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写实小说的现代性价值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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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詹艾斌 陈海艳
人们普遍认为，与像《创业史》这样的当代写实小说强调“典型化”和表现历史本质的观念与主张不同，新写实小说关注的是世俗化进程中平庸的社会现实和普通人逼仄的日常生活，它“是在商品经济大潮掀起，进一步引发人们对自身生存状态与社会进步发展的深切思考的情势下产生的。同时，也是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坛的‘现代派’、‘新启蒙’、‘反传统’思潮的反思，力求在继承和超越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新变中，重建当代文学发展的价值基点”①。这一评价显然为我们解读新写实小说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视角。视角的选择是具体评价的基础和根本出发点，在此，我们选取的是现代性视角。我们祈求在这一视角下对新写实小说作出不同于他人的差异性读解。
人们对“现代性”的认识显然也存在着差异。然而，我们对于作为关涉到现代社会生活最抽象最深刻层面即价值观念层面的现代性还是可以进行一些尝试性界定的。相较于“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而言，作为现代社会世俗化进程中的价值体系的“现代性”体现出了一些显豁的主导性价值，诸如：独立、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个人本位、主体意识、崇尚理性等等。这样来理解现代性问题并以此作为基本的理论参照，我们认为，新写实小说表现出了明确的现代性价值诉求倾向。
一 个体意识与世俗意识：参与重构社会历史的文化支点
人类的日常生活事件是构成人类整体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写实小说文本呈示着一种真实的中国社会世俗化进程中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图景。历史地说，这种肯定世俗生活的意向表明了它与传统的革命化政治化作品在历史观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同时，这也为我们通过小说文本认识现代中国史提供了足够的启示。
众所周知，为了完成对宏伟叙事的历史构造，在20世纪的中国，日常生活一度成为现代社会矢志不渝的改造对象。这样，在一定的历史阶段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就被整合进了波澜壮阔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文学世界之中。在如此的社会文化状况下，人们创造着自己的历史，然而却是一个没有或基本没有了日常生活世界的残损的历史，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被非日常生活世界的巨大“光晕”所掩盖。由是，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的意义上，80年代中后期以前中国社会的总体发展是以把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视为一个隐在的背景世界而加以漠视为代价的。然而，在此之后，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随着政治经济领域的一系列深刻变革，随着在更大程度上由于这种变革所带来的人们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上的巨大变化，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凸现出来，而且在外部生活的急剧变化中人们的心理机制也随之或快或慢地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就这样，个体的生命体验与经验等都渐渐地被确认为有意义的事件或进入意义的领域。顺应现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和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与以革命和政治叙事遮蔽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的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学传统形成对立式的差异，新写实小说为历史提供了一种弥足珍贵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图景，张扬世俗主义似乎成为了新写实小说家们潜在的创作理念。当我们充分肯定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社会对人们日常生活意义的确立时，我们就无法也不能漠视新写实小说的历史性功绩。其实，新写实小说正是在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进程中以日常生活世界图景的多样呈示来积极参与着重构社会历史的书写努力。
