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笛新翻杨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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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焦红涛
小说《林海雪原》作为“最重要、影响最大的‘革命英雄传奇’小说”(洪子诚语),它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得益于写作的时代等外部原因,又得益于它的叙事与人物塑造上独有的魅力。它的叙事表面上看是对古典白话小说叙事的各种套路的直接引用,仔细看来却也与时尚的现代通俗小说的叙事程式不谋而合,虽然写的是革命新人,但骨子里却依然是“旧人”。虽然革命作家被谆谆告诫要写出新的人物、新的内容、新的思想,但所有的“新”似乎总是难以挣脱“旧”的魅惑……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林海雪原》成功之处第一在于它的故事、人物的传奇性;第二在于古典小说的结构与叙事方式。虽然如此,我们仍然不禁要追问,能够具备这样品质的小说在“十七年”并不是独有的,何以就使《林海雪原》成为了“最重要、影响最大”的小说?
《林海雪原》具有极大的传奇性,这也许是它的最大魅力所在。小说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东北边陲牡丹江的林海雪原之中,那里山高林密,气候无常,积雪覆盖,人迹罕至,种种传说更增添了神秘色彩,而小分队剿匪的故事与这样的自然条件相得益彰。牡丹江的林海雪原对于普通读者无疑保持着神秘的魅力。在现代传媒并不发达的时代,小说作为重要的认知工具之一,是读者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从阅读心理学上来说,这一景象在读者心中唤起的同样是一种“震惊”体验。在小说中,关于自然环境的描写都极具奇幻色彩。小说在叙述消灭许大马棒、坐山雕等匪众的一连串的故事中,都格外突出了对于这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的介绍,这一环境与紧张的故事情节之间可谓相得益彰,在烘托紧张气氛的同时,充分满足了读者的胃口与期待。
实际上小说紧张曲折的情节与典型形象的塑造是一体的:智取威虎山的故事必然让人想到杨子荣;而勇夺奶头山则一定联系着栾超家,革命英雄的形象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与其他的革命历史小说相比,《林海雪原》中的英雄人物更接近于旧小说中的“独行侠”的形象(小分队也只是独行侠的扩大化而已)。在一般的革命历史小说中,与革命英雄坚定的革命信念、无畏的牺牲精神共生的往往是他们的“集体主义精神”,“个人英雄主义”是作为形象的缺陷而需要极力避免的,但《林海雪原》却走了一条特殊的道路,突出了他们的个性化特征。为了避免可能带来的外界批评,作者在小说中为自己的描写做了“辩护”,以证明这样的个人英雄主义是客观环境中不得不然的――山高林密,机动性差,大部队剿匪必然失败――这才为后来的孤胆英雄的壮举做好了铺垫。此外,更是让少剑波把“一切归功于党,一切归功于群众”时时挂在嘴上,虽然作者是如此的小心,但还是没有避开外来的批评。何其芳就曾经说:“在白茹看来,‘一切归功于党,一切归功于群众’,不过仅仅是少剑波的‘谦虚’罢了,好像应该一切归功于少剑波,或者至少应该主要归功于少剑波。”(何其芳:《我看到了我们文艺水平的提高》)尽管如此,作者毕竟为小说突破性的人物塑造寻找了合适的理由,这一“规定动作”之外的“自选动作”虽然有风险,却也是值得的(当然也为后来被批判埋下了伏笔)。
