显提升。农户作为农村社会中最基本的决策单位，其生计问题影响到农村发展的质量和方向。在新型城镇化与农村产业融合的复合背景下，加强农户生计策略的研究，有利于帮助农户加强自身发展能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全面实现乡村振兴这一战略目标[4]。
　　目前关于农户生计策略的研究中，英国国际发展署开发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受到广泛的认可。该框架提出农户生计资本的状况和配置直接影响其生计策略，并将生计资本分为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等多种类型。耕地资源是农户拥有的最重要的自然资本，耕地经营规模是指农户实际经营的耕地面积，根据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耕地经营规模势必会影响到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国内已有学者就两者之间的关系开展了研究，如赵雪雁等[5]以甘南高原地区的农户为研究对象，发现在各类生计资本中，自然资本的缺乏会使农户寻求其他的谋生方式，实现生计多样化。苏芳等[6]认为自然资本会对农户的生计策略产生显著影响，拥有较多自然资本的农户会更倾向于农业，而户均实际耕种面积对自然资本的影响权重较大。刘恩来等[7]进一步发现，耕地面积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影响，人均耕种耕地面积每增加1个单位，农户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与纯农型生计策略的概率比为原来的0.003倍，即耕地面积越大，农户越倾向于纯农型。由上述研究可知，耕地经营规模作为一类重要的自然资本，会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影响；一般而言耕地经营规模越大，农户将对土地进行更多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农户的生计策略越倾向于农业化。
　　此外，作为生计资本的重要组成，人力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影响的研究也得到诸多学者的持续关注。杨云彦等[8]认为，农户的人力资本是生计模式创新的主要推动因素，其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了农户驾驭其他资本的能力和范围。徐定德等[9]在对西南山区农户的调查研究中发现，人力资本是促进纯农型农户转型的关键因素之一，提高农户人力资本值，有利于促进纯农型农户向农为主型、非农为主型、非农型农户转化。在这方面，家庭生命周期为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独特视角。家庭生命周期是指一个家庭从诞生、发展变化直至消亡的过程[10]，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演变，家庭成员的数量和质量都在发生变化，家庭整体特征也存在差异；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农户家庭生命周期中空巢阶段有所延长，其他家庭阶段也相应发生不同变化[11]，家庭生命周期会对家庭决策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于洪彦等[12]在Gilly和Enis家庭生命周期模型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构建中国家庭生命周期模型，研究发现该模型对家庭服装、交通、通信费用支出产生显著影响。林玉妹等[13]认为，家庭生命周期会对家庭外出打工、生产结构调整产生显著的影响，与年轻夫妇家庭相比，成长中的核心家庭、成熟的核心家庭、扩大家庭外出打工的概率更低、种植粮食作物的概率更高。吴洋等[14]将家庭生命周期细分为6个阶段，发现随着农户家庭逐渐向衰退阶段过渡，农户对于农业生产性的投入逐渐增加。逻辑上，农户是由不同家庭成员构成的微观组织系统和有机体，农户决策行为深受家庭资源禀赋特征的影响，伴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不断演进，农户家庭的主要决策者、家庭承担的人口数量、有效劳动力的质量、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家庭的生活生产需求等都会发生改变，上述因素可能从不同方面影响农户的生计策略。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作为生计资本的典型指标，耕地经营规模和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已经得到学者的广泛關注并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研究结论：耕地经营规模显著影响农户生计策略，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所做出的生计决策也存在显著差异；但尚未有研究同时将两者作为关键解释变量深入探讨其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机理。因此，本文将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利用农户调查资料开展实证分析，构建基本计量模型验证研究假设并开展稳健性检验，最后根据实证结果得到有益的研究结论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论文的理论贡献在于着重探讨了自然资本（耕地经营规模）和人力资本（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既考虑了农村社区传统观念中最珍贵的自然资源—耕地，也兼顾了农村内源式发展的动力来源—农户，统筹了乡村振兴进程中 “地”与“人”两大要素，充分体现了人地协调的发展理念。 　　赵微等：耕地经营规模、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生计策略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年 第5期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研究区域选择湖北省宜昌市和荆门市。