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竹林七贤』答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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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林七贤”能不能算文学集团？
　　魏晋之际的“竹林七贤”可以说是一个喝酒和清谈的集团，不能算是文学集团。
　　七贤当中，只有阮籍（210-263）和嵇康（223-263）是著名的作家，向秀（227-272）也还写过一篇著名的《思旧赋》——不过那已是七贤集团解散以后很久的时候了;其余几位简直不写什么文学作品。他们在山阳（今河南修武）嵇康山墅的竹林里聚会活动，主要内容是喝酒和清谈，而不是文学。
　　七贤形成于何时？
　　七贤形成及其活动的始末，现在意见很不一致。照我看应当是在魏齐王正始中期至正始十年（249年，同年四月改元嘉平）初高平陵之变之前那四五年间。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将七贤的聚会定于魏齐王嘉平年间，即249年至253年，或更靠后的正元、甘露（高贵乡公曹髦年号，254年至260）年间，那恐怕是失之过晚了。
　　正始十年正月，一度韬晦退让的司马懿突然袭击，发动政变，实际掌权的曹爽集团不再掌权，即高平陵之变，此后大权归于司马氏集团。阮籍一改其政治上的退避态度，出仕为司马懿的从事中郎，司马懿死后续任司马懿之子司马师的从事中郎。到这时候，他显然已经无暇与诸贤优游于林下了。从事中郎参与机密，从此就不便与嵇康等人继续其私人间的密切交往了。
　　山涛大约在司马师为辅军大将军、掌握了中央实权的嘉平三年（251年）或其稍后重新出仕，他也无从再为林下之游。综合各种有关史料来看，七贤的林下之游只能在高平陵之变以前的那几年。
　　关于七贤林下之游的基本情况，《世说新语·任诞》是这么说的：“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之‘竹林七贤’。”“肆意酣畅”是说他们在一起大喝其酒。七贤中分两个层次，阮籍、嵇康、山涛三位是主要人物，为第一梯队，其余四人为加盟者，为第二梯队。嘉平以后三位主要成员中已经有两位去忙他们的政务，哪里还有条件“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
　　《晋书·山涛传》的记载是：“山涛字巨源，河内怀人也。父曜，宛句令。涛早孤，居贫，少有气量，介然不群。性好庄老，每隐身自晦。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山涛的故乡怀县（今河南武陟）与嵇康寓居之山阳同属河内郡，相去不远，往来甚便。七贤集团之发端即始于山、嵇（以及吕安）之交往，阮籍稍后加入。《晋书》本传又称山涛在高平陵之变后有一段时间仍然“隐身不交世务”，稍后才去见与他有亲戚关系的司马师，司马师“命司隶举秀才，除郎中，转骠骑将军王昶从事中郎;久之，拜赵国相，迁尚书吏部郎”，在他那一段隐居期间即嘉平初年似乎有可能结为林下之游，这正是若干学者将七贤林下之游的时间定在嘉平中的重要根据。但是这样无法解释“后遇阮籍，便为林下之交”这一重要提法，山涛与阮籍相识应当比较早，而到嘉平以后阮籍已无暇到竹林中大喝其酒了。《山涛传》提供的材料恰恰进一步证明林下之游只能在正始年间。
　　嵇康在七贤中处于什么地位？
　　在阮、山、嵇三巨头中，嵇康年纪最轻，也最活跃，林下之游实以他为核心。《晋书·嵇康传》说：“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盖其胸怀所寄，以高契难期，每思郢质，所与神交者唯陈留阮籍、河内山涛，预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琊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戎自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嵇康要寻找“郢质”即旗鼓相当的交流思想的伙伴，实为林下之游形成并逐渐扩大的原动力。由此可知，林下之游活动的内容除喝酒以外，还有交流思想，即所谓清谈。
　　对于这里的“居”字不宜作拘执的理解，以为是成年住在一起，那是不可能的，实际情况应是指相互认识、多有交往。《世说新语·德行》载：“王戎云：‘与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刘注引《康别传》云：“康性含垢藏瑕，爱恶不争于怀，喜怒不寄于颜。所知王浚冲在襄城，面数百，未尝见其疾声朱颜。此亦方中之美范，人伦之胜业也。”可知王戎长住襄城（当时属颍川郡）而非山阳，只是与嵇康见面的机会极多。