新写实小说以日常生活世界图景的完整呈示替代传统文本中由主流意识形态所推导出来的生活世界的人为的“辉煌”与“诗化”，这本身就是一种在现代世界里才能确立起来的文学态度。《烦恼人生》、《风景》、《狗日的粮食》、《一地鸡毛》等新写实代表作品都流淌着日常生活的原汁原液，其自身就构成了一个个世俗意味丰盈的艺术整体，从而与由虚假和理想谎言所支撑起来的文学文本大相径庭。从中，我们触目所及的是曾经被主流意识形态所遗忘了的由日常生活事件构成的真实历史图像。把被遗忘的日常生活事件还给历史自身，这是现代世界的一项基本要求，新写实小说为此作出了自己的努力，这一努力隐含了小说家们深层的文学精神选择。也正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新写实小说重构社会历史的文化支点。
新写实小说是以现代的个体意识和世俗意识作为重构社会历史的文化支点的。后现代主义批评家认为新写实小说不再构筑意识形态的想象与话语，从而导致了“集体想象”的失落②。倘若这里的意识形态专指主流意识形态，那么后现代主义批评家的判断倒是没有问题的。新写实小说正是以这样的面貌来呈现与革命化政治化文学文本的差异。但是，“集体想象”的失落只是表明新写实小说对这一创作传统的摒弃，而并不意味着文化艺术精神的丧失。新写实小说不再遵循传统历史塑造“大写的人”的原则，而是更多地植入了现代观念，把个体作为一个世俗时代的主体来加以确认和张扬。斯特文・卢卡斯在《个体主义》一书中这样来确定个体主义这一概念的本质：对人的尊严的尊重；自律(或自我指导)；私人性和自我发展。这些原则被称之为“个体主义的核心价值”，也被说成是“平等与自由观念”③的变种。与这样的文化支点相关，新写实小说确实不再塑造典型，它们更多关注的是现代社会中生存的个体。现在的时代是一个“人”的时代，池莉以自己的创作作出这样的宣告。她笔下的印家厚就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个体，但他又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隐喻象征。《风景》中的七哥同样如此。这些人物是现代中国社会特定时期的客观存在，他们被作家挖掘出了一种被社会规范所掩盖了的个体品质，主要体现为在社会变动时期人们的个体身份认同并由此生发开去的追求自我价值与个体生活意义的原初冲动和稚态热情。就这样，新写实小说以确认和张扬世俗社会中个体存在的合法性这一现代精神来置换传统宏伟叙事中的“集体想象”，从而在其重构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完成了体现现代性某些内质的新的文化艺术品性的塑造。当然，新写实小说对这种品性的塑造也并不是完整与彻底的，这是在当代中国追求现代性的境遇中新写实小说留给我们的些许遗憾，它所认可和追求的现代性价值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表现出了“年轻”的特征。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新写实小说选择这样的一种文化支点作为其重构社会历史的书写努力从而体现出来的新的文化艺术品性也许并不完美，但是，一种文化艺术品性的选择与铸造并不在于它的高度完美，而在于它是否合乎一个民族现实与长远发展的需要，新写实小说的如是书写无疑更有利于把人们带进现代。
二 “还原”书写：作为伸张隐态的
主体意识的叙事策略
新写实小说的“还原”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叙述方式引起了基于后现代主义批评视角的评论家的指责。有人说新写实小说家们力图揭示情感与意义的“零度”，《风景》于是成了一个“不动声色”的叙事范本。④有评论者移植法国“新小说”理论作为其评价新写实小说的基本前提，理直气壮地宣判：“‘还原’实际上就是主体的逃避和化解，或者说是主体的‘退出’，”“主体的‘退出’，其结果必然是零度叙事的出现。”他甚至还说：“如果把主体精神的有无或强弱作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相区别的一个重要向度”，那么，“新写实小说对主体性的消解，重返物质的姿态则带有20世纪后期的某种后现代特征，或可在某种程度上称之为‘后现代性的现实主义’。”⑤