湖北省位于中国中部，全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强，2013年以来连续5年粮食产量稳定在250亿kg以上，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趋势良好，“农业+”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宜昌市是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当前已形成了以宜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龙头、12个县市开发区和10大专业园区协调推进的区域发展格局。在第一产业方面，以水果、蓄牧、水产、蔬菜、茶叶、中药材六大农业特色产业为支柱，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呈现多样性特征。荆门位于湖北省中部，农业生态环境优越、综合优势突出，是全国现代农业示范区，有“中国农谷”金字招牌。作为全国重要的优质粮、棉、油生产基地，水稻、棉花、油料、水果、生猪和水产品均居湖北省前列，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偏向于农业化特征。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资料收集。研究人员于2017年4月25日至5月6日先后赴荆门与宜昌地区开展实地调研。调研主要采取多阶段抽样，首先在宜昌市和荆门市分别进行随机抽样抽取3个县（区、市）作为一级抽样单元，即宜昌夷陵区、枝江市、当阳县，荆门沙洋县、京山县、钟祥市，之后从每个县（区、市）随机选取3～5个乡镇作为二级抽样单元，即宜昌市王店镇、仙女镇、两河镇、马家店镇、伍家岗镇、龙泉镇、问安镇、鸦鹊岭镇、黄花镇、河溶镇、安福寺镇、坝陵镇、小溪塔镇等13个乡镇，荆门市五里铺镇、官垱镇、文集镇、高阳镇、柴湖镇、三阳镇、孙桥镇、九里乡、白庙镇、旧口镇、石牌镇、宋河镇、沈集镇、新市镇等14个乡镇，再从每个乡镇随机选取3～5个行政村作为三级抽样单元，最后从每个行政村随机选取6～10户左右的农户作为调查样本，最终共获取调查问卷703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共得到有效问卷595份。其中，宜昌市有效问卷285份，荆门市有效问卷310份。调查问卷内容有：①农户基本特征。包括家庭总人口、劳动力人口、成员年龄、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②农户生计策略。包括农户在不同行业部门的劳动时间、收入等。③农户生计资本情况。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等情况。
　　2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英国国际发展署开发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共分为5个部分：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政策和制度及其过程化、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其中生计资本分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15]。该框架反映出构成农户生计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农户在社会因素、自然因素等风险性环境中，将自己所拥有的生计资本进行组合，进而决定了农户采用的生计策略类型，并导致某种生计结果[16]。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发展和贫困提供了解决办法[17]，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模型变量统计见表1。
　　模型的因变量为农户生计策略。在家庭收益最大化导向下，非农兼业成为当前农户普遍的生计策略，因此目前学界对农户类型的划分也大多基于兼业视角[18]。关于农户兼业程度的量化标准，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曾经依据农户的收入构成来划分农户类型[19]：农业生产收入占家庭生产性收入80%以上的为纯农户，农业生产收入占家庭生产性收入 50%～80%的为Ⅰ兼农户，农业生产收入占家庭生产性收入 20%～50%的为Ⅱ兼农户，农业生产收入占家庭生产性收入低于 20%的为纯非农户。受此启发，本文用农户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来表示农户的生计策略。
　　模型的关键解释变量为耕地经营规模与家庭生命周期。其中耕地经营规模反映农户能够使用的土地规模，已被众多学者在相关研究中视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农户自然资本[3，20]。考虑到已有学者将家庭结构、劳动力数量、家庭规模等指标作为农户人力资本的反映[21-22]，而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农户在承载人口数量、哺育子女数量、劳动力质量等方面存在差异，能够从家庭成员构成视角全面反映出农户人力资本的差异，因此本文将其作为人力资本的代表性指标之一。参考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划分的现有成果[23]，本文根据家庭中长子的年龄将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为5个阶段：没有子女的家庭为年轻夫妇家庭；长子年龄为18岁以下的家庭为成长中的核心家庭；长子年龄为18～35岁的家庭为成熟的核心家庭；长子年龄为35岁以上的家庭为扩大家庭；分家后与子女分开居住的家庭为空巢夫妇家庭。