　　王戎反复提到二十年这一时限，对于考证竹林之游的时间很有意义。嵇康及阮籍都死于景元四年（263年），往前二十年为正始五年（244年），这一年前后应当正是七贤林下之游开始之时。
　　当然这样看也有些麻烦。《晋书·王戎传》记载他“永兴二年（305年）薨于郏县，时年七十二”，据此推算，他生于青龙二年（234年），这也就是说，正始五年（244年）时他才十一岁，年纪这样小就参加林下之游似乎太早了一点，许多人把林下之游往后推到嘉平年间，原因之一正是要等王戎长大一点。
　　但是我们要知道，王戎乃是一位早熟的天才，绝对不能以常人视之。《晋书·王戎传》载：
　　戎幼而颖悟，神彩秀彻。视日不眩，裴楷见而目之曰：“戎眼烂烂，如岩下电。”年六七岁，于宣武场观戏猛兽在栏中啸吼震地，众皆奔走，戎独立不动，神色自若，魏明帝于阁上见而奇之……阮籍与（王）浑为友，戎年十五，随浑在郎舍，戎少籍二十岁，而籍与之交。籍每适浑，顷辄去，过视戎，良久然后出。谓浑曰：“浚冲清赏，非卿伦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
　　王戎年十五当正始九年（248年），其时阮籍为尚书郎，与王戎之父王浑同事，阮籍认为阿戎水平已超过其父。这位少年才俊水平极高，他在这之前已得到阮籍的赏识是很可能的事情。换言之，王戎在正始中叶或末年参加到林下诸贤的活动中来，叨陪末座，预此高契，并非没有可能。当时他跟着去玩玩，而他后来地位甚高，所以也算是一“贤”。
　　正始中期至末年，阮籍除短期担任尚书郎以外，绝大部分时间高隐于故乡陈留尉氏，《晋书》本传云：“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也……太尉蒋济闻其有隽才而辟之……初济恐籍不至，得记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济大怒，于是乡亲共喻之，乃就吏。后谢病归。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阮籍不得已应蒋济的征辟在正始初年，为时不长，此后除一度為尚书郎以外，长期无公职;尉氏与河内郡山阳县相去不远。正是在此时，他与嵇康、山涛以及几位青年人结为林下之游。 　　王戎后来有一段回忆说：“王浚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世说新语·伤逝》）《晋书·王戎传》亦载此事，王戎任尚书令在晋惠帝永宁二年（302年），此时嵇康、阮籍死去已近四十年，王戎追怀往事自然不胜今昔之感。黄公酒垆在洛阳，大约也是竹林诸贤多次光临、聚会欢饮之处。
　　所谓林下之游只宜理解为诸贤曾经在山阳嵇康隐居处的竹林和其他地方有过若干次著名的聚会，喝酒清谈，一时名声很大;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成年地待在一起。
　　七贤的活动方式，是他们的全体或其中一部分人聚在一起随意地喝酒，讨论一些他们共同感兴趣的哲学问题。他们之间保持着一种高雅的默契。
　　参加这种活动的也有七贤以外的人，这就是吕安。吕安追随嵇康甚久，但是这个人后来表现太差，所以在有关的记载中一向将他排除在竹林诸贤之外。参加林下之游要有一定的资格，不是随便就挤得进来的。阮籍的儿子阮浑很想参加进去过一把浪漫的瘾（所谓“作达”），阮籍不同意，他就进不来（《世说新语·任诞》“阮浑长成风韵气度似父”条）。
　　七贤为什么要那样忘情地酣饮？大喝其酒就能成为名士吗？
　　随意喝酒是七贤之游最明显的外在形态，前引王戎晚年的回忆，就只提“酣饮”，不及其余。《世说新语·任诞》在介绍七贤时也没有说他们干别的事，只提“任意酣畅”。他们的酒量都很大，刘伶尤其是一位喝酒大王，其《酒德颂》称饮酒的妙处是“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恍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肤，利欲之感情，俯视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真话夹着牢骚喷薄而出，极能反映出其时名士的心态。据《世说新语·任诞》和《晋书》本传，刘妻从“摄生”的角度力劝他戒酒，他说很好，请准备好酒肉，当祝鬼神以自誓戒酒。妻子很高兴地照办了，却听得他跪祝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祝过以后就喝得酩酊大醉。