我们先把这些评价搁置起来，从新写实小说家们的一些创作自述出发去思考问题。刘恒这样阐明自己写作兴趣的真正所在：“生活里到处充满了具体而卑琐、生动而灿烂的人生召唤，不论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咱俩得统一行动。”⑥他如此洞悉生活的辩证法，又怎会轻易放弃对生活的理想?刘震云的思考带着沉重、孤独、自我叩问与愤懑的体验：“生活像一个宏大的虎口在吞噬我们……”于是，写作成了他与生活抗争的方式。面对前人，他说：“我越来越感到中外历史上许多人物的伟大。你们留下了许多生命感应点的生命密码。你们本来应该活着，但你们去了，留下糊涂无知的我们……面对自己的书籍，我常常感到羞愧：我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到底有几分呢?”⑦有了如是的对于生活、生命和世界的感触，他又怎么可能在自己的创作中不寻求意义和注人情感?池莉说：“现实是无情的”，“生活，何止是烦恼的”，它还充斥着“总有一刻会使人感到不胜重负的”“犹如一声轻微的叹息”般让人不易察觉的“悲哀”⑧。然而，她的好些小说还是写得实实在在，只因为，在她看来，“中国不需要矫情”⑨，更需要的是立足于现实的理性的参与和建设。这样清醒、理智、成熟的姿态难道没有个体的主体性作为强大的内在支撑?每一个社会个体在一定意义上都是特定世界场景中的人，新写实小说家的生存结构和历史处境影响甚至决定着他们的文化选择。文本叙述方式的处理只是他们一种共同的写作策略，这并不能排除他们对于世界的热情和理想。印家厚在对于“梦”的向往和期待中安然入睡，谁又能说这不是作家本人的希冀呢?有论者的观点无疑是值得参考的：一个时隐时现的目标在吸引着新写实小说家们，即，以写实来催化一个理想世界的成熟。⑩如是，我们只能质疑后现代主义批评视角对于新写实小说评价的合理性了。
米兰・昆德拉在为自己的小说《生活在别处》所写的序言中对其文学观作了这样明确的表示：“对小说家来说，一个特定的历史状况就是一个人类学的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他探索他的基本问题：人类的生存是什么?”⑾其实，呈示世俗化进程中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图景，“还原”现实生活的原生形态，正反映出了新写实小说家们在一个基本层面上对人的生存问题的深切关注。而且，在这一关注中，他们还选择和保持了作为现代人对于现代生活的一定的批判姿态。在《风景》的原始、粗鄙、简陋与传统小说的叙述样态形成尖锐的对立中，从小八子这个死魂灵目光的执着、犀冷及其自我激赏的态度里，我们分明感受到了新写实小说文本对传统小说叙述模式尤其是对于人的现实生存境况的批判性力量。把“认识自我”作为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的恩斯特・卡西尔说，他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获得了对于“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新的、间接的答案：“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⑿是的，新写实小说家们构筑日常生活图像作为小说文本深度批判意义的载体，传达的其实正是他们自己对于生活的批判态度。
然而，我们更需要明白的是，这种关切和批判姿态是以世俗时代本真的主体意识隐性地作为其内在基础的，新写实小说家们是从自身的生存结构和历史境遇出发理性地通过选择伸张隐态的主体意识的叙事策略来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应该说，这是中国“年轻”的现代性书写的可喜收获。小说家们和淡地保持了作为现代性根基的主体性观念，顽强地捍卫着个体选择生活甚至改造生活的权利，从而平实地体验着生命美学的灿烂。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从文本叙述的表面上看，作者们似乎是局外人，其实他们呈示人们日常生活世界图景、“还原”现实生活的原生形态正表露出他们对于生活理想与意义的追寻以及对于现代中国世俗化进程中个体生命的关爱。后现代主义批评家对新写实小说及其作者们的“误读”，至少表明他们缺乏对于新写实小说追寻深度意义的认识，缺少对于生命的理解和敬畏，缺少对于其他生命存在意义的认可。
电视剧《重返石库门》的主人公之一赵景坤向人讲述起自己在雪地里被一“反革命”救护的情景，他问其人救他的原因，“反革命”回答：我救你的理由很原始也很简单，只因为你是一条生命。生命需要在差异中相互支撑。其实，这也是对在中国社会世俗化进程中日益体现民主、自由、尊重差异、平等、正义等价值的“年轻”的现代性的极好注解。由此，我们没有理由不高度评价新写实小说现代性书写的重大伦理实践意义。
注释：
①陈传才：《中国20世纪后20年文学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200页。
②④参见陈晓明《反抗危机：论“新写实”》，《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
③[美]弗莱德・R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⑤尹昌龙：《1985：延伸与转折》，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7页。
⑥刘恒：《自问自答自省自供――准自由谈》，《文学自由谈》1988年第5期。
⑦⑩参见张景超《一种误读：后现代对新写实》，《文艺评论》1993年第6期。
⑧池莉：《我写<烦恼人生>》，《小说选刊》1988年第2期。
⑨池莉：《中国不需要矫情》，《中篇小说选刊》。1992年第5期。
⑾[捷]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⑿[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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