　　其余解释变量分别从5类生计资本中选取。自然资本指农户拥有或可长期使用的自然资源[24]，除了耕地经营规模外，本文还选取了耕地质量、耕地灌溉水量、耕地灌溉水质这三个指标，综合反映了农户拥有的水土资源禀赋特征。除家庭生命周期外，本文还选取了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这一典型人力资本指标，反映了家庭劳动力在就业市场中竞争力和选择机会。物质资本主要是指农户在生产生活中所能利用的公共基础设施、设备以及家庭饲养牲畜等，本文主要从农户所拥有的牲畜资产、生活资产和生产资产总量来考虑。金融资本指农户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可以自主支配和筹措的现金，主要用农户家庭存款来体现。社会资本指农户构建的人际信任和社会网络，主要从农户亲友中公职人员数量和所居住村庄亲友数量来考虑，这两项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农户遭遇风险时可获得支持的力度。
　　根据上述分析，農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机理可用下式表示：
　　Y=C0+α1N1+β1H1+∑4i=2αiNi+β2H2+∑3i=1δiPi+
　　γF+∑2i=1ηiSi+ε
　　（1）
　　式中，Y是农户生计策略； N1是耕地经营规模，H1是家庭生命周期；N2是耕地质量，N3是耕地灌溉水量，N4是耕地灌溉水质； H2是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 P1是牲畜资产总量，P2是生活资产总量，P3是生产资产总量；F是金融资本，指家庭存款； S1是亲友中公职人员数量，S2是亲友数量； C0为常数项；α、β、δ、γ、η为待估计的变量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 　　3 模型结果分析
　　运用OLS方法对模型（1）开展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回归方程F统计值为21.11（p = 0.000<0.001），调整R2为0.283，整体模拟效果良好。为了消除潜在的异方差可能性，表2采用稳健标准误。
　　对回归结果的详细解释如下。
　　（1）耕地经营规模（N1）对农户生计策略在0.1%水平上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耕地经营规模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上升0.009。对于大部分受访农户而言，耕地是他们生活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当地农户依靠耕地进行小麦、水稻、玉米等农作物的种植以满足基本的粮食需求和获得家庭收入。农户的耕地经营规模越大，对土地产生的信任感、依赖程度越高，会对土地进行更多的技术和资本投入。此外，耕地经营规模也会决定家庭劳动力的就业类型，耕地经营规模越大，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量就越大，农户的生计策略越偏向于农业化。该计量结果与刘恩来[7]的研究结论相对一致，即耕地面积越大，农户生计策略越倾向于纯农型。
　　（2）家庭生命周期（H1）对农户生计策略在0.1%水平上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生命周期每提高一个阶段，农户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上升0.140。根据调查发现，研究区域农户对生计策略选择呈现生命周期阶段性的规律。对于年轻夫妇家庭而言，没有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赡养老人的负担也相对较轻，家庭成员组成单一、劳动力质量较高，在非农就业市场中竞争力较大，城乡收入的差距使得非农务工成为年轻夫妇家庭生计策略的最佳选择；成长中的核心家庭由夫妻和未成年子女组成，家庭规模较小，赡养老人的负担同样较轻，为了兼顾未成年子女教育问题，一般选择丈夫外出务工、妻子在家从事农业活动或者在附近乡镇企业进行兼职以便照顾子女；成熟的核心家庭中父母年龄相对年长，一方面在非农就业中缺乏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子女均已成年，所以一般父母选择在家务农，而成年子女倾向于外出就业；扩大家庭人口规模达到最大，家庭成员由老人、夫妻、子女三代人组成，夫妻双方需要照顾年迈的父母同时也有可能需要抚养孙辈，外出就业的概率明显降低；空巢夫妇家庭阶段的夫妻已经进入老年，年龄和劳动技能的限制已经使其无法从事非农劳动，生计策略偏向纯农化。
　　（3）其余解释变量中，物质资本中牲畜资产总量（P1）和生产资产总量（P3）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所拥有的牲畜和生产资产越多，他们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也就越强，土地利用效率也就越高，也就更倾向于进行农业投入以提高农业生产性收入。金融资本中家庭存款（F）对农户的生计策略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显示对于受访农户而言，拥有更多的存款会使得他们偏向于非农生计策略的选择，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是农户探索多种生计活动的有力保障。人力资本中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H2）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户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越高，掌握的就业技能越多，农户更倾向于外出打工等非农生计活动。
　　4 模型稳健性检验
　　4.1 分位数回归
　　OLS模型属于古典“均值回归”，由于最小化的目标函数为残差平方和，容易受极端值的影响。为此，Koenker and Bassett提出“分位数回归”，使用残差绝对值的加权平均作为最小化的目标函数，不易受极端值影响[25]。因此，本文进一步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并检验OLS模型的稳健性。选取0.1～0.9共9个分位点。各分位点上关键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见表3。
　　分位数回归结果说明如下。
