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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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卢惠龙
我的学生们，是地地道道山里的孩子，家家贫困，个个朴实。下雪天，他们才穿一条单薄而破旧的裤子，打赤脚上学。一路上，全是碎石、树桠，他们一点不怕，就像当地山歌唱的：老虎走前我走后，脚踩花蛇当草鞋。
当年，从贵阳到麦坪，要先坐火车到湖潮，再步行两个小时。
我在花溪区麦坪乡，有过一年的乡村生活。那是我从师范学校毕业以后，被安放到麦坪小学去了。
出了湖潮，山脉起伏，山路逶迤，满眼成片的水稻田，包谷林。遇晴天，满眼皆绿，心旷神怡，大有绿水青山任逍遥之感。但有一次，走到半路，乌云密布，狂风大作，转眼就是倾盆大雨，没多久，山间小路成了小河。眼看，浑身湿透，浑黄的雨水快漫到膝盖，我逃也似地爬到山边的土地庙避雨。这土地庙，其实小得没法躲进去，只是它地势稍高而已。我站在高处，四野无人，看山洪恣意，束手无策。快到天黑，洪水消退，山路显了原形，我才重新上路，这时，身上无一根干纱，已经筋疲力尽。
麦坪小学坐落在山寨的一尊旧庙里，壁板斑驳，很有些年份了。我是六年级的班主任，全班14名同学，我包了他们全部课程。因教室不够，我们上课改在校外山谷底的一座水碾坊里。碾坊四周，水声潺潺，木轮咿呀。碾坊里，弥漫新谷的清香，倒也舒坦。只是那黑板长期蒙受碾坊细糠覆盖，油咣咣的，粉笔打滑，写不上字，只是一个摆设。对于在城里长大的我，这环境是新奇的，温馨的。后来，我在《红岩》上发表的小说《最后一座碾坊》，背景就是这里。
我的学生们，是地地道道山里的孩子，家家贫困，个个朴实。下雪天，他们才穿一条单薄而破旧的裤子，打赤脚上学。一路上，全是碎石、树桠，他们一点不怕，就像当地山歌唱的：老虎走前我走后，脚踩花蛇当草鞋。家境稍好的，手里提一个竹篾编的烘笼，里面是几块燃着的木炭，埋在灰白色的炭灰里，偶见暗红的光亮，透出微微的暖气。他们从不迟到，住得再远的，也能赶来上课。我了解到，学校教学水平有限，历届，没有一个毕业生考上花溪中学或青岩中学。我为孩子们的命运不平，想改变一下这种黯然。
我从贵阳买了些书送给同学们，让他们打开眼界，多少知道一点外面的世界。我上课非常随意，黑板既无法写字，我就坐下来，他们把我团团围住，我随兴地给他们讲话。我给他们说唐诗宋词，格林童话，说中国有个鲁迅，苏联有个高尔基。和他们一起朗读“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白发三千丈，缘何似个长”。我们一起对对子：“童子打桐子，桐子落，童子乐；丫头啃鸭头，鸭头咸，丫头嫌。”教学双方，其乐融融的。那时，我爱写诗，常触景生情，写好后呢，兴之所至，叫同学们走出碾坊，排好队，我朗诵我的新诗给他们听：“蓝色的细雨间飘着透明的薄雾，弯曲的小路缠住了翡翠的山谷”，我指着山野，让他们看四周的景色，问：这细雨，这薄雾，这小路，这山谷，是不是该这么写呢？这首诗在《山花》杂志发了，后来收入《贵州30年新诗选》。就在那时，孩子们渐渐知道了，写作是怎么回事，对每周的作文有了兴趣。
我还在学校放学之后，到他们家去家访。14个学生分别住在刘仕连、康寨、杉木寨、汪家寨，近的几里，远的十几里，我都翻山越岭，一一走到。其中，还发生过深夜迷路，有惊无险的故事。
同学们觉得我这个老师很亲切，慢慢喜欢我了，他们经常给我送些自己家种的红薯、捧瓜、豇豆和水果给我尝鲜。当时，我们学校的老师，都要自己去敖凡冲煤矿挑煤，同学们怕我挑了煤，走不惯山路，几个身材高大的男生就来帮我挑煤。
入夜，我在给他们批改作业之后，习惯地保持自己的夜读。我那时正如痴如醉地读伏尼契的《牛虻》，欣赏亚瑟在狱中给琼玛的那首诗：“不管我活着，还是我死掉，我都是一只，快乐的飞虻！”有意无意间，接受着“善”的终极价值观。每当夜深人静，窗外蛙声、蝉声一阵阵扑来，喧哗一般；隔壁农家的推磨声，牛栏那边水牛的嚼草声，又隐隐约约，让我觉得生活有一种宽厚。
考初中的时候快到了，我把语文和数学的内容，归纳起来给他们复习，鼓励他们要有信心，为自己，为祖祖辈辈争口气。考试地点设在石板哨中心完小，我和他们高高兴兴地去，走了两个多小时。一路，给他们讲了好些民间故事，让他们放松情绪。
没等考试的结果出来，那是8月份，学校放了暑假，我离开了麦坪，奉调花溪教育局教研室了。后来，考上花溪中学的同学来找我，说他们有8个同学考上花溪中学，6个同学考上青岩中学。这真是皆大欢喜的事。他们说，他们的父母都很感激我，要我有空再去麦坪玩。听着这话，我很欣慰。我请他们吃了饭，还一起照了些照片。若干年以后，我听说，我的一名学生做了麦坪小学的校长。
麦坪并不遥远，可我很久很久没去了，我一再打听，现在去麦坪，该怎么坐车。我想不至于再步行两个小时了吧？不至于再去土地庙躲雨了吧？
麦坪一年，给了我很纯粹的乡村记忆。
（作者系贵州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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