　　忘乎所以地痛饮，可以促成“形神相亲”，足以解忧，化解胸中的块垒，也比较容易或者说必然使七贤的言行超出传统悠久的社会规范，越出“礼”的界限，自由自在地表现其本性之真。阮籍说“礼岂为我辈设耶”！嵇康从理论上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大喝其酒既是超越礼仪和名教的表现，同时也是作风放达的风雅借口，许多出格的言行都出于酒后醉中，而比较容易得到世俗的谅解。
　　试举《世说新语·任诞》中的三则记载：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唁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
　　痛饮取醉即便于如此放达，按自己的本性和意愿去生活和行动，在森然的礼制、名教之笼罩下超越流俗，自己解放自己。
　　豪饮是那时名士的标志之一，当然绝不能只有饮酒这一条，他还得有些文化内涵。东晋人王恭（孝伯）说，做名士很容易，只要“常得无事，痛饮酒”，此外还有一条是“熟读《离骚》”（《世说新语·任诞》）。只是痛饮可能只是酒鬼，而远非名士。
　　七賢之所以能称为“贤”也绝非单靠饮酒，他们是一批有思想有才华的精英，聚集在一起是为了交流思想。《晋书·嵇康传》说他“高契难期，每思郢质”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郢质”一词出于《庄子·徐无鬼》：“庄子送葬，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昔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从此“郢质”一词用来指水平相当足以与自己配合行动、交流思想的搭档。阮籍和山涛正是足以成为嵇康清谈对手的人。事实上他们三人互为“郢质”。
　　七贤中处于第二梯队位置的四个人也都是有相当水平的伙伴，其中最年轻的王戎“善发谈端，赏其会要”（《晋书·王戎传》）;向秀则是著名的理论家，与山涛同乡，“清悟有远识，少为山涛所知，雅好老庄之学……与康论养生，辞难往复，盖欲发康高致也”（《晋书·向秀传》），“郢质”的意味尤为浓厚。《文选·五君咏》李善注引孙绰《嵇中散传》云：“嵇康作《养生论》，入洛，京师谓之神人。向信期难之，不得屈。”他们往返论难的文章均见于今本《嵇康集》。这就是所谓“高契”，也可以称为“自得之游”——《水经注》卷九谓阮、嵇等人“同居山阳，结自得之游，时人号之为竹林七贤”。“自得”的意思是各人都保持自己的观点，相互交换，以至于辩论。此外他们还讨论声无哀乐问题、自然好学问题、宅无吉凶问题等，也都以嵇康为中心。
　　他们辩论的题目领导了一代潮流。《世说新语·文学》载：“旧云，王丞相（导）过江，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可知一直到东晋初年，在名士们清谈的题目中，嵇康开辟的论题占了很大的比例，其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阮籍、山涛出仕于司马氏以后，嵇康在干什么？
　　阮籍、山涛到洛阳去当司马氏的官以后，嵇康仍然继续其先前的浪漫生活，这时继续追随他的是向秀，再加上一个吕安。由此到吕安下狱、嵇康被杀，还有十二三年时间。高平陵之变彻底消灭了一度秉政的曹爽集团，中枢大权落入司马氏手中，政局大变。很快就看清了形势的阮籍迅即出任司马懿的从事中郎，退出了林下之游;山涛在观望了一小段时间以后重新出仕，也从旧游中退了出来。虽然七贤的旧谊仍在，但三巨头中只剩下一个嵇康仍然处在老状态之中，这时追随他的是向秀和吕安。嵇康、向秀、吕安是一个结合得比较紧密的集团，与先前那种非常松散的情形不尽相同。这时的嵇、向、吕三位或可称为“竹林后三贤”。 　　到这时，本来意义上的林下之游就宣告结束了。《晋书·嵇康传》说：“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返。时有樵苏者遇之，咸谓为神。”此外他还亲自锻铁铸剑。《太平御览》卷四○九引《向秀别传》云：“与谯国嵇康、东平吕安友善。其趋舍进止，无不必同;造事营生，业亦不异。常与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收其馀利，以供酒食之费。或率尔相携，观原野，极游浪之势，亦不计远近，或经日乃归，复修常业。”可知他们三人常常在一起，在首都洛阳或嵇康的山阳寓所锻铁灌园，继续过潇洒浪漫的隐逸生活。