　　（1）在不同分位点处关键解释变量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程度呈现较大差异。对耕地经营规模（N1）而言，其回归系数从0.1分位点处的0.006逐渐上升到0.5分位点处的0.012，其后下降到0.9分位点处的0.003，分位数回归结果中仅有0.9分位点处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5%显著性水平的统计检验。表明当农户农业收入比例达到0.5时，耕地经营规模对农户生计策略的贡献程度达到最大：此时耕地经营规模每提高一个单位，农业收入比重提高0.012。当农户农业收入比重偏离0.5后，耕地经营规模对农户生计策略的贡献程度都会降低。对家庭生命周期（H1）而言，其回归系数从0.1分位点处的0.013逐渐上升到0.7分位点处的0.261，其后下降到0.9分位点处的0.114，僅在极低分位点处（0.1分位点）没有通过5%显著性水平的统计检验。家庭生命周期在0.7分位点处（农业收入比重为0.7）时对农户生计策略的贡献程度达到最大：此时家庭生命周期每提高1个阶段，农业收入比重提高0.261。
　　（2）在农户生计策略处于兼业化区间（0.2～0.8分位点），耕地经营规模（N1）和家庭生命周期（H1）均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影响。一方面耕地经营规模与资本、技术、劳动力投入密切相关，另一方面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不断演进，劳动力数量与质量有所下降，生活压力和人口负担不断转换，农户生计决策必须同时兼顾耕地经营规模和家庭生命周期。在农户生计策略偏向于非农化区间（01分位点），耕地经营规模（N1）对农户生计策略发挥显著性的影响，但家庭生命周期（H1）作用不显著。对农户而言，如果耕地面积不足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时，或者就业技能较为丰富、就业渠道较为宽广时，他们都会被动或主动实现非农就业以获得更高的收入，此时家庭生命周期便不再是重要影响因素。在农户生计策略偏向纯农化区间（0.9分位点），家庭生命周期（H1）对农户的生计策略发挥显著性的影响，但耕地经营规模（N1）作用不显著。随着非农就业对劳动力年龄和技能要求的提升，中老年农民就业受限导致他们只能选择纯农型生计策略，此时耕地经营规模并不再是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
　　总体而言，在不同的分位点处，农户耕地经营规模（N1）和家庭生命周期（H1）都对生计策略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极值点处除外）。该结果表明，对于农户而言，生计资本的配置和生计策略的选择和耕地经营规模以及家庭生命周期息息相关。OLS模型的稳健性得到初步的验证。 　　4.2 子样本回归
　　在全样本OLS回归基础上，本文又将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和家庭生命周期进行分组，验证关键解释变量分组情景下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考虑到我国目前农户耕地规模的现状，参考相关文献[26]将耕地经营规模划分为0～3亩、3～5亩、5～10亩、10～20亩、大于20亩几个组别。家庭生命周期的分组与本文的赋值规则一致。回归结果见表4，表5。
　　分组回归的结果与OLS結果基本一致，具体结果分析如下。
　　（1）耕地经营规模分组后，不同组别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不同。家庭生命周期（H1）对中等经营规模（3～10亩）的农户生计策略在0.1%水平上产生显著影响。对耕地经营规模为3～5亩的组别，家庭生命周期每提高一个阶段，农业收入比重上升0.196，对5～10亩的组别，家庭生命周期每提高一个阶段，农业收入比重上升0.178，而对较小经营规模的组别（0～3亩）和较大经营规模的组别（10亩以上），家庭生命周期没有产生显著影响。研究区域大多数农户家庭的耕地经营规模为3～10亩（合计397户，占全体样本的67%），农业劳动力投入主要来自家庭成员，因此农户在生计决策时须考虑可供给的劳动力数量与质量等家庭生命周期特征。耕地经营规模较小的农户劳动力投入相对富余，耕地经营规模较大的农户往往会选择雇佣劳动力或者农业生产服务外包，此时家庭生命周期特征对其生计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
　　（2）家庭生命周期分组后，绝大部分农户生计策略都受到耕地经营规模（N1）的显著影响：除了空巢家庭外，耕地经营规模每提高1个单位，成长中的核心家庭、成熟的核心家庭、扩大家庭的农业收入比重均上升0.009（显著度水平依次为5%、0.1%和1%）。这表明，尽管农户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存在差异，但耕地资源依然对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农户的生计决策始终基于耕地经营规模这一关键要素。特别要说明的是，空巢家庭成员的身体状况和劳动技能不足以支持其外出务工，从事简单农业活动维系基本的生活需求是其理性选择，耕地经营规模不再是其生计策略选择的限制因素。
　　4.3 2SLS回归
　　根据本文已有研究成果，耕地经营规模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性影响。但是目前也有研究表明[27]，当农户采取不同的生计策略导致兼业化程度变化也会对土地流转行为以及相应的耕地经营规模产生影响。因此，“耕地经营规模”和“农户生计策略”存在潜在的双向因果关系，本文采用二阶段工具变量法2SLS解决该内生性问题。
　　受李龙等[28]、周来友等[29]研究成果的启发，本文选择“村级平均耕地经营规模”作为工具变量，基于如下考虑：①根据农村土地的“三权分置”特征，农户的耕地经营规模与所在村的平均耕地经营规模理应高度相关。②村级平均耕地经营规模与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具有较强的外生性，即没有理由认为村级平均耕地经营规模会影响到农户进行生计策略的微观选择，即“村级平均耕地经营规模”的选取初步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和外生性的双重要求。进一步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首先进行不可识别检验，选用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值为15.461（Prob=0.000 1