再者,与一般的英雄传奇颇为不同的是,小说中的英雄――主要是杨子荣――必须乔装改扮进入匪巢,非如此不能完成任务,这就为小说的英雄塑造另添了一份其他小说所不可能具有的别样魅力。众所周知,“十七年”小说的正面人物塑造必须遵守若干僵化的程式,作家普遍难以获得较大的自由。但这部小说因为这一“改扮”的需要而获得了豁免的特权,从而塑造出超越群伦的英雄人物,虽然这里面时时会出现可笑的矛盾。譬如,小说中杨子荣在威虎山上与坐山雕相见的一节,为了突出杨子荣的豪气,说“杨子荣本来酒量很大”,但是革命年代普遍的禁欲氛围却不允许作者这样叙述英雄,所以又说“在部队时杨子荣是遵守军纪的模范,从未喝过酒”,这就不能令读者信服了。众所周知的杨子荣智取威虎山一节,改编为现代京剧之后,传唱不衰,也许不能不考虑这样的因素。小说作为文字的艺术,在表现力上与作为视觉艺术的电影或者戏剧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在电影和戏剧中,杨子荣扮演的胡彪可能对于观众影响更大,因为革命英雄以土匪的形象出现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力更强烈。杨子荣与坐山雕在威虎山上的对话已经成为当代文学中人人熟知的名段。黄子平说:“相对于正统叙述的旗帜鲜明,这套话语的含混暧昧却产生出某种魅力,既暗示了另类生活方式,也承续了文化传统中对越轨的江湖世界的想象与满足。”(《“灰阑”中的叙述》)他进而指出,杨子荣在上山之前与少剑波的对话语言无味,而在上山之后则大放光彩,其原因盖因这一异质文化以合法方式的进入。在小说中,为了防止被土匪识破身份,杨子荣在上山之前已经开始扮演自己的角色,以所谓的“淫调”与“狞笑”显示身份的变换,然而这一情节在革命京剧中被抒情性的独唱所取代,显示了经典化过程中对道德“洁净”的追求,这一追求牺牲的自然是叙事的个性化魅力。
作为通俗小说的两大必备元素的暴力和爱情,《林海雪原》二者俱全,在紧张刺激的剿匪战斗中,作者花费了大量的笔墨用来描写男女关系,这也成为小说吸引读者的重要因素之一。这里的男女关系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作为正面人物的白茹和少剑波的爱情,而反面的男女关系,则是蝴蝶迷与众多敌人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前者固无需多说,《林海雪原》可能是革命历史小说中爱情描写花费笔墨最多,“尺度”最大的一部。《红日》等小说中的爱情是含蓄的,沈振新与黎青之间只能以宏大的革命话语来传递爱情,改霞与梁生宝也只能含蓄地克制内心的情意,而在《林海雪原》中,爱情的表现是大胆的、甚至是直露的,而且居然得到了更高一级领导的认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革命者的爱情自然被叙述为“高尚”的、“健康”的爱情(由此与敌人的肉欲关系相比),但是,在不经意间,小说也暴露了自己“健康”与“高尚”的里子,譬如小说在描写睡梦中的白茹时,借少剑波的眼光看到的不仅是“她睡得是那样的幸福和安静”,而且还看到了“两只洁白如棉的小脚伸在炕沿上”,这一不无情色意味的细节解构了革命爱情虚幻的外表,使他们的爱情拥有了人间气息,自然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容易被人忽视的一点在于对敌人的情爱的描述。与整体上的二元对立处理一致,小说中也区分了不同性质的爱情,极力丑化敌人的情感关系,把他们描写为一群乱伦、丑恶的非人一族。然而对蝴蝶迷的浓墨重彩,不经意间却打开了另一扇窗户,开启了此后地下小说中“反特”文学中的另类形象――从她身上依稀可以看到女特务风骚而迷人的背影(1960年代以后的地下“反特”小说也往往以革命者打入敌人巢穴为描写线索,其中也能看到《林海雪原》的传奇因素)。虽然蝴蝶迷已经被极力丑化,但这样花费大量笔墨的、对于女性的长久的“凝视”依然会产生意外的效果。我们知道,影视中对于敌人的私生活不厌其烦的描写,往往混合着贫乏时代读者/观众难以言说的阅读情绪,在这里,类似的情况可能也会发生。
如果说革命历史小说在其发展中由于其固有的缺陷而逐步被“成长小说”所取代的话,这一论断看来并不确切。以《林海雪原》为代表的传奇叙事所展现的活力、魅力使得它有理由继续下去。虽然作为整体的革命历史小说的写作潮流已经随着时间逝去而消散,但是它们的传奇素质在1960年代后期的地下小说中仍然潜滋暗长,绵延生根,影响着后来时代的创作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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