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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说古人的“身份证”

作者:未知

   身份证是用于证明持有人身份的证件,多由各国或地区政府发行给公民,一般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现代社会,身份证作为个人信息的一种外用“标识”,其用途越来越广泛,尤其是对于那些经常外出的人来说,不带身份证几乎寸步难行。
   非但今人注重身份证,古人也极其看重身份证,只是那时的身份证与现在的身份证有着很大的区别。
   中国古代的身份证叫做“符”──这可不是江湖术士画的那种驱鬼逐怪的“神符”,而是一种用木头或金属做成的小物件。隋唐时期,中国就出现了最早的“身份证”──“鱼符”。这种“身份证”状如鱼,分左右两片,上面有孔,用以系挂。“鱼符”是官员特有的“身份证”,普通老百姓还没有这份待遇。鱼符上面刻有持符官员的姓名、官职、任职衙门、官阶等。鱼符的材质因官阶的高低而不同:亲王、三品以上的高官用的鱼符是金子做的;五品以上的官员用的是银质鱼符;六品以下的官员则是用的铜质鱼符。为了方便官员们出门办事携带鱼符方便,朝廷还专门为官员们定做了一种装鱼符的“鱼袋”,而且要求“符不离袋、袋不离符”。官员们朝见皇帝、会见同僚、外出办事,都得先亮鱼符,以“验明正身”,然后才能为对方承认和接纳,所以当时曾有“附身鱼符者,以明贵贱,应召命”之说。
   俗话说:“一个皇上一个令,一个和尚一个罄”。皇帝换了,鱼符也跟着“变脸”。武则天当政时,“鱼符”换成了“龟符”,用途没变,只是外形和材质变了。后来,“龟符”又相继变成了“虎符”“龙符”“麟符”。符的形状和材质都发生了变化,其“职能”也增加了:除了证明身份之外,还有调动、指挥军队和任免官吏的权限。归根结底,“符”就是身份的象征,身份高,权力就大。
   明朝时,大概是嫌金属符太重,携带不方便,也或者是为了体现改朝换代的新气象,官员们手中的金属符统统换成了“牙牌”。牙牌的质地有象牙、兽骨、木材等。牙牌像笏板一样细长,上面刻有持牌人的姓名、职务、履历、单位,其详细程度类似于今天的超大号名片了。2004年,考古学家在南京明代宝船厂船坞遗址中,就发现了疑似郑和的“身份证”──一块“牙牌”,这是一块由朝廷特制,前宽后窄、轮廓浑圆的乌木牙牌,上面有孔,是用来挂系腰间的,所以也称“腰牌”。
   近年的考古研究发现,从明代开始,“身份证”已经由官场向全社会扩散推广了,社会上的一些显贵也开始视持有“牙牌”“腰牌”为一种荣耀。明人陆容在《菽园杂记》中就有“凡在内府出入者,无论贵贱皆悬牌,以避嫌疑”的记载。可以想象,当时“牙牌”就像今天的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一样受到举国上下的推崇。
   清代时,牙牌少了,腰牌多了,而且腰牌上的个人信息更全面了:姓名、年龄、单位、职业、官衔等,高級点的腰牌居然还刻有持牌人的面部特征,即使腰牌丢失被他人捡到,也无法冒用。其“防伪手段”之高,可见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时,“身份证制度”发生了一次大变革——身份证明从腰间提到了头顶,官员除了用“腰牌”作为“身份证”之外,还发明了另一种“身份证”──顶子,即帽珠。这当然和清代的服饰有关。顶子的材质有宝石、珊瑚、水晶、玉石、金属等。阶层不同,帽珠的材质自然也不同:一品大员,帽珠为大红顶子;乡村秀才,帽珠为铜制顶子;普通老百姓无级无品,就用绸缎在脑袋上打个帽结。所以,人们在街上遇到了,只要一见对方头上的顶子,便知其“身份”了。为了抬高身份,一些富商便指钱使银“捐”个顶子,办个假“身份证”,于是一些影视作品中才有了“红顶商人”“红顶乡绅”的称谓。
          (摘自《华人时刊》2018年第12期)                    
论文来源:《幸福家庭》 2019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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