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双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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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所来自的地方，它的生活不适宜于生命。由于强风及糟糕的交通条件，一切计划都令人极其辛劳。还在十四岁的时候人就已经难以想象地疲倦，真正的休息只能等到四十五岁的时候才有可能。经常有人出门买东西就再也没有回来，或者是写小说写到2000页突然发现整个是一片混乱，然后只能又重头开始再写。这是一种不受时代影响的生活，这种生活中最大的成就，就是能死在自家的床上。
　　而这里则完全不同。在这里人们有可能同时过多种生活，过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对于那些喜欢这种双重生活的人来说，柏林是最理想的城市。在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像它看起来的那样。我的储蓄银行营业所的女投资顾问，一位和蔼的、胖乎乎的、胸前衬衣的姓名牌上标着“沃尔夫”的女士，我最近获悉她也是柏林一家免费舞剧团的声学芭蕾演员。每隔一天晚上她就会穿上有机玻璃制成的、内置了录放设备的芭蕾舞短裙，然后沃尔夫女士轻轻地扭动起她的屁股，这个时候她的动作被录了下来，以某种方式转换成音乐并由芭蕾舞裙传送出来作为剧团舞蹈的节奏。沃尔夫女士和其他的女投资顾问们在舞台上疯狂地跳来跳去，完全忘记了自我。这些女士们曾经参加过去年在日本举办的声学芭蕾比赛并获了奖。
　　海森贝格先生是我在劳动局认识的，那次我失业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工作主要是帮助那些从事很难介绍工作的职业的人――如演员、导演或神学家――通过改行培训更换工作。海森贝格先生喜欢并且经常谈论理性。“我是一个艺术的狂热爱好者，”他对我说，“我很高兴如今人们在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它。但是我迫切地建议您去选择一份理性的职业，比如说商人或者木匠。”他的领带和他办公室的墙纸颜色搭配非常完美。海森贝格的话听起来毋容置疑并且彻底破坏了我这一天余下时间的情绪。碰巧这天傍晚我答应了我母亲带她去看看柏林的夜景，这个她已经等了很久。午夜前我们到了柏林市中心的一家男同性恋俱乐部，在那儿我跟我母亲讲述了劳动局令人沮丧的谈话。突然我发现海森贝格在一个角落里，他穿着牛仔裤和一件黄色的皮夹克，脖子上戴着一条很粗的金项链，一个年轻的泰国人正笑着坐在他怀里，海森贝格两眼放光。“对了，那就是他，我的就业顾问，”我对我母亲说，她小心地打量了一阵，然后摇了摇头说：“畜生。”
　　我的一位熟人，俄罗斯商人亨瑟尔――向瑞典销售德国汽车的大亨――去年夏天被一头犀牛偷袭，差点被踩成肉饼。他的朋友，一位西门子高级工程师，刺激了这头犀牛，而那位毫无准备的亨瑟尔正在百米外为自己准备早餐。犀牛刚开始也是对着西门子工程师冲过去，但那个由于职业关系善于在复杂情况中采取迅速行动的家伙立即爬上了一棵树。于是犀牛转而对汽车销售商发动攻击，结果果酱遍地横流。
　　亨瑟尔不得不在医院待上好多个星期，他的喜马拉雅朝圣之旅落空了。现在他决定用明年春天的非洲团体游来弥补。两个朋友都认为，只有在非洲才会经历如此的冒险。但他们弄错了，或许在柏林没有失控的犀牛，但在这大都市的丛林里同样到处都潜伏着危险。服务业社会使得最疯狂的梦想得以实现，甚至只需要一个电话。同样这样一个传言也一直流传着：拉法耶特百货公司几吨重的玻璃窗并非由于建筑施工作业的马虎才摔到了弗利德里希大街上，而完全是按照商家要求那样做的。通过采用一个过路人――同时也是这项任务的订购者――的高明意见，没有一个路人受伤。窗户虽然倒进了垃圾桶，但夜晚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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