　　在2SLS结果中，耕地经营规模（N1）在1%水平下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此时农户耕地经营规模每提高1个单位，农户农业收入比重提高0.008；家庭生命周期（H1）在0.1%水平下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此时家庭生命周期每提高1个阶段，农户农业收入比重提高0.140。
　　比较OLS和2SLS模型的结果可知：耕地经营规模（N1）在两个模型中都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性影响，但在OLS模型中回归系数为0.009并通过0.1%显著性检验，在2SLS模型中回归系数略有下降（0.008）并通过1%显著性检验。家庭生命周期（H1）无论是在OLS还是2SLS模型中均在0.1%水平上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归系数稳定在0.140）。本文构建的OLS模型的稳健性再次得到检验。
　　5 讨论与建议
　　本文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基础，运用多种计量模型和分析工具，研究了耕地经营规模、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生计策略之间的影响关系，主要结论如下。
　　（1）耕地资源作为农户重要的自然资产，对其生计策略起着显著的影响。农户耕地经营规模越大，对家庭的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的需求量就越多，农户的投入就越大，生计策略就越倾向于纯农化。OLS结果表明，耕地经营规模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上升0.009。在分位数回归结果中，除极值点外，耕地经营规模在不同分位点处均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不同分位点处影响程度不同。应用工具变量方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后，耕地经营规模依然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修正为0.008。
　　（2）家庭生命周期是一个家庭从诞生、发展变化直至消亡的过程，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指标同样对农户的生计策略起着显著的影响。OLS结果表明，家庭生命周期每向前演进一个阶段，农户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上升0.140。在分位数回归中，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生计策略的贡献程度从0.1分位点处逐渐上升到0.7分位点处再下降到0.9分位点处，仅在极低分位点处（0.1分位点）无法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
　　（3）耕地经营规模和家庭生命周期会共同对农户的生计策略产生影响。在兼业化区间，农户生计决策时不仅仅要考虑耕地经营规模还要考虑到家庭生命周期因素；但在非农化区间或纯农化区间，仅有耕地经营规模或家庭生命周期发挥影响作用。对农户的耕地经营规模分组后，发现家庭生命周期对中等耕地经营规模（3～10亩）的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影响，但对于耕地经营规模过小或过大的农户没有显著影响。家庭生命周期分组后发现除了空巢夫妇家庭外，其他类型农户家庭的生计策略都受到耕地经营规模的显著影响。 　　由此，根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建议。
　　（1）地方政府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土地流转政策，鼓励农户开展土地流转。由回归结果可知，农户耕地经营规模越大，农户的生计策略越倾向于农业化。引导小农户采取多种方式转出承包地，积极培育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扩大其经营规模、实现规模效应。帮助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丰富其生计活动，提高其生计水平。
　　（2）依据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家庭的就业意愿，开展差异化的指导与帮扶。对于有外出就业意愿的年轻夫妇家庭，应加强对其非農产业的就业培训，提高其在外出务工市场中的竞争力；对于成长中的核心家庭、成熟的核心家庭、扩大家庭，可以结合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政策为其扩宽就业渠道，促进其将农业与非农业相结合，帮助农户开展特色种植、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等生计活动；对于空巢夫妇家庭，应重点关注其生理与心理健康状况，帮助其解决农业生产中的现实困难，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
　　（3）农户生计是目前中国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生计策略从农户视角反映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和乡村振兴的进程。各级政府应当更加重视农户生计问题。帮助农户了解生计资本投资等信息，引导农户自主地确定发展需求和方向，加强对农户的资金、技术和政策支持，改善基础设施，加强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农户的自身发展能力，促进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发展。
　　（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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