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楚辞》研究的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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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褚斌杰
《诗经》和《楚辞》是中国诗歌史上两大典范作品,是风骚传统的源头,二千多年来,对中国文学以至中国文化均产生了至深的影响。因此,加强对《诗经》《楚辞》及二者的比较研究,发掘其思想与艺术之精华,是十分必要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受邀在中央电大主讲《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课程,其时李金坤君在江苏某县城任该课程辅导教师,李君教学认真,一丝不苟,每遇问题,即飞函相问。九十年代末,李君负笈北上,来北大随我作访问学者,研修先秦两汉文学,遂有识荆之雅与论学之乐。访学期间,李君心无旁骛,选课(共选修硕、博课程十余门,远远超过规定要求)、读书、听讲座,广采博纳,全力“充电”,诚笃敦厚,勤勉好学,并着手从事《诗经》与《楚辞》的比较研究,今天李君著成《(风)(骚)比较新论》一书,并得到江苏省教育厅社科基金的资助,正是其辛勤汗水浇灌之硕果,我由衷祝贺,并乐为之序。
“诗经学”与“楚辞学”向称显学,历代研究硕果累累,尤其是近二十年来,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都更有超越前人的贡献,但是,对于《诗经》与《楚辞》之间关系的研究,实际上还有很多深入的空间,随着郭店楚墓等大量儒家经典竹简之出土,儒家文化在南楚的传播问题更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李君在中原文化与南楚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上重新审视《诗经》与《楚辞》之关系,体现了他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像李君将《风》与《骚》作系统整体研究并撰成专著者,目前尚未幸见。李君此项研究是甚有学术价值与意义的。
李君《<风><骚>比较新论》一书,有很多新颖的观点,如第六章对屈骚作品中山水景物所具有的“感伤性色彩”、“游览性特征”、“亲和性情感”与“虚幻性手法”等审美价值之归纳,新人耳目。第七章中作者将自然生态学引入《风》《骚》比较研究,以博物学的功能符号、社会学的文化符号、文艺学的情感符号、教育学的启蒙符号等全面审察《风》《骚》自然生态之意义与价值,对孔子“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之诗论作出了全新之诠释。另如第八章指出“《楚辞》比起《诗经》龙风单独描写的情形和注重实用的艺术特征来,则更表现出龙风对举综合叙写与浸染南方巫文化色彩的浪漫特征。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龙风文化,正是南北文化交融的产物,是一种兼容并包、别开生面的新文化”;又如《小雅・采薇》末章“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王夫之认为是“哀景写乐”,而李君认为是“哀景写悲”;朱自清将中国诗歌中“咏史”、“游仙”、“艳情”、“咏物”四类比体诗的源头定在“王注《楚辞》”,李君认为其真正源头在《诗经》,等等。这些论述,能突破陈说,发表新见,可为一家之言,为此后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式。
李君《<风><骚>比较新论》一书在体例和研究方法上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全书洋洋三十余万言,由正文十二章与附录八篇论文组成,前三章集中阐论《风》《骚》关系之文化背景,由远而近,层层论析,为《风》《骚》比较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第四章承上启下,就《风》《骚》“文学精神”、“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之种种异同作宏观论述,为以下八章详论《风》《骚》中之忧患意识、山水美意识、自然生态意识、龙凤文化、梦幻文化、弃妇情结、体制特征、比兴艺术等审美价值做了最好准备。附录八文,就《风》《骚》比较的相关问题或评或考,或论或赏,精探细研,是正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全书主要运用比较研究法,对《风》《骚》的文化背景、思想意识、诗歌体式、表现手法等进行多角度、全方位、深层次、立体化、综合性比较研究,由此窥见《楚辞》对《诗经》的传承之脉与演进之迹。作者又能结合宏观与微观,考与论,用文学、史学、哲学、心理学、美学、民俗学、宗教神话学、文化人类学及其自然科学中的生态学等多学科知识,系统观照与研究《风》《骚》比较之诸问题,这些正体现了李君学养厚重、视野开阔、思维敏捷、方法灵活的良好科研素质。
李金坤君正值盛年,且有幸于苏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勤学不已,精进不怠,精神可嘉。我深信.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李君定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断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事业做出新的贡献!是为序。
2005年11月于北京西三旗育新花园
(褚斌杰先生为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屈原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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