　　嵇康喜欢打铁是出了名的，或以为这乃是名士的怪脾气，或相信其目的仅在经济效益，其实嵇康绝不差钱，他的目的在于铸剑。《太平寰宇记》“怀州修武县”条下曰：“天门山今谓之百家岩，在县东北三十七里，以岩下可容百家，故名。上有精舍，又有锻灶处所，云即嵇康所居。《图经》云，岩有刘伶醒酒台、孙登长啸亭、嵇康淬剑池，并在寺之左右。”这么多名人遗址挤在一起，或有出于后人附会者，但嵇康曾经铸剑当是事实。顺治《河南通志》云：“淬剑池在修武县北，昔嵇康曾淬劍于此，石刻尚存。”也证明了这一点。
　　铸剑乃是学道的分内之事，道士认为好剑有特异功能，如渡江涉海时可避蛟龙，平时也可以防身去害等。葛洪在《抱朴子·内篇》里曾反复讲起，陶弘景是著名的铸剑专家，并在他的著作《古今刀剑录》作了专门的论述。葛洪、陶弘景两位乃是道教史上的大权威。嵇康既热衷于采药服食以养身，其铸剑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向秀经常充当他铸剑的助手，他们不仅在山阳旧宅附近铸剑，也在洛阳从事此业。
　　竹林后三贤政治上都持与当局者司马氏不合作的消极态度，但是都没有反司马氏的言行。其中向秀乃是一介书生，独自注释《庄子》，向故纸堆中讨生活;而吕安的特点是“放逸迈俗”（《世说新语·文学》“初，注《庄子》者数十家”条注引《秀别传》），或如后来向秀在《思旧赋·序》中批评的那样，“心旷而放”，作风相当浮夸，后来他因为家庭内部的纠纷被捕，既而牵连到嵇康，其间发生了种种出人意料的变故。这时有一个同嵇康有积怨的阴谋家钟会在司马昭那里说了嵇康许多坏话，把他形容成一个最危险的政敌，结果被杀。司马昭下令杀了嵇康以后很后悔，但作为一个专制主义的政治家，他没有公开认错。这事就糊里糊涂地过去了。
　　在后三贤时代，阮籍、山涛与嵇康之间仍有所交往联系，政见的分歧与老朋友的交情被分开来处理，而老朋友即使平时不怎么往来，相见时仍然是坦诚友好的。正始以后阮籍有较长时间在司马氏父子弟兄手下任职，嵇康与他交往自不甚多，而当阮籍遇母丧时（当在甘露间），许多朋友来吊唁，“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而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晋书·阮籍传》）——他们都还保持着竹林时期通达脱俗的作风，表现出老朋友见面那种亲热和怀旧的气氛，尽管他们彼此都发生了很多变化，政见尤其不同。
　　景元二年（261年），山涛任吏部郎，举嵇康自代;景元四年（263年）山涛官职升迁，再次举荐嵇康，为此嵇康作《与山巨源绝交书》，此书表示自己不愿从政的一贯态度，也大有不肯合作的意思，并非真的用来对付山涛。不久嵇康被杀，临刑前对儿子嵇绍说：“巨源在，汝不孤矣。”（《晋书·山涛传》）这并非向老朋友托孤，而是坚信山涛会念及旧谊，照顾嵇绍，后来的情形果然如此。
　　吕安出事后写信痛斥嵇康，嵇康下狱后作诗自责，往日风流，大打折扣。嵇、吕被杀后，向秀不得已应了司马昭的征辟，放弃过去不合作的立场，但内心相当痛苦，写下了著名的《思旧赋》，其后半云：“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伫驾言其将迈兮，故援翰以写心。”至此，竹林之游的流风余韵可以说就完全结束了。
　　“竹林七贤”画像砖的情况如何？
　　以“竹林七贤”为题材的南朝画像砖是1960年出土的。这件宝物当年4月由考古工作者在南京西善桥宫山北麓一处刘宋时代的古墓室中发现。在这座墓室的南北两侧各有用将近300枚模印砖块拼嵌而成的画像，长2.4米，高0.88米，保存得很完整，共画八人：南壁由外而内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北壁由外而内则为向秀、刘灵（伶）、阮咸、荣启期。诸人或饮酒长啸，或演奏乐器，都是很快活的样子。至于他们清谈些什么，就表现不出来了。诸人之间用带有装饰意味的树木隔开，合之则为一组，分开也可以独立。这一套珍贵的砖画现藏南京博物院，为该院“镇院之宝”之一。
　　在七贤之外加上一个传说中以安贫乐道著称的荣启期，自然是为了构图的对称，同时也表明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七贤也都是些像春秋时代高士荣启期那样看破世俗的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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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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